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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的历史沿革

中国继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之后，抓紧进行人造卫星和战略武器运载工具发射试验准备。1965年，国家科委在“中国的综合时号改正数”鉴定书中再次提出“从战略上考虑，建议中国科学院在西部地区从速增设一个授时台”。在“651”计划（发射人造地球卫星计划）的“时间统一勤务系统初步方案”中，国防科委明确提出“在西安地区建立短波授时台，以满足第一颗人卫的需要”的建议，同时提出建立中国长波、超长波授时电台的问题。为此，国家科委于1965年12月12日在科学会堂主持召开“为备战需要应迅速在中国内地建立授时台（时间与频率发讯台）问题座谈会”，会议认为：西北授时台应立即由中国科学院负责进行筹建。
1965年12月31日，中国科学院就建立内地授时台问题在“651”方案论证上提出四条建议，指出西北授时台不仅包括授时工作，今后还要开展天文方面的其它工作；台址选择要靠近人卫地面系统控制计算中心的位置，该中心已初步确定在西安地区。
1966年2月7日，上海天文台受中国科学院委托提出《西北授时台（暂名）筹建方案》和《西北授时台（暂名）第一期基本建设设计任务书》。
1966年3月26日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召开国务会议，把建设中国标准时间授时台的计划正式确定下来。随之面临的第一大问题便是选址，首先，选址一定要尽量靠近中国大地圆点附近；其次，地势必须开阔；再者，必须有利于备战。最终，中国科学院决定在陕西省关中地区筹建授时台。该台属“三线”单位，代号为“中国科学院326工程”，县团级建制，党政关系归地方领导，筹建工作由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负责，技术工作由上海天文台负责，主要技术力量从上海天文台、北京天文台、紫金山天文台抽调支援。
1966年4月19日，中国科学院向国家科委、国家计委报送《西北授时台基建设计任务书》，授时台建设地点为陕西省武功县。同年6月，根据陕西省军区的意见，授时台台址改定在陕西省蒲城县境。
1966年9月12日，中国科学院重新向国家科委、国家计委报送改称为西北天文台的基建设计任务书，提出“经与有关国防部门研究，并经我院研究，决定从速在中国西北地区增设一个完整的授时台，定名为‘西北天文台’。该台主要任务为天体测量，以开展时间和频率为重点……相应开展星表、纬表研究、人造卫星观测和用卫星确定地面绝对坐标的研究，与全国天文台合作建立中国独立自主的天体测量体系。”西北天文台人员编制定为125人。国家科委于1966年11月29日批复同意。
中国首都北京处于国际时区划分中的东八区，同格林尼治时间整整相差8小时，而中国本身又地域辽阔，东西相跨5个时区，而授时台又必须建在中国中心地带。从而也就产生了长短波授“北京时间”的发播不在北京而在陕西蒲城，也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出的标准时间是由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发播。 中国科学院抽调上海天文台、西北分院等现场组成326工程筹建处，并借调上海天文台、北京天文台、紫金山天文台部分技术人员负责筹建中的技术工作。筹建处于1966年10月17日起对外办公并启用公章，办公地点暂设在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后于1967年6月13日迁驻蒲城。
326工程在蒲城县境的具体建设地点，开始选在县城东侧，后改为城南401高地和501高地，最后按“靠山进洞”的备战要求决定短波发射台建于县城西北西山脚下唐宪宗景陵附近，收讯、天文观测和生活区建于蒲城县城西南杨庄大队。
326工程的土建工程由建工部西北工业建筑设计院设计，建工部5局7公司施工，山洞打挖由工程兵设计院设计，工程兵5师116团负责施工。
1967年8月，中国科学院计划局在北京召开326工程协作会议，成立协作组，统一协调工程建设涉及的问题。1968年8月，中国科学院在蒲城召开326工程业务方向论证会，进一步明确326工程以授时为中心，开展世界时、原子时研究；采用短波发射时号，并原则同意采用中等功率的长波发射时号；世界时测时所需仪器设备（光电中星仪、光电等高仪、照相天顶筒等）由南京天文仪器厂等单位合作研制，326工程派员参加研制。 1968年10月初，中国科学院在蒲城召开试播工作会议，并于10月17日上报国务院，请求试播。在这个文件中，中国科学院将326工程定名为中国科学院陕西天文台。
周恩来总理在此文件上作了如下批示：
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
这一与上海天文台互相配合的陕西天文台，在紧急情况下还要代替上海天文台的时间频率发播工作，不知所定的呼号、频率与国际标准有无冲突，对通信对象有无不便，均请科学院再加说明。如无不便，可否从十二月十日起试用，1971年1月1日起正式公开启用，亦请报复。
周恩来
2/12.70
中国科学院在1970年12月3日就上述批示提交报告，并建议1970年12月15日开始试播。周总理于12月5日批示“照办”。于是中国科学院陕西天文台短波授时台于1970年12月15日开始试播。电台呼号为BPM，发播频率为2.5，5.0，10.0，15.0MHz。 筹建太阳物理和射电天文观测系统
陕西天文台在筹建天文时间纬度、人造卫星观测系统的同时，又根据中国科学院“四五”规划，筹建太阳物理（色球望远镜）和射电天文观测系统。
经中国科学院天文系统调整，专门为陕西天文台研制的照相天顶筒调配天津纠度站，太阳色球望远镜调配乌鲁木齐人卫站，陕台自行研制的7.5厘米和3.2厘米射电望远镜调拨云南天文台。
到20世纪70年代末，陕西天文台天文观测仪器仅有用于天文时纬观测的光电中星仪、光电等高仪和用于人卫观测的光学跟踪打印经纬仪，天文工作基本上局限于天体测量学、天体力学和部分太阳物理学的观测研究。
短波授时台试播
中国科学院组织上海、北京、紫金山、云南天文台、测地所武昌时辰站、乌鲁木齐人卫站配合陕台进行长时间接收监测，陕台还派员赴喀什、海拉尔等地接收监测。
监测结果表明：发射功率小，信号波形未达到设计要求，信号有效覆盖半径仅为2000公里左右。这说明在建设过程中将天线原设计高度由30~60米改为10米的小天线方案是不成功的。1973年8月，中国科学院组织有关专家对BPM短波授时台进行技术审查，确认了这些问题，并提出扩建建议。扩建内容包括：加大发射机功率，增加4台50KW发射机；恢复30~60米高铁塔天线，并增加天线铁塔数量，使之形成天线阵；时间基准由现用石英钟英钟逐步采用原子钟，并建立原子时基准。
1973年12月，BPM短波授时台停播，实施扩建。
远洋授时服务
国家科委要求中国科学院在短波授时中增加远洋授时服务，以满足“718工程”需要。1975年1月，中国科学院决定在BPM短波台扩建中增加3台50KW发射机和相应的多副定向天线，并新建洞外发射机房。
扩建工程于1978年完成，1979年重新试播。试播期间圆满完成中国向太平洋预定海域发射远程运载火箭试验中的授时任务。1980年12月，中国科学院在临潼召开了BPM短波授时台鉴定会。鉴定会认为，BPM短波授时台达到设计要求，可以交付国家使用。
1981年2月，中国科学院就BPM短波授时台正式发播问题向国务院提出请示报告。国务院同意从1981年7月1日起，BPM短波授时台正式承担发播中国短波时号任务，届时上海天文台停止BPV时号发播。
建立长波、超长波授时台
早在酝酿筹建西北授时台过程中，国防部门就建议建立长波、超长波授时台“651”工程“时间统一勤务系统初步方案”把采用长波授时，在西安地区建立以原子标准为基础的长波授时台列为最佳方案。
1965年12月，国家科委主持的座谈会提出“中国目前需要尽快解决发播超长波时间频率讯号问题”，要求中国科学院负责尽快与有关单位联系，遇到问题“应及时向科委反映”。中国科学院在1965年12月31所提四条建议中提出“内地授时台已初步选址，在安排中由于对超长波用途的迫切性了解不够，该项工作未列入预算中。若超长波、短波电台一起进行投资，我院无力负担，希国家另行拨款。”1966年，总参再次提出：“根据将来的发展，要考虑长波和超长波发播，其覆盖半径为6000公里。”
1967年4月，上海天文台提出在326工程中增设发射长波计划。中国科学院于同年5月上报国家科委，提出在326工程中增设40KW长波发射机请示。国家科委未予答复。1968年8月，中国科学院在论证326工程时，原则同意采取中等功率的发波发射。同年11月，中央军委办事组在中国科学院关于326工程防护要求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在工程设计上，要考虑到中国能够制造长波、超长波授时台的设备时，改装成长波、超长波授时台设备。
1970年9月，中国科学院再次提出：326工程应立即采用长波授时，并将其列入“四五”规划。1970年10月，8361部队对长波授时台进行调查，并向国防科委提出关于建立低频台问题的报告。国防科委经与中国科学院协商，于1971年7月14日向国务院、中央军委提出“中国科学院迅速着手在陕西天文台增设长波授时台”的报告，并建议列入国家计划。1971年7月25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批示报告，随即国防科委、中科院抽调8361部队、8120部队、陕西天文台、上海天文台和北京天文台的领导和科技人员组成调查组，就建立长波授时台有关问题进行深入调查。调查组于1971年8月底和9月初分别提出“关于建立长波授时台的调查情况报告”和“筹建长波授时台方案（草案）”。
1972年1月18日，中国科学院、国防科委联合向国家计委提出“关于筹建长波授时台的请示报告”。在这一报告中，中国科学院以长波授时台作为326工程的第二期工程，故确定其代号为3262工程。同年5月，中国科学院向全国无线电管理委员会申请长波授时台使用频率100KHz。全国无线电管理委员会于5月18日批复同意。
1972年5月16日，中国科学院颁发“中国科学院262工程指挥部”印章，即日启用。指挥部办公地点设在中国科学院院部大楼。
①长波授时台设计方案
讨论长波授时台设计方案过程中，国防科委与空军司令部协商，决定将后者委托海军720研究所设计制造的空军导航试验主台（长河二号）结合建设。1973年2月，国防科委副主任钱学森、中科院负责人武衡共同主持，召集国防科委四局、中科院3262工程指挥部、海军司令部通讯兵部、海军第七研究院的领导开会，商讨合建台的建设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并通过国防科委、中国科学院、空军司令部、海军司令部联合于1973年4月28日向国务院、中央军委上报的关于长波授时台与长波导航试验台结合建设的请示报告。
国务院、中央军委于1973年6月16日以国发[1973]72号文批复同意，并指示：在建设步骤上应分两步走，先安装小功率发射台进行试验，以取得经验并解决国防急需，同时安排大功率发射台的研制和基本建设；设计计划任务书送国家计委审批后列入国家计划，合建台的建设由中国科学院负责抓总。
1973年6月27日，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3262工程指挥部、陕西天文台和计划局联合起草的“长波授时台计划设计任务书”文稿，决定长波授时台的建设和陕西天文台现有的天文测量、短波授时等工作合并后，仍名为陕西天文台，由一个班子统一领导；会议同意陕西天文台属地师级单位，实行中科院和陕西省双重领导。
②3262工程计划设计任务书
1973年7月10日，中国科学院向国家计委报送“3262工程计划设计任务书”。国家计委于9月3日批复同意按任务书提出的方向任务、科研内容进行工作，人员编制控制在600人以内。
3262工程选址从1973年10月开始，年底结束。经过对蒲城县境及其邻近县城踏勘，并经中国科学院及地方政府批准，确定长波发射台建于蒲城县县城西侧，300KM小功率试验台建于城南501高地，时频基准实验室、科研大楼、台部管理机关和生活区建于临潼县城东侧，天文观测站迁建于临潼县斜口镇。
1973年12月，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召开了3262工程任务落实会议，成立由中国科学院、国防科委、空军司令部、海军司令部、陕西省政府有关负责人组成的协调小组协调工程建设中的重大问题。至此，3262工程建设全面展开。
1974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召开3262工程总体方案论证会。会议由中科院副秘书长郁文主持，钱学森出席会议。《3262工程总体方案》是长波授时台建设的总依据。会议审议了该总体方案，原则予以通过，并就某些具体技术、实施计划和任务落实提出了意见。会后，3262工程指挥部、陕西天文台、各参加单位按总体方案要求开始各项建设和设备研制工作。
③小长波台
小长波台于1974年11月破土兴建，1975年7月完成，720所随即进行机器安装调试，天线架设，并联调成功。1976年5月26日至6月2日，中国科学院由刘华清主持在西安召开小台试播工作会议，确定试播测试方案。
小长波台于1976年7月开始试播。试播期间，工程指挥部于1978年9月25日至11月25日，在临潼、银川、定襄、酒泉、成都、西昌、大足、当阳等9地15个点上进行飞机搬运原子钟的长波电波传播试验；在20基地东风站——大树理、27基地西昌站——勉宁之间分别进行火车和汽车搬钟试验；1979年4月8日至5月24日，进行重庆——上海沿长江的接收测试；同年9月16日至10月初，进行上海——锦西沿东海、黄海的海上传播测试。除工程指挥部、陕西天文台外，参加测试的单位还有四机部1022所、国防科工委测量通讯总体研究所、西北电讯程学院以及各监测站。测试结果验证了大台建设总体技术方案的可行性。从1979年11月1日起，小长波台开始每天定时发播，呼号为BPL，频率为100KHz。
1980年3月20~25日，中国科学院在西安召开小长波台技术鉴定会，确认小台授时精度达到设计要求，可以正式开展中国的长波授时服务，满足国防急需。小长波台的授时服务由于大台建成试播于1983年5月停止发播，并于1991年9月经中国科学院批准报废。
一期工程中临潼部分的土建工程于1980年完成，同年10月，台部机关各办事机构、时频基准、各研究室、工厂迁驻临潼新址，天文仪器（光电中星仪、光电等高仪等）迁至新址观测。蒲城部分，经中国科学院批准，定名为陕西天文台二部，县团级建制，在陕台领导下开展各项业务工作。
长波授时台主体工程（大功率长波发射系统，即二期工程）主要包括发射机房、传输电缆、天线架设等土建工程和所需设备研制。土建工程由西北建筑设计院设计，工艺设计由王治才抓总，陕西省第三建筑公司于1978年5月开始施工，1979年9月完成。3262工程全部土建工程于1983年11月通过国家计委主持的国家验收。二期工程的主要设备由国内研制生产。其中2000KW脉冲发射机网络参数由工程指挥部组织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北京广播器材厂、720所、1022所协作试验取得，四机部761厂按试验参数设计发射机，并加工制作。发射机于1979年11月运进现场，1981年6月完成安装，开始调试。发射天线，经多次论证，最后确定为四塔倒锥形天线，塔高206米，由1022所完成电气性能设计，西北建筑设计院完成结构设计，广播电视部广播设备厂于1981年5月完成加工制作和现场架设。
原子时频基准建立
原子时频基准由陕西天文台负责建立。陕西天文台从1979年10月1日起，由潘小培抓总，利用四机部768厂和北京大学汉中分校研制的三台铷原子钟和上海市计量局研制的2台氢原子钟，建立了中国独立的原子时间标准，正式出版以原子时为标准的《时间频率公报》；1980年5月，引进3台美国商品铯原子钟参加守时。从1981年1月1日起，陕台原子时AT（CSAO）参加国际原子时系统TAI（BIH）；国际时间局在其公报上每月刊布AT（CSAO）结果。
长波接收机是用户关键设备。工程指挥部原定研制两种接收机：由四机部1017所研制模拟接收机，海军720所研制数字化接收机。720所研制的数字化接收机样机也因存在问题而被撤销。为解决工程急需，工程指挥部张邦信与四机部750厂合作，仿制美国2000C型罗兰—C定时校频接收机，1977年11月完成样机，1978年2月通过四机部和中科院联合鉴定，定名为PO20定时校频接收机，并投入批量生产，提供用户使用。
按总体方案要求，3262工程分别在乌鲁木齐人卫站、酒泉东同基地、长春人卫站、广州人卫站、云南天文台、北京天文台和上海天文台设立七个电波传播监测站，各监测站的设备购置、人员配备在小台试播联测之前全部建成。
1983年6月7日，大功率脉冲发射机与天线联调成功，调试中发现发射机可靠性欠佳。为满足应用急需，陕台于同年月7日25日先以半功率试验发播，后由761厂再行调试。1985年5月26日，第二次联调成功后，发射系统正式交付使用。陕西天文台于1985年月7日1日起，以全功率正式试验发播BPL长波授时信号。
1986年6月16~20日，国家科委主持在临潼召开长波授时台国家级技术鉴定会。鉴定会议认为：长波授时台技术指标达到总体方案设计要求。1987年1月2日，国家科委为中国科学院、国防科工委、空军司令部、海军司令部、中国科学院陕西天文台颁发“长波授时台”国家级鉴定证书。BPL长波授时台由试播转为每天定时发播，正式开始中国的长波授时服务。
1986年，陕西省决定修建西安—临潼高速公路。斜口天文观测站搬迁另建。1988年6月，中国科学院西安分院经中国科学院同意，批准陕西天文台天文观测站建于骊山凤凰岭（海拔高度为1014米）。整个土建工程于1991年完成，天文观测站1991年10月由斜口迁至骊山新址。陕西天文台天文台工作在原来基础上又增加了新的观测手段，学科发展上增长出历史天文学、银河系动力学等新的研究领域。
短波台技术改造

1988年12月，陕西天文台提出短波台技术改造方案，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局于1989年3月在临潼召开改造方案论证会，认为短波授时台设备更新并搬迁台址是必要的。此后，陕西天文台在1990年、1991年、1992年连续向中国科学院申请短波授时台搬迁改造计划。中国科学院于1993年6月以（93）科发计字0520号文批复同意短波授时台迁建计划，并拨专款552万元实施搬迁改造。改造工程由王治才抓总，技术工作由王玉林负责。
短波授时台搬迁改造的主要内容是：台址由唐陵山搬迁至二部工作区，采用脉宽市制式发射机，天线为14~26米自立式铁塔10座和20.5米拉线式铁塔2座，沿用原有频率发射短波时号，增加发播时码信息，整个系统实现计算机自动控制。土建工程和天线架设调调试于1996年7月完成，1997年5月完成发射机安装调试，1998年11月通过中国科学院组织的基建设备验收，1998年12月18日开始试播。
2000年6月16日，陕西天文台作为中国科学院首批知识创新试点单位启动创新试点工程。
2001年3月，中国科学院决定并报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准，将中国科学院陕西天文台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标志着中国建立了基本的时间频率体系。更名后的国家授时中心仍然是中国科学院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直属事业单位，属国家级基地型研究所。
2006年，院方向项目“中国综合原子时建立与保持的研究”通过结题验收。
2007年，临潼—蒲城微波时间传输比对系统技术改造完成并投入使用。
2008年，BPL长波授时系统现代化改造竣工，并开始24小时连续发播，极大提高BPL长波授时全时段授时保障能力，用户实现全自动定时。

2. 怎样用简单的语言讲述怎样给老年人喂饭

【重庆节日风俗介绍】

重庆人千百年来形成的春节拜年、十五观灯、清明祭祖、中秋赏月以及悬酒幌、赶庙会、坐花轿、放风筝等民俗，与中国其他地区相比大同小异。但由于重庆有五个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这两个既热情又传统的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俗节日。
心灵手巧的土家族人，在舞蹈上拥有非凡的天赋。每年正月初三至十五，土家族人都要举行盛大的祭祀、祈祷、喜庆活动。男女老少穿起节日的盛装，跳起欢快而热烈的摆手舞。一时间，满耳喧天鼓乐，满眼婆娑舞影。骁勇善战的苗族人，则对唱歌情有独钟。一年一度的“赶秋”，是苗族人大展歌喉的传统节日。青年男女还可以在“赶秋”节上，借歌声互表衷情。

祭祀、祈祷、喜庆活动
黔江地区的土家族，在每年正月初三至十五有大型祭祀、祈祷、喜庆活动，其间要跳摆手舞。盛会时，热闹非凡，方圆数百里的土家人，男披西兰卡普，女着艳丽盛装，结队而来。摆手堂前，张灯结彩，巫师头戴凤冠高帽，腰系八幅罗裙，手摇铜铃司刀，手舞足蹈地进行指挥。三声炮响，鼓乐齐鸣，顿时歌声大作，男女相携，翩跹起舞，通宵达旦。“红灯万盏人千叠，一片缠绵摆手歌”。摆手舞源于古代的巴渝舞，动作有单摆、双摆、回旋摆，表现礼节仪式，劳动场景或战斗动作，节奏明快，舞姿优美，原始气息震慑人心。

苗族“赶秋”
苗家人能歌善舞，苗家的歌或高亢激昂，或清越婉转，人不见面歌见面，人人会歌，以歌问候，用歌叙事，凭歌寄情。歌，是苗族人寸步不离的影子，还是青年男女传情达意、互通心声的大媒人。婚礼时，更离不了歌，主人要对客人唱谢客歌，对媒人唱谢媒歌，大家要对新婚夫妇唱祝福歌，亲朋好友要相互赛歌、对歌、盘歌，连唱三天三夜。
“赶秋”是苗族人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立秋这天，山寨的苗家人，换上节日盛装，从四面八方涌向秋场，场上锣鼓喧天、歌声萦绕，打秋千、上刀梯、舞狮子、玩龙灯、跳猴儿鼓舞、歌台赛歌，热闹异常。青年男女利用“赶秋”物色情侣，歌郎歌娘大展歌喉。
此外，苗族的节日，还有“三月三”、“六月六”、“七月七”、“过苗节”和“羊马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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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文化】

巴渝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的一部分。“炎黄”的始迹在黄河流域，而从夏禹始，先民的传闻则已开始南渐。禹的出生地相传有三处，都在长江流域，即四川、江西九江和安徽。据大量史籍所载，禹就是生于四川境内的汶山郡广柔县石纽乡，娶江州涂山。古江州就是今日之重庆。秦灭巴国设巴郡后，巴人更是长足步入了汉化的过程。 三千多年来，重庆处处留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印痕。渝鄂交界处，有屈原，王昭君的故里；涪陵周易园，是程朱理学的发祥地；大足石刻，汇集了中国唐、宋时期石窟艺术的大量珍品；合川钓鱼城，保存着南京军民抗击蒙哥军队入侵的古战场遗址。历代诗人如李白、杜甫、刘禹锡、苏轼、陆游、郭沫若等，都在这里写有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句。巴渝人千百年来形成的春节拜年，十五观灯、清明祭祖、中秋赏月以及悬酒幌、赶庙会、坐花轿、放风筝等民风民俗，涵盖婚丧嫁娶、文娱游戏、鬼神观念、崇拜禁忌、岁时节令，工商交易等各个范畴，与中国其他地区比较，无不大同小异。重庆丰富多彩的地方戏剧、曲艺、绘画，手工艺品及群众节令活动等，也颇能反映巴渝风俗民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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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土家年夜饭】
“扣肉”“灌海椒”不可少
刚进腊月，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板溪乡红杏村农民许文旭家就忙开了。为了准备好这顿年夜饭，一些必不可少的传统主菜不提前十天半月准备是不行的。其中最主要的当数“扣肉”和“灌海椒”。许文旭说，“扣肉”看似简单，但要做到真正肥而不腻、嫩滑爽口，是要下一番工夫的。“灌海椒”则是把糯米面拌上作料后填入一个个掏空的海椒中，然后放入咸菜罐子里封存半个月，到了除夕，拿出来用油一炸就可以上桌了。
许文旭告诉记者，土家人之所以重视这两道菜，是因为以前一年到头难得吃上几回肉，糯米也是稀罕东西，因此家家都把这两道菜当作年夜饭展示手艺的机会，同时也是为了犒劳辛劳了一年的家人。
令人意外的是，海带还曾一度成为土家年夜饭的主菜。因为以前土家族聚集地区吃盐巴都困难，医疗条件也差，经常有人因缺碘患上大脖子病。为了给家人补碘，土家人就在年夜饭上一道海带，以补充人体所需的碘。在当时的条件下，海带对土家人来说，真可谓“山珍海味”，经常吃根本不可能，因此成了年夜饭上的一道好菜。如今，海带早已退出年夜饭的“舞台”。
土家人吃过年夜饭后，各家都会燃起一根木柴，大家围坐聆听老人讲故事，守岁到天亮，名叫“守田埂”，以表达对田地的热爱。

客家人的不断迁徙，使他们对故土更为留恋。对家乡山水、习俗的怀念使他们紧紧地团结起来，战胜了一次又一次的艰难困苦，传统习俗成为联系客家人的坚强纽带。在川籍客家人中，二、三百年来仍保持了客家的传统风俗习惯。

客家人对农历新年极为重视。家家户户挂彩灯、贴门神，并在粮仓、家禽牲畜圈上贴写吉祥的语言，以示来年的丰收吉祥。有条件的客家乡镇从正月到二月要耍灯舞，灯的种类有龙灯、狮灯、蚌灯等，这是客家人在原籍的彩灯习俗流传至今。

此外，还要举行大型庆典活动--舞龙，有彩龙、火龙、水龙、脱节龙和和上川龙之分。其中，尤以上川龙最有特色。上川龙是清初江西刘氏移民带到川西的，由刘氏族人年年扎龙，年年舞龙，用于拜年冲喜，祈求风调雨顺。上川龙巨大雄伟，由三五十人操作舞动，龙头重达三五十斤，耍龙技巧性强、路数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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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的赶年的习俗】
土家族最富民族特色的节日，是年节；节日中最富民族特色的歌舞，是“舍巴日”。
土家人在摆手活动中，追忆祖先创业的艰辛，缅怀祖先的功绩，展示土家先民的生活场景，整个活动都着浓厚的祖先崇拜痕迹。
过年：土家族非常崇拜祖先，将祖先祭祀日称为“过年”。
但“过年”的时间，则因姓氏、宗支、地域而异。如：酉水河西的彭姓和石堤彭、白、李、马、蔡、田六大姓为三月三；酉水乡龙头村田姓为四月八；可大、沙滩、酉水等乡李姓为七月初一。
过族年，要在祠堂里举行祭祖仪式，先祭土王，再祭本族祖先。祠堂里，整日鞭炮不断，铁铳轰鸣，号角声声，“嗬喂”阵阵，其盛况是其它节日难以比拟的，后逐渐改为户祭。祭祀的土王，有彭公爵主、田好汉、向老官人；也有祭冉宣慰、田宣慰、杨宣慰以及马伏波的。祭祀的本族祖先中，扬姓祭杨再思，李姓祭“天”字辈的三祖先，部分彭姓和谢姓八部大王。
祭祀毕，游乡串寨，走亲访友，对歌宴客，真是“满山满寨都是歌，宾客如流欢乐多”，长达三、五日之久。
赶年：土家族过春节，一般比汉族提前一、两天，也有提前六、七天的，称为“赶年”。“赶年”的时间，因姓氏宗支而异。以酉阳县为例；老寨乡彭姓，腊月二十九过“赶年”；后溪乡彭姓，腊月二十四过“赶年”；可大乡和沙滩乡李姓，腊月二十八过“赶年”。过“赶年”的方式，也不完全一样。可大、沙滩乡李姓过“赶年”时，禁止杀鸡、杀猪，晚上禁点油灯，只能点烛，并通宵不熄。部分彭姓过“赶年”时，清晨得由男子做饭。饭做好，祭祀祖先完毕，再喊女人、孩子起床。饭后，全家出门游玩。土家人平日用鼎罐做饭，过饭“是将肉切成，加上佐料，一层米一层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