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为什么要铸造一口钟

⑴ 永乐大钟是谁的专属

皇帝朱棣的，建造于明朝永乐年间。

永乐大钟，中国现存最大的青铜钟。铸造于明永乐年间，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大钟被移到万寿寺。清雍正十一年（1733）移置觉生寺（今称大钟寺）。铜钟通高6.75米，钟壁厚度不等，最厚处185毫米，最薄处94毫米，重约46吨。

钟体内外遍铸经文，共22.7万字。铜钟合金成分为：铜80.54%、锡16.40%、铅1.12%，为泥范铸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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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年间，国家经济与社会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全国统一形势更加拓展和稳固，国力达到鼎盛，百姓安乐。

期间发生的重大事件包括迁都北京、郑和下西洋、修纂《永乐大典》、设立内阁、疏通运河、威服蒙古、收复安南、荡平倭寇、铸永乐大钟等。

皇帝朱棣重视经济，勤政爱民，善用人才，振兴文化，曾言：“斯民小康，朕方与民同乐”。后世评价远迈汉唐，尊称为永乐大帝。

⑵ 永乐大钟的历史沿革

15世纪初叶，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营建京师有三大工程，即故宫、天坛、永乐大钟。明成祖铸造大钟，是为宣扬“壮举”。大钟铸好后，先挂在宫中，明万历年间移置万寿寺，清雍正十一年移置觉生寺。
公元1420年前后，永乐大钟铸成，明成祖朱棣非常高兴，他招集大臣商议铸好的大钟应该悬挂于何处。大臣们议论纷纷，其实明成祖的心里早已有了主意，那就是要把大钟悬挂于汉经厂。汉经厂位于紫禁城的边上，属于皇家宫殿群的一部分。明成祖选定汉经厂来悬挂大钟，答案就在于永乐大钟那23万字的铭文上。明成祖朱棣戎马一生，虔诚信佛。受父皇朱元璋的影响，朱棣推崇利用佛教来巩固明王朝的统治。他曾下令：每遇重要节日，文武百官都要身披袈裟，像僧人一样撞钟诵经，完毕后再换上朝服。为了方便参拜，皇宫边上修建了汉经厂并悬挂起了永乐大钟。从此以后，汉经厂的钟声延绵不断，曾有“昼夜撞击，声闻数十里，时远时近，有异他钟”的记载。然而好景不长，迁都北京仅四年明成祖病逝，仁宗继位。汉经厂逐渐荒废，永乐大钟因为失去了明成祖这位知己，也没了往日那洪亮的钟声，在孤烛冷寺里独自承受着寒风露雨的寂寞。
公元1573年，明神宗朱翊钧即位，改年号为万历。万历五年即公元1577年，北京西郊新的皇家寺院万寿寺建成。万历皇帝想起了沉寂150多年的永乐大钟。他下令，把汉经厂的永乐大钟迁到万寿寺，每天命六位僧人撞钟。这样永乐大钟完成了它第二次搬迁，北京城里再次响起了永乐大钟延绵不绝的钟声。这一敲就是50多年，到了明天启年间，北京城里却出现了这样一种传言，说城西有钟声会带来灾难。明熹宗朱由校害怕灾难临头，就降旨，把大钟卸了下来。从此，永乐大钟的钟声再次远离了北京城。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永乐大钟被移到西直门外万寿寺悬挂起来，并为它专门建了一座方形钟楼，每天由六个和尚专司撞钟之职。据明人蒋一葵记述：“昼夜撞击，闻声数十里，其声谹谹，时远时近，有异它钟。”永乐大钟在万寿寺悬挂了20年左右，到明末，人们看到它已经躺在地上了。
公元1644年，清军入关，北京又成了清王朝的都城。战乱频繁、王朝更替，永乐大钟静静地躺在万寿寺里看着这物换星移的变迁。人们渐渐地把它遗忘了。
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北京城北的觉生寺建成。有一位大臣想起了万寿寺里的永乐大钟，就建议把永乐大钟移至觉生寺。经过朝臣们的一番争论，根据阴阳五行生克之说，认为大钟属金，北方属水，金水相生，因此，应该把它放在京城之北。于是雍正皇帝最后决定，将此钟置放在地处“京城之乾方，圆明园之日方”的风水宝地觉生寺。雍正也听说过永乐大钟的故事，皇家大钟岂容冷落，他立即颁旨迁大钟至觉生寺。
乾隆八年（1743年），移钟工程才完成。乾隆帝题“华严觉海”大匾高悬于钟楼之上。为了悬挂这口大钟，特地在寺后设计了一座两层钟楼，上层圆形，下层方形，楼内有梯盘旋而上。钟楼上各面都有窗，因之里面光线充足，能见度良好，可以清楚地看到钟纽和钟身顶部。悬钟的架子，是用粗大的木梁制成，它的四柱顶部内倾以散力，结构合理，所以经过二百多年毫无倾斜、歪闪的迹象。为了减低钟架的高度，在钟的下方挖了一个深70公分的八角形坑穴，人们可以在坑里观看大钟内壁的字迹。

⑶ 北京城九门八碘一口钟”的典故

典故：
http://county.aweb.com.cn/2005/3/3/9313498.htm

“九门八点一口钟”是关于北京“城钟”的民间故事。“九门”是指老北京城最高大的城门正阳门及其左右的崇文门、宣武门，还有朝阳门、东直门、安定门、德胜门、西直门、阜成门。按老规矩，这九个城门，都应悬挂一个报钟点的“点”，当听到城中心钟鼓楼“定更”(一更)和“亮更”(五更)的钟声时，各城门就打点关闭或开启城门(“定更”后惟有西直门不关闭，为皇家运送玉泉山泉水的通道)。可是到了后来，就变成了“九门八点一口钟”，有八个城门挂着点，崇文门却挂着一口“城钟”，这是怎么回事呢？

相传龙生九子，各有所长，但都未成龙。龙子之一“蒲牢”善吼，但起初它却不分场合、地点，在北京城东南方乱吼乱叫。到了明朝，永乐皇帝朱棣派“军师”姚广孝来调教“蒲牢”。姚广孝法号“道衍”，是出将入相的“大和尚”，他知道“蒲牢”的来历和特长，认为还是把它铸在钟上最合适。以钟为书，钟以载道，姚广孝曾奉永乐皇帝旨意铸了一口遍身佛经的永乐大钟，那口大钟因为钟钮上都铸满了佛经，就没有再铸成龙形钟钮。这回正好，“蒲牢”不是在京城东南方闹腾吗，就把京城东南侧崇文门的点摘了下来，换上铸有“蒲牢”钟钮的这口“城钟”。

说来也怪，自打崇文门换上了“蒲牢钟”后，“蒲牢”再也不乱吼乱叫了。它一心一意为京城百姓效力，发出的声音好听而又洪亮，远远超过打点的声音。“蒲牢钟”的钟声还特别能够通人情，听到钟声的人，就像有人在耳边说话一样，而且钟声“说话”的对象也是一个人一个样。“定更”的时候撞钟，人们听到的钟声，就是“关门！关门！”亮更时的钟声，就是“开门！开门！”崇文门曾是商人交税的一道关口，商人们听了，就是“交税！交税！”人们津津乐道，一传十，十传百，不少人专门前来崇文门聆听“蒲牢钟”钟声。恩爱夫妻来了，听到的钟声就是“甜蜜！甜蜜！”秀才们来了，听到的是“中榜！中榜！”官员们听到的是“廉洁！廉洁！”做贼心虚的贪官听了，就是“败露！败露！”勤劳的人听了，是“可敬！可敬！”懒惰的人听到的钟声是“干活！干活！”一口钟怎么能撞出这么多样的钟声呢？

老人们常说：“撞钟时许下一个心愿，这时候的祝愿最灵验！”孔子也说过：“钟声铿铿以立号，号以立横，横以立武，君子听钟声则思武臣。”莫道传说是传说，往往理在传说中。

崇文门在京城最高大城门——正阳门的东侧，正阳门之西是宣武门。中国古代有个传统，就是崇尚“以文兴邦”。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代表了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的民族精神。封建社会条件下，人们追求幸福、平安地生活，他们痛恨贪官污吏，于是就有了反贪倡廉的精神。久而久之，把他们的这种追求变成一种口口相传的民间传说，附会在某人某物上，于是就有了这样那样的民间故事。民间故事不是信史，但其中反映出人们对生活、生命的钟爱，对美好理想的追求，却是真实可信的。

从“九门八点一口钟”的传说到钟爱生活的情结来分析，一种充满人文关怀的文化，要在多方面有利条件都具备时才能形成。钟在这一传说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我国历史上有“同律度量衡”的传统。钟不仅是乐器，类似它的器物造型，还引申为量器和衡器中的部分器具。因此，钟又有了“汇聚”的功能。“钟者聚也”，也引申到美好爱情，出现了“一见钟情”的成语。

如今，崇文门不在了，但作为象征性国门的正阳门则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了，而中国铸造响钟的优秀传统工艺，也随着新类型响钟的开发性保护，被保留了下来。我们一定要珍惜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

⑷ 关于钟的传说都有什么

自来钟的传说 长沙人有句俗话：“飞来石、自来钟，岳麓后山铁蜈蚣”。 岳麓山上有口大钟，夹在云麓宫旁一株古银杏树上。 传说古时候，岳麓山下有个老渔夫。他有一对聪明伶俐的女儿，一个叫金仙，一个叫水仙。她俩身材面貌长得一模一样，除了老渔夫，谁也分不出哪个是姐，哪个是妹。 一天，老渔夫一早外出捕鱼。到黄昏，两姐妹还不见父亲回来。她们来到江边等待，忽见一船像飞一样从上游驶来，从船上跳下几个浓眉暴眼的强人，把她们拖到船上，送到皇帝的宫殿里。原来是皇后病了，想听悠扬的钟声。皇帝从全国召来了许多名匠到皇宫来铸钟，可是铸了几个月都未铸成，而皇后的病却不断加重。一位游方法师，告诉皇帝要派人去到岳麓山下江边上，捉来两个身材长得一模一样的女孩，把她们放进炉内与铁一起熔化，钟就会铸成，皇后的病也就会好。皇帝听信了他的话，捉来了两姐妹。可怜这金仙和水仙，被送到铸作坊熔化了。说来也奇，那钟果然铸成了。将钟一敲，便发出了悠扬哀怨的声音。皇后听了，病果然也好了。 再说老渔夫回家后,不见爱女，急得风风火火。找遍了岳麓山也不见踪影。老渔夫急疯啦！他跑到湘江边，对着白茫茫的江水哭诉，还是看不见女儿的踪影。他一纵身跳进了大江。刹那间，平静的江水咆哮起来，江水漫天漫地冲进皇宫，皇帝和皇后都被淹死了，那口大钟也被卷进了波涛里。 几天后，在岳麓山的江岸边，江水里冲上一口大钟和一位老人的尸体。人们把老渔夫埋葬在岳麓山，那口大钟也安放在他的坟墓上。不知又过了多少年，在他的坟墓上长出了一株银杏树，将钟托了起来，纵横交错的树枝将钟夹得紧紧的，谁也不能再从树上把钟夺走了。 七宝梵钟的传说 相传上海古代，吴淞江江潮汹涌，经常水患人家，老百姓称这江潮为“霸王潮”。五代十国期间（907－979）吴越王钱缪是位贤君，主张“善事中华，保境安民”的治国理念。为解决“霸王潮”对老百姓的坑害，吴越王钱缪大兴水利，并在吴淞江入海口的地方，疏浚开凿了一条以吴越王姓氏命名的钱溪（现名走马塘）。
吴越王钱缪尊崇吴越之地的西晋文坛泰斗“云间二陆”的气骨，平时又好佛传经。当吴越王获悉“云间二陆”的家祠陆宝庵在吴淞江一带曾遭几次水患后，就将爱妃花了五年时间用金粉抄成的《妙法莲花经》赐予了陆氏家祠。由于吴越方言“陆”和“六”读音相同，陆宝庵与六宝庵谐音。然而佛教有金、银、琥珀、珊瑚、砗磲、琉璃、玛瑙七宝，佛教七宝蓄纳了佛家净土的光明与智慧，其蕴育着深刻的内涵，使之成为珠宝中的灵物。此庵名谐音正好为六宝，吴越王觉得其内涵不够完美，于是就称《妙法莲花经》为“此乃一宝也”。吴妃道：“七宝善缘，得三宝而国泰，得七宝而民安，此乃陆宝的佛缘，菩萨的慈悲，大王的洪恩，吴越黎民的福缘也。”由此，“陆宝庵”改名“七宝寺”。
吴越王钱缪与爱妃走后，陆氏后人赶紧将金字《妙法莲花经》供奉起来。正要礼香磕头之际，来了一位游方僧人，念叨：“七宝善哉，金字《妙法莲花经》降福，天天须诵经9遍，108天后有祥云。”游方僧人说后，向金字《妙法莲花经》礼佛后离去。陆氏后人不敢怠慢，尊崇着游方僧人的教诲，天天礼佛诵经，不知不觉的到了108天。这天的拂晓，寺主被一阵洪亮而悠扬钟声惊醒，眼睛刚要睁开，一簇七彩的光芒扑面而来，隐约中见佛祖如来由天而降，并在东方有神树村的地方弘法。此时此景的寺主似乎是在梦境中，等寺主从地上站起来时，已然是日出大地了。家人见状问寺主为何匍匐拜礼？寺主曰：“游方僧人显灵了，我刚才梦见了佛主如来，并看见佛主如来飞往东方有神树的地方。”整个村落沸腾了，当天中午在寺主的带领下，一支虔诚地寻访神树村落的队伍由西向东出发了。果真不出三十里地，就见蒲汇塘畔有两株高耸的梓树映入了寻访者的眼帘。奇怪的是，此时这神树村的户主张泽正带领着家口老小几十号人在村口说是要接迎由西向东而来的贵客。二支队伍未约奇遇后才知道，张泽也有晨梦佛缘之景。从此七宝寺就在蒲汇塘畔张泽的宅地上建寺弘法了。
七宝寺在蒲汇塘畔重建开光后的七天七夜暴雨与飓风不止，河水猛涨，来势汹涌。第七天的午夜时分，天上突然划过一道金光闪电，伴以惊雷炸响，轰隆一声天上降下一物，不偏不倚正巧落在七宝教寺的寺庙大院内。与此同时，七宝教寺旁的香花浜中，也漂浮一物，直达寺门，锽然有声。
次日清晨，雨过天晴，镇上的人们纷纷奔出家门，争相到塘南去观看天上降下的那尊高达丈余的铁佛，教寺山门前护寺河上，浮着一只重达近万斤的巨铜梵钟。
七宝教寺的方丈当即吩咐众人，忙将氽来的铜钟抬进了寺院。方长将铁佛落座后，准备将梵钟挂上钟楼试音时，走来一位游方高僧，他说：“请你们暂且不要使用，三天三夜后再撞钟。”说罢，对钟念念有词片刻后离去。在场的人们议论纷纷，不知何解。
游方僧人离去后，有个小沙弥好奇心切，拿起木鱼，对钟撞去，巨钟立即发出一声不同凡响的锽然之声，庄严深沉而悦耳，余音缭绕，不绝如缕，令人肃然起敬。众僧正在惊疑，只见那个方外游僧从外赶来，跌足而叹：“这口钟系以金、银、铜、铁、锡五金精英炼铸而成，集五行天地之气，避九曜之邪，五音悦耳悠长，本可声闻千里，光耀万里。如果你们三天后再敲钟，则凡我所到之处，都可闻到钟声，光耀众生。现在，我才走了20里，今后，这口钟的钟声只能传到20里方圆范围内了。可惜啊，宝钟！”说罢欲要离去。方长赶忙自责罪过，并问缘由。游方僧人曰：“此口梵钟经五金炼铸后，又经圣水滋润，至此还需三天三夜的静能，才能五行平衡，达到五音洪乐，声闻千里，光耀万里，祥照众生的梵音境界。可惜呀，要想此宝钟再次显世，除了要等一千年，还要有盛世功德。”说罢即悄然而去。
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七宝寺飞来佛和氽来钟的消息传到了皇上宋真宗的耳里。宋真宗大喜，因为大中祥符元年是天庆节，传说这年有天书下降人间。皇帝下诏、赐额“七宝教寺”。从此“七宝寺”正式更名为“七宝教寺”，成为正宗的佛教禅林。此后香火日隆，寺院祥盛，当地也缘寺而日趋兴旺，便随之而得名“七宝镇”。在这里“往来息节必趋，岁时期报必赴，公私会议必集，朔望钟鼓必闻”。
同一年，七宝又有了金鸡、玉斧、玉筷的传说。从此七宝古镇就有了名副其实、世代相传的七件祥镇之宝——飞来佛、氽来钟、金字莲花经、神树、金鸡、玉斧、玉筷。

七宝传说流传至今已有千年的历史，虽说其所具有传说的神奇色彩，但从它的内容里我们依然可以获取许多有价值的史料。比如飞来佛与氽来钟的传说，即便这件事的真实性存有问题，但也可以反映当时七宝教寺那梵音缭绕、钟磬清越的“郡东第一刹”之称的历史地位与一代名寺静谧、神秘的佛家道场气象。历史记述这些似乎不具史实意义的传闻，从神话学角度讲，却是一部难得的研究七宝历史的文献。因为，传说也是一种历史。
历史与传说大相辉映，而今传说中的预言终逢千年时，是否也要期待游方高僧再度显身七宝，使七宝成为上海最有人文意味的怀古重镇呢？遥想汉唐遗韵的七宝教寺，如今重温蒲溪塘水的滔滔旧历，金字莲花经、古明钟尚存，飞来佛、古银杏重光，金鸡、玉斧、玉筷还在无私值守着传说中的七宝祥地。
公元1008年的大中祥符元年，开创了七宝传奇的人文故事，使七宝火红了800年。而今已是公元2008年，又逢千年的盛世国度，我们拿什么来创造800年的火红胜景？寻觅七宝明钟之前的那个宋时千年传说中神奇的氽来钟吧，让历史神话再度传奇……
挪钟的传说 凡是到过北京的人，都知道北京有个“钟王”，这就是距离西直门只有四五里地的大钟寺大钟。这里不但有大钟，而且乡名也叫了“北京市海淀区大钟寺乡”，它是首都八大学院的近邻。 大钟寺正名叫“觉生寺”，觉生寺有个钟楼，螺旋的梯子，站在楼上，和钟鼻子一般高，好大的钟楼，好大的钟啦。大钟寺嘛，大钟不大还称得起钟王？这口钟有多么重呢？不多不少，整整是四十三公吨半——八万七千斤，不算小了吧！觉生寺因为有了这口大钟，觉生寺三个字，反倒被人忘掉了，连老北京人都有的说不上这三个字，都顺口叫了大钟寺。大钟寺的大钟，是在这里铸的吗？不是的。是从别处挪来的，关于挪这么重的大钟，大伙儿嘴里就传说了这么一个故事： 这又是明朝永乐皇帝时候的事啦：燕王朱棣做了皇帝以后，老怕有人会推翻他的“宝座”，他为了“消灭”民间反抗的力量，就派军师姚广孝收集了老百姓的刀啦、枪啦的武器，铸了一口重量八万七千斤的大钟，上面刻着全部“华严经”，说这样，老百姓听了钟声，就都不会反抗他啦。 这口大钟，不知道因为什么缘故，会沉到西直门外万寿寺前面的长河的河底下去啦（这地方，在现在北京西郊动物园西边一里多地，长河就是动物园、北京展览馆后面的那条河）。 经过了明朝，又经过了清朝前一百多年，始终谁也没想到捞它，甚至谁也不知道有这么大的一口大钟。这一天，谁也说不清是哪一天，忽然有个打鱼的老汉，发现河底还埋着这么一口大钟，当时就传说开了，当然，不多的时候，也就会当做一件稀奇的事儿，传到清朝皇帝的耳朵里去啦。 清朝皇帝知道了这件事，马上给管工程的工部大官下了一道旨意，叫他们要把这口钟打河底下捞出来，挪到觉生寺，修盖一座大钟楼悬挂这口大钟。工部大官奉了皇帝的旨意，就派了一个监工员，几个管工员，带着工匠去捞钟、挪钟、挂钟。钟倒是打河底捞出来啦，挂钟也不算是什么太难的事，就是那八万七千斤重的大钟，怎么样能够挪到五六里地以外的觉生寺去，真想不出好法子来。 夏天捞出来的钟，快过了一个秋天，还想不出挪钟的主意。工部大官就催监工员，监工员就催管工员，管工员就催工头，工头和工匠们，左想想右商量商量，也想不出好法子，真烦心透啦。到了九月天气啦，外面下着小雨，工头和工匠更愁烦啦，大伙凑起钱来，在窝棚（工棚）里喝闷酒儿。窝棚里只有一块青条石，就当做了桌子，条石的一头儿，坐着工头，工匠们围着这个石桌子坐着，从棚顶上往下漏水，漏水？还大得了挪钟，所以大伙谁也不在乎漏水不漏水了。 石桌子这头儿坐着的工头，端起酒盅来，让大伙喝酒，喝了好半天啦，工头是越喝越烦，就对石桌那一头的一个工匠说：“老李，你替我干一盅。”刚端起酒盅，就因为手上沾着有水，把酒盅滑倒啦，大伙儿都说：“可惜！糟踏一盅酒。”旁边一个平常不爱说话，人都叫他“哑巴”的工匠说：“盅儿太滑，推过去就行啦。”大伙谁也没理“哑巴”，仍然喝着闷酒。这当儿，忽然一个工匠蹦起来，拍着手说：“对！有啦。‘哑巴’的话有理！”大伙问他嚷什么，这个工匠说：“盅儿不就是钟，它不是挺滑吗？假如咱们打万寿寺到觉生寺，开一条浅河，放上他一二尺水，冻上了冰，把钟从冰上推过去，不就行了吗！”大伙都说有理，大伙又核计了半天，第二天，就禀报了管工员。管工员一层层地报到工部大官，工部大官叫他们赶紧平地、挖槽、放水、结冰、滑钟。八万七千斤重的大钟，就这样打冰上滑到了觉生寺，现在那口大钟，还在那钟楼里挂着呢。 后来，有人想起这挪钟的故事来，还说：“这出主意滑钟的人，兴许就是鲁班爷。” 北京钟的传说“九门八点一口钟”是关于北京“城钟”的民间故事。“九门”是指老北京城最高大的城门正阳门及其左右的崇文门、宣武门，还有朝阳门、东直门、安定门、德胜门、西直门、阜成门。按老规矩，这九个城门，都应悬挂一个报钟点的“点”，当听到城中心钟鼓楼“定更”（一更）和“亮更”（五更）的钟声时，各城门就打点关闭或开启城门（“定更”后惟有西直门不关闭，为皇家运送玉泉山泉水的通道）。可是到了后来，就变成了“九门八点一口钟”，有八个城门挂着点，崇文门却挂着一口“城钟”，这是怎么回事呢？

相传龙生九子，各有所长，但都未成龙。龙子之一“蒲牢”善吼，但起初它却不分场合、地点，在北京城东南方乱吼乱叫。到了明朝，永乐皇帝朱棣派“军师”姚广孝来调教“蒲牢”。姚广孝法号“道衍”，是出将入相的“大和尚”，他知道“蒲牢”的来历和特长，认为还是把它铸在钟上最合适。以钟为书，钟以载道，姚广孝曾奉永乐皇帝旨意铸了一口遍身佛经的永乐大钟，那口大钟因为钟钮上都铸满了佛经，就没有再铸成龙形钟钮。这回正好，“蒲牢”不是在京城东南方闹腾吗，就把京城东南侧崇文门的点摘了下来，换上铸有“蒲牢”钟钮的这口“城钟”。

说来也怪，自打崇文门换上了“蒲牢钟”后，“蒲牢”再也不乱吼乱叫了。它一心一意为京城百姓效力，发出的声音好听而又洪亮，远远超过打点的声音。“蒲牢钟”的钟声还特别能够通人情，听到钟声的人，就像有人在耳边说话一样，而且钟声“说话”的对象也是一个人一个样。“定更”的时候撞钟，人们听到的钟声，就是“关门！关门！”亮更时的钟声，就是“开门！开门！”崇文门曾是商人交税的一道关口，商人们听了，就是“交税！交税！”人们津津乐道，一传十，十传百，不少人专门前来崇文门聆听“蒲牢钟”钟声。恩爱夫妻来了，听到的钟声就是“甜蜜！甜蜜！”秀才们来了，听到的是“中榜！中榜！”官员们听到的是“廉洁！廉洁！”做贼心虚的贪官听了，就是“败露！败露！”勤劳的人听了，是“可敬！可敬！”懒惰的人听到的钟声是“干活！干活！”一口钟怎么能撞出这么多样的钟声呢？

老人们常说：“撞钟时许下一个心愿，这时候的祝愿最灵验！”孔子也说过：“钟声铿铿以立号，号以立横，横以立武，君子听钟声则思武臣。”莫道传说是传说，往往理在传说中。
从“九门八点一口钟”的传说到钟爱生活的情结来分析，一种充满人文关怀的文化，要在多方面有利条件都具备时才能形成。钟在这一传说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我国历史上有“同律度量衡”的传统。钟不仅是乐器，类似它的器物造型，还引申为量器和衡器中的部分器具。因此，钟又有了“汇聚”的功能。“钟者聚也”，也引申到美好爱情，出现了“一见钟情”的成语。

⑸ 永乐大钟的铸造原因

“忏悔”说源自乾隆皇帝所作《大钟歌》中：“谨严难逃南史笔，忏悔讵赖佛寺钟”。由于该诗系帝王所作，又刻碑立于觉生寺（即大钟寺）永乐大钟之东侧，故“忏悔”说广为流传。殊不知这种说法是乾隆帝借题发挥，属一厢情愿的主观臆断，与史实有严重抵触。
首先，在中国历史上，宫廷政变屡见不鲜，可以说每次政变都是十分残酷的，未见哪个因政变登基的帝王“忏悔”过。比较典型的如唐初秦王李世民不就是通过“玄武门之变”，杀兄弟逼父皇，剪除异己之后登上皇位的吗?然而，他为政大有作为，创造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成为大唐盛世的主要开创者。明成祖当政后对唐太宗的许多做法和政策都赞许有加，并积极效法，由此观之，明成祖何“忏悔”之有?他不仅从未因“靖难之役”而忏悔过，而且恰恰相反，他曾多次谈到“靖难之役”的正当性。比如他在永乐十五年（1417）为刻在永乐大钟上的御制《诸佛如来世尊菩萨尊者神僧名经》所作序文中说：“谗言君臣，诬毁善良，所造罪业，无量无边。……今王法所诛皆不忠不孝之人，凶暴无赖，非化所迁。所以拔恶类，扶植善良，显扬三宝，永隆佛教，广利一切。”第二年，他在御制《姚少师神道碑》中又说：“及皇考宾天，而奸臣擅命，变革旧章，构为祸乱，危迫朕躬。朕惟宗社至重，匡救之责，时有所在……内难即平，社稷奠安。”《明太宗实录》（卷12）说得更加直白：“建文中，信任奸回，以残骨肉。朕于其时，迫于危祸，不得已起兵。赖天地祖宗之灵，克平内难云云。”
其次，负责监造永乐大钟的僧录司左善世姚广孝在乾隆诗中两次被提到：“晁谋弗善野战龙，金川门开烈焰红”和“道衍俨被荣将命，犍椎冶尽丹阳铜”。据此有学者认为姚广孝因自己曾帮燕王朱棣策划和指挥“靖难之役”而罪感深重，故有借铸钟“忏悔”之意。此说并无史实根据。虽然姚广孝因“靖难之役”确曾遭到亲、朋的冷遇和措词严厉的谴责，但他并未因此消沉，而是仍然当他的“僧录司左善世”，积极帮助永乐帝料理佛教事务，包括监制永乐大钟和从事著述等，直到84岁逝世为止。
《明史·姚广孝传》说他“晚著《道余录》，颇毁先儒。”其实不然，从《道余录》的内容看，主要是调和儒、佛矛盾，批驳宋儒对佛教的指责，阐述了儒、佛基本精神的一致性。他认为佛教的“妙真如性”与程朱理学“道即是性”在性本体论上是一致的；他说：“佛愿一切众生皆成佛道，圣人言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当知世间、出世间圣人之心未尝不同也”；为了证明儒、佛在纲常伦理方面的一致性，他以大慧宗杲为例，说宗杲虽身在丛林，但不忘世事，积极从事抗金事业，“当时士林中称其忠孝两全”。姚广孝如此立论，无非是想证明他一生的言行既符合佛教教义，又不悖于儒家学说，对其所作所为毫无“忏悔”之意。因此，他负责监造永乐大钟不但不能解释为是为“忏悔”罪过，而且恰恰相反，是为了使佛教“出世而致用”，为巩固当朝统治服务。
第三、袁宏道《万寿寺观文皇旧钟》诗中的“先皇举手移天毂，无冠少师鬓发秃。已将周吼一齐周，更假释梵庇冥族。”两句诗不能作为“忏悔”说的证据。袁宏道乃万历二十年进士，当是正统观念很强的人，他对道衍和尚及“靖难之役”颇具微辞是可以理解的，但他的观点正确与否也要看有无事实根据。事实上，如前所述，明成祖令姚广孝监制永乐大钟之前，先对在靖难之役中被杀之人口诛笔伐一番，说他们是“凶暴无赖，非化所迁”的“不忠不孝之人”，他怎么还可能以耗费巨资，铸万钧佛钟的方式去“庇护”这批“冥族”呢？因此，袁宏道之言也纯属掺杂着顽固的封建正统观念和诗人想象成份在内的主观臆测，不足为凭。
由上述可见，乾隆帝的“忏悔”说不能成立。那么，明成祖令姚广孝监制大钟的真正意图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认为，这应该到永乐大钟的铭文和永乐帝的施政活动以及他的思想根源中去寻找，看其内心世界到底是怎样产生的这些想法，然后才有可能正确地判断其铸钟的真实意图。 其实，明成祖铸钟意图已明确地表述在御制《大明神咒回向》当中了，它被铸在大钟东侧下方大钟“御制款识”附近非常容易看到的显著位置，这是经过将23万余字佛经铭文按“三进三出”的方式，精心排列的结果，我们推测其目的很可能是为了突出这一《回向》文及其中心思想。
该《回向》文的主要内容有：“惟愿如来阐教宗，惟愿大发慈悲念，惟愿皇图万世隆，惟愿国泰民安乐，惟愿时丰五谷登，惟愿人人尽忠孝，惟愿华夷一文轨，惟愿治世常太平，惟愿人民登寿域，惟愿灾难悉清除，惟愿盗贼自殄绝，惟愿和气作祯祥”，……“敬愿大明永一统”。从铭文的内容和逻辑分析，应该说，前边的所谓“十二大愿”既被囊括在“敬愿大明永一统”当中，又构成它的前提，因为如果这“十二大愿”仰仗佛祖保佑和经过自身努力都实现了，就可顺理成章地达到“大明永一统”的理想境界。
明成祖之所以煞费苦心御制《大明神咒回向》并把“大明永一统”作为最终的理想追求，绝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政治和思想文化根源。
从政治上说，明成祖作为一个有作为的守成帝王，他必须要考虑以他所能想到并有能力加以实施的种种方式来巩固和扩大由乃父朱元璋所创下的大明基业。早在永乐元年（1403）七月，他就命翰林侍读学士解缙负责编纂大型类书，并要求：“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第二年十一月，解缙等将所编图书进上，明成祖经过仔细翻检，发现“尚多未备”，于是又命姚广孝、刘季篪和解缙等组织人力重修，于永乐五年（1407）完成，赐名为《永乐大典》并亲制序文，其中说：“朕嗣承鸿基，勔思缵述，尚惟有大混一之时，必有一统之制作，所以齐政治而同风俗。序百王之传，总历代之典。……”可见编《永乐大典》是为了“齐政治”，“同风俗”，从而维护和巩固有明大一统的局面。
明太祖在位时期，历经30年的浴血奋战和苦心经营，通过用兵和招抚等手段，逐步统一了全国的大部分地区：“东起朝鲜，西距吐蕃，南包安南，北距大碛，东西一万一千七百五十里，南北一万零九百四里。”初步奠定了明朝的疆域。但是，它在面积上远不及汉、唐，西北尚未完全统一，北方还经常受到蒙元残余势力的威胁。明成祖夺得皇位之后，在加强中央集权，促进经济发展，努力增强国力的基础上，积极采取措施，拓展大明边疆，试图巩固和扩大明朝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其中有成功的举措如建立努尔干都司确立对东北地区的管辖；实行“改土归流”，设立贵州布政司，加强对西南边疆的治理；积极经营西北并设立哈密卫；通过派郑和下西洋，踏察了南海诸岛屿，扩大了同海外几十个国家的友好往来；册封西藏各派宗教领袖并通过他们加强了对西藏的管理等。
这些举措都充分表明，他维护和扩大“大明统一”，促进“华夷一文轨”的坚定信念以及他为实现这一信念所做的不懈努力。据杨荣：《后北征记》记载，他晚年于永乐二十、二十一、二十二年（1424）连续三次北征蒙古，试图以武力征服之，但均无功而返。在最后一次北征的回师途中的一次宴会上，他回顾了太祖御制词五章之后，举杯感慨道：“此先帝垂谕创业守成之难，……朕嗣先帝鸿业兢兢焉，惟恐失坠。虽今军旅之中，君臣杯酒之欢，不敢忘也。尚相与共勉之。”表明了他要光大“先帝鸿业”的心迹。不久，他就死在这次返师的途中。征服和统一蒙古的事业未竟，成了他终身的遗憾。因此，可以说，他当年铸永乐大钟不是为了别的，正是为了利用佛法对世人的感召力，来弘扬他统一中国的宏图伟愿。
明成祖之所以形成“大明永一统”的信念，其思想文化根源主要是儒家关于经过“修、齐、治、平”而达到“大一统”的理念。“大一统”思想首倡于孔子，他在《论语·季氏》中把春秋末年的“混乱”与西周时期的“秩序”加以比较：“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在这里，他又把“春秋”这个“天下无道”时期分为三个阶段，即“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和“陪臣执国命”，从而看出政权愈是下移，社会愈是混乱。因此，他主张建立象西周那样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中央集权制的统一国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结束战乱，恢复秩序。这虽然在形式上是“复古”，但骨子里却是要求实现国家统一。从汉代的董仲舒到宋代的程、朱理学均对孔子的“大一统”思想作过进一步的阐发，特别是朱熹，他通过对《大学》思想的解说，阐明了“大一统”观念的具体内容和实现途径，即所谓能容纳儒家精髓的“三纲八目”。“三纲”是指明明德、亲民和止于至善，概括了“大一统”的内容；“八目”包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和平天下，指明了实现“大一统”的途径。
明成祖在为《五经大全》、《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所作序文中说，要用孔孟之道和朱熹理学统一全国的思想，“使天下人获睹经书之全，探见圣学之蕴。由是穷理以明道，立诚以达本，修之于身，行之于家，用之于国，而达之天下。使家不异政，国不殊俗，大回淳古之风，以绍先王之统……。”可见，他对“圣学”之底蕴理解得十分透彻，修身、齐家、治国的最终目的是“平天下”，是拓展祖宗基业，扩大统一范围，是要实现“大明永一统”的理想境界。
正因为这些思想在他的头脑中已经根深蒂固，所以在永乐十四年（1416）讨论迁都和营建北京城的时候，有臣下奏言，称北京为形胜之地，“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诚帝王万世之都也”。他十分赞赏，并决定马上开工营建北京城，为迁都做准备。可见，迁都北京正是他“控四夷，制天下”的关键举措。因此，可以说，在迁都北京之际借助弘扬佛法来宣传以“大明永一统”为核心内容的施政纲领，才是他下令铸造永乐大钟的真实目的。 明成祖之所以以佛钟为载体，把自己从局部到整体的政治理念与众多经过精心编撰和筛选的佛经、咒语溶铸在一起，这并非他凭空想出来的，而是顺应元末明初中国佛教的发展状况，并加以巧妙利用的结果。
佛教发源于公元前五、六世纪的古印度，大约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在以后漫长的传播过程中，无论是传入最早的汉传佛教，还是公元六、七世纪传入的藏传佛教和南传上座部佛教都逐渐与中国各地的传统文化相融合，实现了佛教的中国化和民族化，成了在中国影响力最大的宗教之一。到了元末明初，由于元朝统治者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而大力崇佛，使佛教得到了超乎寻常的发展。早在至元二十八年（1291），“天下寺宇”就多达“四万二千三百一十八区”，僧、尼有“二十一万三千一百四十八人。”此后直至元末，仍然不断地在全国各地增建和扩建寺院，或拨大量的土地、资金以扶植寺院经济。这必然导致寺院和僧众的进一步增加。据此可以推知，元末如此众多的僧侣和密集的寺院，其所能影响的民间信徒，无疑将是一个十分巨大的数字。
元代佛教之所以出现寺院林立、僧团庞大和信徒众多的情况，固然有元朝统治者过度崇佛的因素在起作用，但归根到底是因为在当时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十分严重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元末战乱的黑暗岁月里，广大人民群众因无法摆脱现实生活中的苦难，便纷纷到佛教中去寻求精神上的解脱，从而使佛教赢得了广泛的信教群众基础。
这是新兴的明朝统治者无法回避和必须认真对待的现实。弄得好可以得到这一宗教群体的归顺和拥护，弄不好必将危及新兴王朝的统治和稳定。这一点，朱元璋和朱棣都看得比较清楚。朱元璋在登基之初招揽“善世禅师”时就曾说过：“佛教肇兴西土，流传遍被华夷，善世凶顽，佐王纲而理道，今古崇瞻，由慈心而顾重。是故出三界而脱沉沦，永彰不灭，”认为：“景张佛教……人皆在家为善，安得不世之清泰。”朱棣在为重刻《法华经》、《金刚经》所作序文中也明确指出：佛教具有“阴翊王度”和“善世”之功能。
正因为朱元璋父子对佛教的发展状况和佛教对巩固政权的重要意义都有了较深刻的认识，所以在他们当了皇帝以后，对佛教都采取推崇、扶植、利用和控制的方针。这一方针以及一系列具体的政策、措施诸如礼遇名僧，频举法会，广泛册封藏传佛教各派领袖，重建或修缮寺院，扶植寺院经济，大量刊印佛典，通过限制发放度牒和僧侣数目、年龄以及实行考试制度等方式抑制僧侣数目的过快增长，防止滥竽充数，严禁寺院藏匿非法之徒和取缔秘密宗教组织等。这些政策和措施，说到底都是为了在克服佛教负作用的基础上，更有效、更充分地利用它的强大感召力、凝聚力和巨大的社会能量来为巩固明朝统治服务。
上述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的实行对促进明初50年的社会稳定，特别是西藏地区的稳定起到明显的效果。在内地，有众多著名高僧如绍兴宝林寺别峰、杭州天竺寺东溟等等都率徒众接受朝廷的礼遇和规范，趋之若鹜地参与朝廷频频举办的各种“大法会”，大力弘扬佛法，劝人一心向善。这些都对促进社会稳定大有帮助，使明初50年的政局比较稳定。永乐年间（1403～1424）除了1420年山东唐赛儿假白莲教起义短时间就被镇压之外，没有再出现较大的不稳定因素。在西藏，由于明成祖在太祖册封藏传佛教各宗派领袖为“国师”并加强同西藏地区“茶马”贸易的基础上，进一步实行了对西藏佛教各宗派大小首领加封“大法王”、“大国师”及“西天佛子”等名号的举措，使他们“转相导化，以共尊中国”，从而实现了“西陲宴然，终明之世无番寇之患”的安定局面。
永乐大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着手铸造的，其目的是进一步以寓政治目标于佛教的方式，利用人们信佛的心理和佛教由来已久的影响力及感召力来潜移默化地引导人们：只有自觉地奉行“三纲五常”的伦理准则，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才能实现现世的安康幸福和对来世的美好憧憬。
首先，如前所述，永乐大钟虽然在形式上是铸满经文、咒语的佛钟，但它也绝不是单纯为宣扬佛法，而是想借助弘扬佛法来宣传明成祖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理想，也就是《大明神咒回向》所表述的内容及其中心思想。在佛家看来，“回向”一般是指以自己所修功德去教化人民，普度众生，引导人们尊奉佛法，积德行善，最后修成正果，进入西方极乐世界。明成祖正是利用了这一点，他铸钟供养佛法，劝人为善，其最终目的是要利用佛法教化民众，使之共同来维护明朝的“大一统”江山。
当然，唐宋以来有不少铸有少量佛经、咒语或简短吉祥祝语的佛钟。但是，象永乐大钟这样把《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神僧名经》、《大明神咒回向》、《妙法莲华经》、《金刚般若波罗密经》、《佛说阿弥陀经》、《仁王护国陀罗尼经》、《佛顶大白伞盖楞严陀罗尼经》、《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等经文以及百余种中、梵文咒语共23万余字都和谐有序地铸在如此硕大的钟体上，而且以《大明神咒回向》的形式把皇帝的施政纲领铸到经文环绕的显著位置，在历史上则为仅见。
其次，把上述经文铸到钟上，劝人念佛向善，是想借助佛教关于生死轮回和因果报应思想来维护儒家“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观念，从而达到巩固明朝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目的。明成祖“御制”《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神僧名经》约13万言，占大钟铭文的一多半，在铸上大钟之前，他还命人谱了曲，并向民间广为散发，鼓动民众念佛名求善报，目的是“朕统临天下，夙夜拳拳，以化民务。”其内容主要是宣扬忠孝观念和因果报应思想，鼓吹“孝弟忠信最为先”，“至孝在忠君”，并把忠孝观念和因果报应结合起来，强调“不忠不孝即为大恶”，“天网恢恢，报应甚速”等等。正像他在该《佛名经》序中所说：“凡发善心称赞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神僧名号者，即得种种善报，轻薄侮慢不敬不信者即得种种恶报……，所谓为善者，忠于君上，孝于父母，敬天地，奉祖宗，尊三宝，敬神明，遵王法，谨言行，爱惜物命，……如是则生享富贵，殁升天堂，受诸快乐。所谓为恶者，不忠于君，不孝于亲，不敬天地，不奉祖宗，不尊三宝，不敬神明，不遵王法，不谨言行，残害物命，……如是则生遭重遣，死堕地狱，受诸苦报。”
铸《法华经》、《金刚经》等，其实质也是在利用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来维护“三纲五常”。他在《金刚经》序中劝导世人说，想达智慧成正果，“觉路非遥，履之即至”，“惟尽心以忠于君，竭诚以孝于亲，不亏六行（据《金刚三昧经》载，六行包括：十信行、十住行、十行行、十回向行、十地行、等觉行。——引者），不犯五刑（中国古代的五种刑法，隋至清代指笞刑、杖刑、徒刑、流刑、死刑），不缠根尘，心无妄想，无所住著，即见本性，不离宗旨，又能持诵此经，勤行修习，当即证大乘。”
第三，把政治意图和“纲常”伦理溶于佛教之中，再把这些铸于千百年来对人们特别是对佛教信徒具有特殊感召力的佛钟上，意在借助佛钟的传播功能使自己的政治理念更加普及和更加深入人心。
佛钟亦称梵钟，大约产生于东汉时期，因为这时圆形的报时钟已广泛用于民间，而佛教恰好在东汉时期广泛在中国传播，为了适应中国的国情，在原有犍稚的基础上，采用当时流行的报时钟的形式来警示僧众和传播梵音。按《长阿含五?尼沙经》的说法，梵音有五大特点：正直、和雅、清澈、深满和遍周远闻，故采用报时钟来传播梵音和弘扬佛法比木制的“犍稚”更能满足这些要求。现存最早的佛钟即南朝陈太建七年（575）钟就是一口圆形钟。在以后的发展中，为了更好的传播梵音，人们不断地改进圆形钟的形态和铸造方法，追求钟声的完美、庄重、悠扬和远播，从而使钟成了寺院不可缺少的法器，以至达到了“有寺必有钟”的程度。
可见梵钟是佛教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的产物。由于它的功能除了作为起居作息和召集僧众的信号之外，更主要的是传播梵音、醒世弘法和拯救众生。如唐朝和尚释道世所撰《法苑珠林·鸣钟部》所言：“洪钟震响觉群生，声遍十方无量土。含识群生普闻知，祓除众生长夜苦。”又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所藏北宋熙宁十年（1077）所铸铜钟载有阴刻铭文：“增一阿含经云，若打钟愿一切恶道并皆停止，得除五百亿劫生死罪，云云。”受这些信念的影响，普通大众对钟声的神奇功能也深信不疑，还编出了朗朗上口的歌谣在民间流传，并把它郑重其事地铸到了钟上：“闻钟声，烦恼轻，智慧长，菩提生，离地狱，出火坑，愿成佛，度众生。”
永乐帝正是适应和利用这种需要，在迁都北京之际动员了众多能工巧匠的智力，耗费巨资铸造了这口空前的寓政治理念于神祉的永乐大钟。它承载着经过精心编撰的经文、咒语，一击，“声闻数十里”，字字皆音，达到了使“梵音”以其“正直、和雅、清澈、深满”的谹谹之声“遍周远闻”的极至，意在使佛祖保佑他，信徒支持他，实现在《大明神咒回向》中所提出的以“敬愿大明永一统”为终极诉求的一系列政治理念。
因此可以说，永乐大钟是寓政治于佛教的成功典范，是永乐帝利用佛教的一大创举，也是留给我们的历史文化遗产。从今天来看，剔除其封建专制主义的糟粕，宣传其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谋求人民生活幸福的理念，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