朱棣為什麼要鑄造一口鍾

⑴ 永樂大鍾是誰的專屬

皇帝朱棣的，建造於明朝永樂年間。

永樂大鍾，中國現存最大的青銅鍾。鑄造於明永樂年間，萬曆三十五年（1607年），大鍾被移到萬壽寺。清雍正十一年（1733）移置覺生寺（今稱大鍾寺）。銅鍾通高6.75米，鍾壁厚度不等，最厚處185毫米，最薄處94毫米，重約46噸。

鍾體內外遍鑄經文，共22.7萬字。銅鍾合金成分為：銅80.54%、錫16.40%、鉛1.12%，為泥范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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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樂年間，國家經濟與社會得到進一步鞏固和發展，全國統一形勢更加拓展和穩固，國力達到鼎盛，百姓安樂。

期間發生的重大事件包括遷都北京、鄭和下西洋、修纂《永樂大典》、設立內閣、疏通運河、威服蒙古、收復安南、盪平倭寇、鑄永樂大鍾等。

皇帝朱棣重視經濟，勤政愛民，善用人才，振興文化，曾言：「斯民小康，朕方與民同樂」。後世評價遠邁漢唐，尊稱為永樂大帝。

⑵ 永樂大鍾的歷史沿革

15世紀初葉，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後，營建京師有三大工程，即故宮、天壇、永樂大鍾。明成祖鑄造大鍾，是為宣揚「壯舉」。大鍾鑄好後，先掛在宮中，明萬曆年間移置萬壽寺，清雍正十一年移置覺生寺。
公元1420年前後，永樂大鍾鑄成，明成祖朱棣非常高興，他招集大臣商議鑄好的大鍾應該懸掛於何處。大臣們議論紛紛，其實明成祖的心裡早已有了主意，那就是要把大鍾懸掛於漢經廠。漢經廠位於紫禁城的邊上，屬於皇家宮殿群的一部分。明成祖選定漢經廠來懸掛大鍾，答案就在於永樂大鍾那23萬字的銘文上。明成祖朱棣戎馬一生，虔誠信佛。受父皇朱元璋的影響，朱棣推崇利用佛教來鞏固明王朝的統治。他曾下令：每遇重要節日，文武百官都要身披袈裟，像僧人一樣撞鍾誦經，完畢後再換上朝服。為了方便參拜，皇宮邊上修建了漢經廠並懸掛起了永樂大鍾。從此以後，漢經廠的鍾聲延綿不斷，曾有「晝夜撞擊，聲聞數十里，時遠時近，有異他鍾」的記載。然而好景不長，遷都北京僅四年明成祖病逝，仁宗繼位。漢經廠逐漸荒廢，永樂大鍾因為失去了明成祖這位知己，也沒了往日那洪亮的鍾聲，在孤燭冷寺里獨自承受著寒風露雨的寂寞。
公元1573年，明神宗朱翊鈞即位，改年號為萬曆。萬曆五年即公元1577年，北京西郊新的皇家寺院萬壽寺建成。萬曆皇帝想起了沉寂150多年的永樂大鍾。他下令，把漢經廠的永樂大鍾遷到萬壽寺，每天命六位僧人撞鍾。這樣永樂大鍾完成了它第二次搬遷，北京城裡再次響起了永樂大鍾延綿不絕的鍾聲。這一敲就是50多年，到了明天啟年間，北京城裡卻出現了這樣一種傳言，說城西有鍾聲會帶來災難。明熹宗朱由校害怕災難臨頭，就降旨，把大鍾卸了下來。從此，永樂大鍾的鍾聲再次遠離了北京城。
萬曆三十五年(1607年）永樂大鍾被移到西直門外萬壽寺懸掛起來，並為它專門建了一座方形鍾樓，每天由六個和尚專司撞鍾之職。據明人蔣一葵記述：「晝夜撞擊，聞聲數十里，其聲谹谹，時遠時近，有異它鍾。」永樂大鍾在萬壽寺懸掛了20年左右，到明末，人們看到它已經躺在地上了。
公元1644年，清軍入關，北京又成了清王朝的都城。戰亂頻繁、王朝更替，永樂大鍾靜靜地躺在萬壽寺里看著這物換星移的變遷。人們漸漸地把它遺忘了。
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北京城北的覺生寺建成。有一位大臣想起了萬壽寺里的永樂大鍾，就建議把永樂大鍾移至覺生寺。經過朝臣們的一番爭論，根據陰陽五行生剋之說，認為大鍾屬金，北方屬水，金水相生，因此，應該把它放在京城之北。於是雍正皇帝最後決定，將此鍾置放在地處「京城之乾方，圓明園之日方」的風水寶地覺生寺。雍正也聽說過永樂大鍾的故事，皇家大鍾豈容冷落，他立即頒旨遷大鍾至覺生寺。
乾隆八年（1743年），移鍾工程才完成。乾隆帝題「華嚴覺海」大匾高懸於鍾樓之上。為了懸掛這口大鍾，特地在寺後設計了一座兩層鍾樓，上層圓形，下層方形，樓內有梯盤旋而上。鍾樓上各面都有窗，因之裡面光線充足，能見度良好，可以清楚地看到鍾紐和鍾身頂部。懸鍾的架子，是用粗大的木樑製成，它的四柱頂部內傾以散力，結構合理，所以經過二百多年毫無傾斜、歪閃的跡象。為了減低鍾架的高度，在鍾的下方挖了一個深70公分的八角形坑穴，人們可以在坑裡觀看大鍾內壁的字跡。

⑶ 北京城九門八碘一口鍾」的典故

典故：
http://county.aweb.com.cn/2005/3/3/9313498.htm

「九門八點一口鍾」是關於北京「城鍾」的民間故事。「九門」是指老北京城最高大的城門正陽門及其左右的崇文門、宣武門，還有朝陽門、東直門、安定門、德勝門、西直門、阜成門。按老規矩，這九個城門，都應懸掛一個報鍾點的「點」，當聽到城中心鍾鼓樓「定更」(一更)和「亮更」(五更)的鍾聲時，各城門就打點關閉或開啟城門(「定更」後惟有西直門不關閉，為皇家運送玉泉山泉水的通道)。可是到了後來，就變成了「九門八點一口鍾」，有八個城門掛著點，崇文門卻掛著一口「城鍾」，這是怎麼回事呢？

相傳龍生九子，各有所長，但都未成龍。龍子之一「蒲牢」善吼，但起初它卻不分場合、地點，在北京城東南方亂吼亂叫。到了明朝，永樂皇帝朱棣派「軍師」姚廣孝來調教「蒲牢」。姚廣孝法號「道衍」，是出將入相的「大和尚」，他知道「蒲牢」的來歷和特長，認為還是把它鑄在鍾上最合適。以鍾為書，鍾以載道，姚廣孝曾奉永樂皇帝旨意鑄了一口遍身佛經的永樂大鍾，那口大鍾因為鍾鈕上都鑄滿了佛經，就沒有再鑄成龍形鍾鈕。這回正好，「蒲牢」不是在京城東南方鬧騰嗎，就把京城東南側崇文門的點摘了下來，換上鑄有「蒲牢」鍾鈕的這口「城鍾」。

說來也怪，自打崇文門換上了「蒲牢鍾」後，「蒲牢」再也不亂吼亂叫了。它一心一意為京城百姓效力，發出的聲音好聽而又洪亮，遠遠超過打點的聲音。「蒲牢鍾」的鍾聲還特別能夠通人情，聽到鍾聲的人，就像有人在耳邊說話一樣，而且鍾聲「說話」的對象也是一個人一個樣。「定更」的時候撞鍾，人們聽到的鍾聲，就是「關門！關門！」亮更時的鍾聲，就是「開門！開門！」崇文門曾是商人交稅的一道關口，商人們聽了，就是「交稅！交稅！」人們津津樂道，一傳十，十傳百，不少人專門前來崇文門聆聽「蒲牢鍾」鍾聲。恩愛夫妻來了，聽到的鍾聲就是「甜蜜！甜蜜！」秀才們來了，聽到的是「中榜！中榜！」官員們聽到的是「廉潔！廉潔！」做賊心虛的貪官聽了，就是「敗露！敗露！」勤勞的人聽了，是「可敬！可敬！」懶惰的人聽到的鍾聲是「幹活！幹活！」一口鍾怎麼能撞出這么多樣的鍾聲呢？

老人們常說：「撞鍾時許下一個心願，這時候的祝願最靈驗！」孔子也說過：「鍾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鍾聲則思武臣。」莫道傳說是傳說，往往理在傳說中。

崇文門在京城最高大城門——正陽門的東側，正陽門之西是宣武門。中國古代有個傳統，就是崇尚「以文興邦」。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核心代表了不同時期不同條件下的民族精神。封建社會條件下，人們追求幸福、平安地生活，他們痛恨貪官污吏，於是就有了反貪倡廉的精神。久而久之，把他們的這種追求變成一種口口相傳的民間傳說，附會在某人某物上，於是就有了這樣那樣的民間故事。民間故事不是信史，但其中反映出人們對生活、生命的鍾愛，對美好理想的追求，卻是真實可信的。

從「九門八點一口鍾」的傳說到鍾愛生活的情結來分析，一種充滿人文關懷的文化，要在多方面有利條件都具備時才能形成。鍾在這一傳說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我國歷史上有「同律度量衡」的傳統。鍾不僅是樂器，類似它的器物造型，還引申為量器和衡器中的部分器具。因此，鍾又有了「匯聚」的功能。「鍾者聚也」，也引申到美好愛情，出現了「一見鍾情」的成語。

如今，崇文門不在了，但作為象徵性國門的正陽門則比較完整地保存下來了，而中國鑄造響鍾的優秀傳統工藝，也隨著新類型響鍾的開發性保護，被保留了下來。我們一定要珍惜這些優秀的傳統文化。

⑷ 關於鍾的傳說都有什麼

自來鍾的傳說 長沙人有句俗話：「飛來石、自來鍾，嶽麓後山鐵蜈蚣」。 嶽麓山上有口大鍾，夾在雲麓宮旁一株古銀杏樹上。 傳說古時候，嶽麓山下有個老漁夫。他有一對聰明伶俐的女兒，一個叫金仙，一個叫水仙。她倆身材面貌長得一模一樣，除了老漁夫，誰也分不出哪個是姐，哪個是妹。 一天，老漁夫一早外出捕魚。到黃昏，兩姐妹還不見父親回來。她們來到江邊等待，忽見一船像飛一樣從上游駛來，從船上跳下幾個濃眉暴眼的強人，把她們拖到船上，送到皇帝的宮殿里。原來是皇後病了，想聽悠揚的鍾聲。皇帝從全國召來了許多名匠到皇宮來鑄鍾，可是鑄了幾個月都未鑄成，而皇後的病卻不斷加重。一位遊方法師，告訴皇帝要派人去到嶽麓山下江邊上，捉來兩個身材長得一模一樣的女孩，把她們放進爐內與鐵一起熔化，鍾就會鑄成，皇後的病也就會好。皇帝聽信了他的話，捉來了兩姐妹。可憐這金仙和水仙，被送到鑄作坊熔化了。說來也奇，那鍾果然鑄成了。將鍾一敲，便發出了悠揚哀怨的聲音。皇後聽了，病果然也好了。 再說老漁夫回家後,不見愛女，急得風風火火。找遍了嶽麓山也不見蹤影。老漁夫急瘋啦！他跑到湘江邊，對著白茫茫的江水哭訴，還是看不見女兒的蹤影。他一縱身跳進了大江。剎那間，平靜的江水咆哮起來，江水漫天漫地沖進皇宮，皇帝和皇後都被淹死了，那口大鍾也被卷進了波濤里。 幾天後，在嶽麓山的江岸邊，江水裡沖上一口大鍾和一位老人的屍體。人們把老漁夫埋葬在嶽麓山，那口大鍾也安放在他的墳墓上。不知又過了多少年，在他的墳墓上長出了一株銀杏樹，將鍾託了起來，縱橫交錯的樹枝將鍾夾得緊緊的，誰也不能再從樹上把鍾奪走了。 七寶梵鍾的傳說 相傳上海古代，吳淞江江潮洶涌，經常水患人家，老百姓稱這江潮為「霸王潮」。五代十國期間（907－979）吳越王錢繆是位賢君，主張「善事中華，保境安民」的治國理念。為解決「霸王潮」對老百姓的坑害，吳越王錢繆大興水利，並在吳淞江入海口的地方，疏浚開鑿了一條以吳越王姓氏命名的錢溪（現名走馬塘）。
吳越王錢繆尊崇吳越之地的西晉文壇泰斗「雲間二陸」的氣骨，平時又好佛傳經。當吳越王獲悉「雲間二陸」的家祠陸寶庵在吳淞江一帶曾遭幾次水患後，就將愛妃花了五年時間用金粉抄成的《妙法蓮花經》賜予了陸氏家祠。由於吳越方言「陸」和「六」讀音相同，陸寶庵與六寶庵諧音。然而佛教有金、銀、琥珀、珊瑚、硨磲、琉璃、瑪瑙七寶，佛教七寶蓄納了佛家凈土的光明與智慧，其蘊育著深刻的內涵，使之成為珠寶中的靈物。此庵名諧音正好為六寶，吳越王覺得其內涵不夠完美，於是就稱《妙法蓮花經》為「此乃一寶也」。吳妃道：「七寶善緣，得三寶而國泰，得七寶而民安，此乃陸寶的佛緣，菩薩的慈悲，大王的洪恩，吳越黎民的福緣也。」由此，「陸寶庵」改名「七寶寺」。
吳越王錢繆與愛妃走後，陸氏後人趕緊將金字《妙法蓮花經》供奉起來。正要禮香磕頭之際，來了一位遊方僧人，念叨：「七寶善哉，金字《妙法蓮花經》降福，天天須誦經9遍，108天後有祥雲。」遊方僧人說後，向金字《妙法蓮花經》禮佛後離去。陸氏後人不敢怠慢，尊崇著遊方僧人的教誨，天天禮佛誦經，不知不覺的到了108天。這天的拂曉，寺主被一陣洪亮而悠揚鍾聲驚醒，眼睛剛要睜開，一簇七彩的光芒撲面而來，隱約中見佛祖如來由天而降，並在東方有神樹村的地方弘法。此時此景的寺主似乎是在夢境中，等寺主從地上站起來時，已然是日出大地了。家人見狀問寺主為何匍匐拜禮？寺主曰：「遊方僧人顯靈了，我剛才夢見了佛主如來，並看見佛主如來飛往東方有神樹的地方。」整個村落沸騰了，當天中午在寺主的帶領下，一支虔誠地尋訪神樹村落的隊伍由西向東出發了。果真不出三十里地，就見蒲匯塘畔有兩株高聳的梓樹映入了尋訪者的眼簾。奇怪的是，此時這神樹村的戶主張澤正帶領著家口老小幾十號人在村口說是要接迎由西向東而來的貴客。二支隊伍未約奇遇後才知道，張澤也有晨夢佛緣之景。從此七寶寺就在蒲匯塘畔張澤的宅地上建寺弘法了。
七寶寺在蒲匯塘畔重建開光後的七天七夜暴雨與颶風不止，河水猛漲，來勢洶涌。第七天的午夜時分，天上突然劃過一道金光閃電，伴以驚雷炸響，轟隆一聲天上降下一物，不偏不倚正巧落在七寶教寺的寺廟大院內。與此同時，七寶教寺旁的香花浜中，也漂浮一物，直達寺門，鍠然有聲。
次日清晨，雨過天晴，鎮上的人們紛紛奔出家門，爭相到塘南去觀看天上降下的那尊高達丈余的鐵佛，教寺山門前護寺河上，浮著一隻重達近萬斤的巨銅梵鍾。
七寶教寺的方丈當即吩咐眾人，忙將氽來的銅鍾抬進了寺院。方長將鐵佛落座後，准備將梵鍾掛上鍾樓試音時，走來一位遊方高僧，他說：「請你們暫且不要使用，三天三夜後再撞鍾。」說罷，對鍾念念有詞片刻後離去。在場的人們議論紛紛，不知何解。
遊方僧人離去後，有個小沙彌好奇心切，拿起木魚，對鍾撞去，巨鍾立即發出一聲不同凡響的鍠然之聲，庄嚴深沉而悅耳，餘音繚繞，不絕如縷，令人肅然起敬。眾僧正在驚疑，只見那個方外游僧從外趕來，跌足而嘆：「這口鍾系以金、銀、銅、鐵、錫五金精英煉鑄而成，集五行天地之氣，避九曜之邪，五音悅耳悠長，本可聲聞千里，光耀萬里。如果你們三天後再敲鍾，則凡我所到之處，都可聞到鍾聲，光耀眾生。現在，我才走了20里，今後，這口鍾的鍾聲只能傳到20里方圓范圍內了。可惜啊，寶鍾！」說罷欲要離去。方長趕忙自責罪過，並問緣由。遊方僧人曰：「此口梵鍾經五金煉鑄後，又經聖水滋潤，至此還需三天三夜的靜能，才能五行平衡，達到五音洪樂，聲聞千里，光耀萬里，祥照眾生的梵音境界。可惜呀，要想此寶鍾再次顯世，除了要等一千年，還要有盛世功德。」說罷即悄然而去。
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七寶寺飛來佛和氽來鍾的消息傳到了皇上宋真宗的耳里。宋真宗大喜，因為大中祥符元年是天慶節，傳說這年有天書下降人間。皇帝下詔、賜額「七寶教寺」。從此「七寶寺」正式更名為「七寶教寺」，成為正宗的佛教禪林。此後香火日隆，寺院祥盛，當地也緣寺而日趨興旺，便隨之而得名「七寶鎮」。在這里「往來息節必趨，歲時期報必赴，公私會議必集，朔望鍾鼓必聞」。
同一年，七寶又有了金雞、玉斧、玉筷的傳說。從此七寶古鎮就有了名副其實、世代相傳的七件祥鎮之寶——飛來佛、氽來鍾、金字蓮花經、神樹、金雞、玉斧、玉筷。

七寶傳說流傳至今已有千年的歷史，雖說其所具有傳說的神奇色彩，但從它的內容里我們依然可以獲取許多有價值的史料。比如飛來佛與氽來鍾的傳說，即便這件事的真實性存有問題，但也可以反映當時七寶教寺那梵音繚繞、鍾磬清越的「郡東第一剎」之稱的歷史地位與一代名寺靜謐、神秘的佛家道場氣象。歷史記述這些似乎不具史實意義的傳聞，從神話學角度講，卻是一部難得的研究七寶歷史的文獻。因為，傳說也是一種歷史。
歷史與傳說大相輝映，而今傳說中的預言終逢千年時，是否也要期待遊方高僧再度顯身七寶，使七寶成為上海最有人文意味的懷古重鎮呢？遙想漢唐遺韻的七寶教寺，如今重溫蒲溪塘水的滔滔舊歷，金字蓮花經、古明鍾尚存，飛來佛、古銀杏重光，金雞、玉斧、玉筷還在無私值守著傳說中的七寶祥地。
公元1008年的大中祥符元年，開創了七寶傳奇的人文故事，使七寶火紅了800年。而今已是公元2008年，又逢千年的盛世國度，我們拿什麼來創造800年的火紅勝景？尋覓七寶明鍾之前的那個宋時千年傳說中神奇的氽來鍾吧，讓歷史神話再度傳奇……
挪鍾的傳說 凡是到過北京的人，都知道北京有個「鍾王」，這就是距離西直門只有四五里地的大鍾寺大鍾。這里不但有大鍾，而且鄉名也叫了「北京市海淀區大鍾寺鄉」，它是首都八大學院的近鄰。 大鍾寺正名叫「覺生寺」，覺生寺有個鍾樓，螺旋的梯子，站在樓上，和鍾鼻子一般高，好大的鍾樓，好大的鍾啦。大鍾寺嘛，大鍾不大還稱得起鍾王？這口鍾有多麼重呢？不多不少，整整是四十三公噸半——八萬七千斤，不算小了吧！覺生寺因為有了這口大鍾，覺生寺三個字，反倒被人忘掉了，連老北京人都有的說不上這三個字，都順口叫了大鍾寺。大鍾寺的大鍾，是在這里鑄的嗎？不是的。是從別處挪來的，關於挪這么重的大鍾，大夥兒嘴裡就傳說了這么一個故事： 這又是明朝永樂皇帝時候的事啦：燕王朱棣做了皇帝以後，老怕有人會推翻他的「寶座」，他為了「消滅」民間反抗的力量，就派軍師姚廣孝收集了老百姓的刀啦、槍啦的武器，鑄了一口重量八萬七千斤的大鍾，上面刻著全部「華嚴經」，說這樣，老百姓聽了鍾聲，就都不會反抗他啦。 這口大鍾，不知道因為什麼緣故，會沉到西直門外萬壽寺前面的長河的河底下去啦（這地方，在現在北京西郊動物園西邊一里多地，長河就是動物園、北京展覽館後面的那條河）。 經過了明朝，又經過了清朝前一百多年，始終誰也沒想到撈它，甚至誰也不知道有這么大的一口大鍾。這一天，誰也說不清是哪一天，忽然有個打魚的老漢，發現河底還埋著這么一口大鍾，當時就傳說開了，當然，不多的時候，也就會當做一件稀奇的事兒，傳到清朝皇帝的耳朵里去啦。 清朝皇帝知道了這件事，馬上給管工程的工部大官下了一道旨意，叫他們要把這口鍾打河底下撈出來，挪到覺生寺，修蓋一座大鍾樓懸掛這口大鍾。工部大官奉了皇帝的旨意，就派了一個監工員，幾個管工員，帶著工匠去撈鍾、挪鍾、掛鍾。鍾倒是打河底撈出來啦，掛鍾也不算是什麼太難的事，就是那八萬七千斤重的大鍾，怎麼樣能夠挪到五六里地以外的覺生寺去，真想不出好法子來。 夏天撈出來的鍾，快過了一個秋天，還想不出挪鍾的主意。工部大官就催監工員，監工員就催管工員，管工員就催工頭，工頭和工匠們，左想想右商量商量，也想不出好法子，真煩心透啦。到了九月天氣啦，外面下著小雨，工頭和工匠更愁煩啦，大夥湊起錢來，在窩棚（工棚）里喝悶酒兒。窩棚里只有一塊青條石，就當做了桌子，條石的一頭兒，坐著工頭，工匠們圍著這個石桌子坐著，從棚頂上往下漏水，漏水？還大得了挪鍾，所以大夥誰也不在乎漏水不漏水了。 石桌子這頭兒坐著的工頭，端起酒盅來，讓大夥喝酒，喝了好半天啦，工頭是越喝越煩，就對石桌那一頭的一個工匠說：「老李，你替我干一盅。」剛端起酒盅，就因為手上沾著有水，把酒盅滑倒啦，大夥兒都說：「可惜！糟踏一盅酒。」旁邊一個平常不愛說話，人都叫他「啞巴」的工匠說：「盅兒太滑，推過去就行啦。」大夥誰也沒理「啞巴」，仍然喝著悶酒。這當兒，忽然一個工匠蹦起來，拍著手說：「對！有啦。『啞巴』的話有理！」大夥問他嚷什麼，這個工匠說：「盅兒不就是鍾，它不是挺滑嗎？假如咱們打萬壽寺到覺生寺，開一條淺河，放上他一二尺水，凍上了冰，把鍾從冰上推過去，不就行了嗎！」大夥都說有理，大夥又核計了半天，第二天，就稟報了管工員。管工員一層層地報到工部大官，工部大官叫他們趕緊平地、挖槽、放水、結冰、滑鍾。八萬七千斤重的大鍾，就這樣打冰上滑到了覺生寺，現在那口大鍾，還在那鍾樓里掛著呢。 後來，有人想起這挪鍾的故事來，還說：「這出主意滑鍾的人，興許就是魯班爺。」 北京鍾的傳說「九門八點一口鍾」是關於北京「城鍾」的民間故事。「九門」是指老北京城最高大的城門正陽門及其左右的崇文門、宣武門，還有朝陽門、東直門、安定門、德勝門、西直門、阜成門。按老規矩，這九個城門，都應懸掛一個報鍾點的「點」，當聽到城中心鍾鼓樓「定更」（一更）和「亮更」（五更）的鍾聲時，各城門就打點關閉或開啟城門（「定更」後惟有西直門不關閉，為皇家運送玉泉山泉水的通道）。可是到了後來，就變成了「九門八點一口鍾」，有八個城門掛著點，崇文門卻掛著一口「城鍾」，這是怎麼回事呢？

相傳龍生九子，各有所長，但都未成龍。龍子之一「蒲牢」善吼，但起初它卻不分場合、地點，在北京城東南方亂吼亂叫。到了明朝，永樂皇帝朱棣派「軍師」姚廣孝來調教「蒲牢」。姚廣孝法號「道衍」，是出將入相的「大和尚」，他知道「蒲牢」的來歷和特長，認為還是把它鑄在鍾上最合適。以鍾為書，鍾以載道，姚廣孝曾奉永樂皇帝旨意鑄了一口遍身佛經的永樂大鍾，那口大鍾因為鍾鈕上都鑄滿了佛經，就沒有再鑄成龍形鍾鈕。這回正好，「蒲牢」不是在京城東南方鬧騰嗎，就把京城東南側崇文門的點摘了下來，換上鑄有「蒲牢」鍾鈕的這口「城鍾」。

說來也怪，自打崇文門換上了「蒲牢鍾」後，「蒲牢」再也不亂吼亂叫了。它一心一意為京城百姓效力，發出的聲音好聽而又洪亮，遠遠超過打點的聲音。「蒲牢鍾」的鍾聲還特別能夠通人情，聽到鍾聲的人，就像有人在耳邊說話一樣，而且鍾聲「說話」的對象也是一個人一個樣。「定更」的時候撞鍾，人們聽到的鍾聲，就是「關門！關門！」亮更時的鍾聲，就是「開門！開門！」崇文門曾是商人交稅的一道關口，商人們聽了，就是「交稅！交稅！」人們津津樂道，一傳十，十傳百，不少人專門前來崇文門聆聽「蒲牢鍾」鍾聲。恩愛夫妻來了，聽到的鍾聲就是「甜蜜！甜蜜！」秀才們來了，聽到的是「中榜！中榜！」官員們聽到的是「廉潔！廉潔！」做賊心虛的貪官聽了，就是「敗露！敗露！」勤勞的人聽了，是「可敬！可敬！」懶惰的人聽到的鍾聲是「幹活！幹活！」一口鍾怎麼能撞出這么多樣的鍾聲呢？

老人們常說：「撞鍾時許下一個心願，這時候的祝願最靈驗！」孔子也說過：「鍾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鍾聲則思武臣。」莫道傳說是傳說，往往理在傳說中。
從「九門八點一口鍾」的傳說到鍾愛生活的情結來分析，一種充滿人文關懷的文化，要在多方面有利條件都具備時才能形成。鍾在這一傳說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我國歷史上有「同律度量衡」的傳統。鍾不僅是樂器，類似它的器物造型，還引申為量器和衡器中的部分器具。因此，鍾又有了「匯聚」的功能。「鍾者聚也」，也引申到美好愛情，出現了「一見鍾情」的成語。

⑸ 永樂大鍾的鑄造原因

「懺悔」說源自乾隆皇帝所作《大鍾歌》中：「謹嚴難逃南史筆，懺悔詎賴佛寺鍾」。由於該詩系帝王所作，又刻碑立於覺生寺（即大鍾寺）永樂大鍾之東側，故「懺悔」說廣為流傳。殊不知這種說法是乾隆帝借題發揮，屬一廂情願的主觀臆斷，與史實有嚴重抵觸。
首先，在中國歷史上，宮廷政變屢見不鮮，可以說每次政變都是十分殘酷的，未見哪個因政變登基的帝王「懺悔」過。比較典型的如唐初秦王李世民不就是通過「玄武門之變」，殺兄弟逼父皇，剪除異己之後登上皇位的嗎?然而，他為政大有作為，創造了歷史上有名的「貞觀之治」，成為大唐盛世的主要開創者。明成祖當政後對唐太宗的許多做法和政策都贊許有加，並積極效法，由此觀之，明成祖何「懺悔」之有?他不僅從未因「靖難之役」而懺悔過，而且恰恰相反，他曾多次談到「靖難之役」的正當性。比如他在永樂十五年（1417）為刻在永樂大鍾上的御制《諸佛如來世尊菩薩尊者神僧名經》所作序文中說：「讒言君臣，誣毀善良，所造罪業，無量無邊。……今王法所誅皆不忠不孝之人，凶暴無賴，非化所遷。所以拔惡類，扶植善良，顯揚三寶，永隆佛教，廣利一切。」第二年，他在御制《姚少師神道碑》中又說：「及皇考賓天，而奸臣擅命，變革舊章，構為禍亂，危迫朕躬。朕惟宗社至重，匡救之責，時有所在……內難即平，社稷奠安。」《明太宗實錄》（卷12）說得更加直白：「建文中，信任奸回，以殘骨肉。朕於其時，迫於危禍，不得已起兵。賴天地祖宗之靈，克平內難雲雲。」
其次，負責監造永樂大鍾的僧錄司左善世姚廣孝在乾隆詩中兩次被提到：「晁謀弗善野戰龍，金川門開烈焰紅」和「道衍儼被榮將命，犍椎冶盡丹陽銅」。據此有學者認為姚廣孝因自己曾幫燕王朱棣策劃和指揮「靖難之役」而罪感深重，故有借鑄鍾「懺悔」之意。此說並無史實根據。雖然姚廣孝因「靖難之役」確曾遭到親、朋的冷遇和措詞嚴厲的譴責，但他並未因此消沉，而是仍然當他的「僧錄司左善世」，積極幫助永樂帝料理佛教事務，包括監制永樂大鍾和從事著述等，直到84歲逝世為止。
《明史·姚廣孝傳》說他「晚著《道余錄》，頗毀先儒。」其實不然，從《道余錄》的內容看，主要是調和儒、佛矛盾，批駁宋儒對佛教的指責，闡述了儒、佛基本精神的一致性。他認為佛教的「妙真如性」與程朱理學「道即是性」在性本體論上是一致的；他說：「佛願一切眾生皆成佛道，聖人言人人皆可以為堯舜。當知世間、出世間聖人之心未嘗不同也」；為了證明儒、佛在綱常倫理方面的一致性，他以大慧宗杲為例，說宗杲雖身在叢林，但不忘世事，積極從事抗金事業，「當時士林中稱其忠孝兩全」。姚廣孝如此立論，無非是想證明他一生的言行既符合佛教教義，又不悖於儒家學說，對其所作所為毫無「懺悔」之意。因此，他負責監造永樂大鍾不但不能解釋為是為「懺悔」罪過，而且恰恰相反，是為了使佛教「出世而致用」，為鞏固當朝統治服務。
第三、袁宏道《萬壽寺觀文皇舊鍾》詩中的「先皇舉手移天轂，無冠少師鬢發禿。已將周吼一齊周，更假釋梵庇冥族。」兩句詩不能作為「懺悔」說的證據。袁宏道乃萬曆二十年進士，當是正統觀念很強的人，他對道衍和尚及「靖難之役」頗具微辭是可以理解的，但他的觀點正確與否也要看有無事實根據。事實上，如前所述，明成祖令姚廣孝監制永樂大鍾之前，先對在靖難之役中被殺之人口誅筆伐一番，說他們是「凶暴無賴，非化所遷」的「不忠不孝之人」，他怎麼還可能以耗費巨資，鑄萬鈞佛鍾的方式去「庇護」這批「冥族」呢？因此，袁宏道之言也純屬摻雜著頑固的封建正統觀念和詩人想像成份在內的主觀臆測，不足為憑。
由上述可見，乾隆帝的「懺悔」說不能成立。那麼，明成祖令姚廣孝監制大鍾的真正意圖到底是什麼呢?我們認為，這應該到永樂大鍾的銘文和永樂帝的施政活動以及他的思想根源中去尋找，看其內心世界到底是怎樣產生的這些想法，然後才有可能正確地判斷其鑄鍾的真實意圖。 其實，明成祖鑄鍾意圖已明確地表述在御制《大明神咒迴向》當中了，它被鑄在大鍾東側下方大鍾「御制款識」附近非常容易看到的顯著位置，這是經過將23萬余字佛經銘文按「三進三出」的方式，精心排列的結果，我們推測其目的很可能是為了突出這一《迴向》文及其中心思想。
該《迴向》文的主要內容有：「惟願如來闡教宗，惟願大發慈悲念，惟願皇圖萬世隆，惟願國泰民安樂，惟願時豐五穀登，惟願人人盡忠孝，惟願華夷一文軌，惟願治世常太平，惟願人民登壽域，惟願災難悉清除，惟願盜賊自殄絕，惟願和氣作禎祥」，……「敬願大明永一統」。從銘文的內容和邏輯分析，應該說，前邊的所謂「十二大願」既被囊括在「敬願大明永一統」當中，又構成它的前提，因為如果這「十二大願」仰仗佛祖保佑和經過自身努力都實現了，就可順理成章地達到「大明永一統」的理想境界。
明成祖之所以煞費苦心御制《大明神咒迴向》並把「大明永一統」作為最終的理想追求，絕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政治和思想文化根源。
從政治上說，明成祖作為一個有作為的守成帝王，他必須要考慮以他所能想到並有能力加以實施的種種方式來鞏固和擴大由乃父朱元璋所創下的大明基業。早在永樂元年（1403）七月，他就命翰林侍讀學士解縉負責編纂大型類書，並要求：「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至於天文、地誌、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備輯為一書，毋厭浩繁」。第二年十一月，解縉等將所編圖書進上，明成祖經過仔細翻檢，發現「尚多未備」，於是又命姚廣孝、劉季篪和解縉等組織人力重修，於永樂五年（1407）完成，賜名為《永樂大典》並親制序文，其中說：「朕嗣承鴻基，勔思纘述，尚惟有大混一之時，必有一統之製作，所以齊政治而同風俗。序百王之傳，總歷代之典。……」可見編《永樂大典》是為了「齊政治」，「同風俗」，從而維護和鞏固有明大一統的局面。
明太祖在位時期，歷經30年的浴血奮戰和苦心經營，通過用兵和招撫等手段，逐步統一了全國的大部分地區：「東起朝鮮，西距吐蕃，南包安南，北距大磧，東西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南北一萬零九百四里。」初步奠定了明朝的疆域。但是，它在面積上遠不及漢、唐，西北尚未完全統一，北方還經常受到蒙元殘余勢力的威脅。明成祖奪得皇位之後，在加強中央集權，促進經濟發展，努力增強國力的基礎上，積極採取措施，拓展大明邊疆，試圖鞏固和擴大明朝多民族國家的統一。其中有成功的舉措如建立努爾干都司確立對東北地區的管轄；實行「改土歸流」，設立貴州布政司，加強對西南邊疆的治理；積極經營西北並設立哈密衛；通過派鄭和下西洋，踏察了南海諸島嶼，擴大了同海外幾十個國家的友好往來；冊封西藏各派宗教領袖並通過他們加強了對西藏的管理等。
這些舉措都充分表明，他維護和擴大「大明統一」，促進「華夷一文軌」的堅定信念以及他為實現這一信念所做的不懈努力。據楊榮：《後北征記》記載，他晚年於永樂二十、二十一、二十二年（1424）連續三次北征蒙古，試圖以武力征服之，但均無功而返。在最後一次北征的回師途中的一次宴會上，他回顧了太祖御制詞五章之後，舉杯感慨道：「此先帝垂諭創業守成之難，……朕嗣先帝鴻業兢兢焉，惟恐失墜。雖今軍旅之中，君臣杯酒之歡，不敢忘也。尚相與共勉之。」表明了他要光大「先帝鴻業」的心跡。不久，他就死在這次返師的途中。征服和統一蒙古的事業未竟，成了他終身的遺憾。因此，可以說，他當年鑄永樂大鍾不是為了別的，正是為了利用佛法對世人的感召力，來弘揚他統一中國的宏圖偉願。
明成祖之所以形成「大明永一統」的信念，其思想文化根源主要是儒家關於經過「修、齊、治、平」而達到「大一統」的理念。「大一統」思想首倡於孔子，他在《論語·季氏》中把春秋末年的「混亂」與西周時期的「秩序」加以比較：「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在這里，他又把「春秋」這個「天下無道」時期分為三個階段，即「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大夫出」和「陪臣執國命」，從而看出政權愈是下移，社會愈是混亂。因此，他主張建立象西周那樣的「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中央集權制的統一國家，認為只有這樣才能結束戰亂，恢復秩序。這雖然在形式上是「復古」，但骨子裡卻是要求實現國家統一。從漢代的董仲舒到宋代的程、朱理學均對孔子的「大一統」思想作過進一步的闡發，特別是朱熹，他通過對《大學》思想的解說，闡明了「大一統」觀念的具體內容和實現途徑，即所謂能容納儒家精髓的「三綱八目」。「三綱」是指明明德、親民和止於至善，概括了「大一統」的內容；「八目」包括：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和平天下，指明了實現「大一統」的途徑。
明成祖在為《五經大全》、《四書大全》和《性理大全》所作序文中說，要用孔孟之道和朱熹理學統一全國的思想，「使天下人獲睹經書之全，探見聖學之蘊。由是窮理以明道，立誠以達本，修之於身，行之於家，用之於國，而達之天下。使家不異政，國不殊俗，大回淳古之風，以紹先王之統……。」可見，他對「聖學」之底蘊理解得十分透徹，修身、齊家、治國的最終目的是「平天下」，是拓展祖宗基業，擴大統一范圍，是要實現「大明永一統」的理想境界。
正因為這些思想在他的頭腦中已經根深蒂固，所以在永樂十四年（1416）討論遷都和營建北京城的時候，有臣下奏言，稱北京為形勝之地，「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誠帝王萬世之都也」。他十分贊賞，並決定馬上開工營建北京城，為遷都做准備。可見，遷都北京正是他「控四夷，制天下」的關鍵舉措。因此，可以說，在遷都北京之際藉助弘揚佛法來宣傳以「大明永一統」為核心內容的施政綱領，才是他下令鑄造永樂大鍾的真實目的。 明成祖之所以以佛鍾為載體，把自己從局部到整體的政治理念與眾多經過精心編撰和篩選的佛經、咒語溶鑄在一起，這並非他憑空想出來的，而是順應元末明初中國佛教的發展狀況，並加以巧妙利用的結果。
佛教發源於公元前五、六世紀的古印度，大約在兩漢之際傳入中國，在以後漫長的傳播過程中，無論是傳入最早的漢傳佛教，還是公元六、七世紀傳入的藏傳佛教和南傳上座部佛教都逐漸與中國各地的傳統文化相融合，實現了佛教的中國化和民族化，成了在中國影響力最大的宗教之一。到了元末明初，由於元朝統治者出於鞏固統治的需要而大力崇佛，使佛教得到了超乎尋常的發展。早在至元二十八年（1291），「天下寺宇」就多達「四萬二千三百一十八區」，僧、尼有「二十一萬三千一百四十八人。」此後直至元末，仍然不斷地在全國各地增建和擴建寺院，或撥大量的土地、資金以扶植寺院經濟。這必然導致寺院和僧眾的進一步增加。據此可以推知，元末如此眾多的僧侶和密集的寺院，其所能影響的民間信徒，無疑將是一個十分巨大的數字。
元代佛教之所以出現寺院林立、僧團龐大和信徒眾多的情況，固然有元朝統治者過度崇佛的因素在起作用，但歸根到底是因為在當時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十分嚴重的歷史條件下，特別是元末戰亂的黑暗歲月里，廣大人民群眾因無法擺脫現實生活中的苦難，便紛紛到佛教中去尋求精神上的解脫，從而使佛教贏得了廣泛的信教群眾基礎。
這是新興的明朝統治者無法迴避和必須認真對待的現實。弄得好可以得到這一宗教群體的歸順和擁護，弄不好必將危及新興王朝的統治和穩定。這一點，朱元璋和朱棣都看得比較清楚。朱元璋在登基之初招攬「善世禪師」時就曾說過：「佛教肇興西土，流傳遍被華夷，善世凶頑，佐王綱而理道，今古崇瞻，由慈心而顧重。是故出三界而脫沉淪，永彰不滅，」認為：「景張佛教……人皆在家為善，安得不世之清泰。」朱棣在為重刻《法華經》、《金剛經》所作序文中也明確指出：佛教具有「陰翊王度」和「善世」之功能。
正因為朱元璋父子對佛教的發展狀況和佛教對鞏固政權的重要意義都有了較深刻的認識，所以在他們當了皇帝以後，對佛教都採取推崇、扶植、利用和控制的方針。這一方針以及一系列具體的政策、措施諸如禮遇名僧，頻舉法會，廣泛冊封藏傳佛教各派領袖，重建或修繕寺院，扶植寺院經濟，大量刊印佛典，通過限制發放度牒和僧侶數目、年齡以及實行考試制度等方式抑制僧侶數目的過快增長，防止濫竽充數，嚴禁寺院藏匿非法之徒和取締秘密宗教組織等。這些政策和措施，說到底都是為了在克服佛教負作用的基礎上，更有效、更充分地利用它的強大感召力、凝聚力和巨大的社會能量來為鞏固明朝統治服務。
上述方針、政策和具體措施的實行對促進明初50年的社會穩定，特別是西藏地區的穩定起到明顯的效果。在內地，有眾多著名高僧如紹興寶林寺別峰、杭州天竺寺東溟等等都率徒眾接受朝廷的禮遇和規范，趨之若鶩地參與朝廷頻頻舉辦的各種「大法會」，大力弘揚佛法，勸人一心向善。這些都對促進社會穩定大有幫助，使明初50年的政局比較穩定。永樂年間（1403～1424）除了1420年山東唐賽兒假白蓮教起義短時間就被鎮壓之外，沒有再出現較大的不穩定因素。在西藏，由於明成祖在太祖冊封藏傳佛教各宗派領袖為「國師」並加強同西藏地區「茶馬」貿易的基礎上，進一步實行了對西藏佛教各宗派大小首領加封「大法王」、「大國師」及「西天佛子」等名號的舉措，使他們「轉相導化，以共尊中國」，從而實現了「西陲宴然，終明之世無番寇之患」的安定局面。
永樂大鍾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著手鑄造的，其目的是進一步以寓政治目標於佛教的方式，利用人們信佛的心理和佛教由來已久的影響力及感召力來潛移默化地引導人們：只有自覺地奉行「三綱五常」的倫理准則，維護國家統一、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才能實現現世的安康幸福和對來世的美好憧憬。
首先，如前所述，永樂大鍾雖然在形式上是鑄滿經文、咒語的佛鍾，但它也絕不是單純為宣揚佛法，而是想藉助弘揚佛法來宣傳明成祖的政治主張和政治理想，也就是《大明神咒迴向》所表述的內容及其中心思想。在佛家看來，「迴向」一般是指以自己所修功德去教化人民，普度眾生，引導人們尊奉佛法，積德行善，最後修成正果，進入西方極樂世界。明成祖正是利用了這一點，他鑄鍾供養佛法，勸人為善，其最終目的是要利用佛法教化民眾，使之共同來維護明朝的「大一統」江山。
當然，唐宋以來有不少鑄有少量佛經、咒語或簡短吉祥祝語的佛鍾。但是，象永樂大鍾這樣把《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神僧名經》、《大明神咒迴向》、《妙法蓮華經》、《金剛般若波羅密經》、《佛說阿彌陀經》、《仁王護國陀羅尼經》、《佛頂大白傘蓋楞嚴陀羅尼經》、《般若波羅密多心經》等經文以及百餘種中、梵文咒語共23萬余字都和諧有序地鑄在如此碩大的鍾體上，而且以《大明神咒迴向》的形式把皇帝的施政綱領鑄到經文環繞的顯著位置，在歷史上則為僅見。
其次，把上述經文鑄到鍾上，勸人念佛向善，是想藉助佛教關於生死輪回和因果報應思想來維護儒家「三綱五常」的封建倫理觀念，從而達到鞏固明朝封建專制主義統治的目的。明成祖「御制」《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神僧名經》約13萬言，佔大鍾銘文的一多半，在鑄上大鍾之前，他還命人譜了曲，並向民間廣為散發，鼓動民眾念佛名求善報，目的是「朕統臨天下，夙夜拳拳，以化民務。」其內容主要是宣揚忠孝觀念和因果報應思想，鼓吹「孝弟忠信最為先」，「至孝在忠君」，並把忠孝觀念和因果報應結合起來，強調「不忠不孝即為大惡」，「天網恢恢，報應甚速」等等。正像他在該《佛名經》序中所說：「凡發善心稱贊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神僧名號者，即得種種善報，輕薄侮慢不敬不信者即得種種惡報……，所謂為善者，忠於君上，孝於父母，敬天地，奉祖宗，尊三寶，敬神明，遵王法，謹言行，愛惜物命，……如是則生享富貴，歿升天堂，受諸快樂。所謂為惡者，不忠於君，不孝於親，不敬天地，不奉祖宗，不尊三寶，不敬神明，不遵王法，不謹言行，殘害物命，……如是則生遭重遣，死墮地獄，受諸苦報。」
鑄《法華經》、《金剛經》等，其實質也是在利用佛教的因果報應思想來維護「三綱五常」。他在《金剛經》序中勸導世人說，想達智慧成正果，「覺路非遙，履之即至」，「惟盡心以忠於君，竭誠以孝於親，不虧六行（據《金剛三昧經》載，六行包括：十信行、十住行、十行行、十迴向行、十地行、等覺行。——引者），不犯五刑（中國古代的五種刑法，隋至清代指笞刑、杖刑、徒刑、流刑、死刑），不纏根塵，心無妄想，無所住著，即見本性，不離宗旨，又能持誦此經，勤行修習，當即證大乘。」
第三，把政治意圖和「綱常」倫理溶於佛教之中，再把這些鑄於千百年來對人們特別是對佛教信徒具有特殊感召力的佛鍾上，意在藉助佛鍾的傳播功能使自己的政治理念更加普及和更加深入人心。
佛鍾亦稱梵鍾，大約產生於東漢時期，因為這時圓形的報時鍾已廣泛用於民間，而佛教恰好在東漢時期廣泛在中國傳播，為了適應中國的國情，在原有犍稚的基礎上，採用當時流行的報時鍾的形式來警示僧眾和傳播梵音。按《長阿含五?尼沙經》的說法，梵音有五大特點：正直、和雅、清澈、深滿和遍周遠聞，故採用報時鍾來傳播梵音和弘揚佛法比木製的「犍稚」更能滿足這些要求。現存最早的佛鍾即南朝陳太建七年（575）鍾就是一口圓形鍾。在以後的發展中，為了更好的傳播梵音，人們不斷地改進圓形鍾的形態和鑄造方法，追求鍾聲的完美、莊重、悠揚和遠播，從而使鍾成了寺院不可缺少的法器，以至達到了「有寺必有鍾」的程度。
可見梵鍾是佛教與中國文化相結合的產物。由於它的功能除了作為起居作息和召集僧眾的信號之外，更主要的是傳播梵音、醒世弘法和拯救眾生。如唐朝和尚釋道世所撰《法苑珠林·鳴鍾部》所言：「洪鍾震響覺群生，聲遍十方無量土。含識群生普聞知，祓除眾生長夜苦。」又大鍾寺古鍾博物館所藏北宋熙寧十年（1077）所鑄銅鍾載有陰刻銘文：「增一阿含經雲，若打鍾願一切惡道並皆停止，得除五百億劫生死罪，雲雲。」受這些信念的影響，普通大眾對鍾聲的神奇功能也深信不疑，還編出了朗朗上口的歌謠在民間流傳，並把它鄭重其事地鑄到了鍾上：「聞鍾聲，煩惱輕，智慧長，菩提生，離地獄，出火坑，願成佛，度眾生。」
永樂帝正是適應和利用這種需要，在遷都北京之際動員了眾多能工巧匠的智力，耗費巨資鑄造了這口空前的寓政治理念於神祉的永樂大鍾。它承載著經過精心編撰的經文、咒語，一擊，「聲聞數十里」，字字皆音，達到了使「梵音」以其「正直、和雅、清澈、深滿」的谹谹之聲「遍周遠聞」的極至，意在使佛祖保佑他，信徒支持他，實現在《大明神咒迴向》中所提出的以「敬願大明永一統」為終極訴求的一系列政治理念。
因此可以說，永樂大鍾是寓政治於佛教的成功典範，是永樂帝利用佛教的一大創舉，也是留給我們的歷史文化遺產。從今天來看，剔除其封建專制主義的糟粕，宣傳其維護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社會穩定和謀求人民生活幸福的理念，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