廠長買機床被騙怎麼辦

❶ 我當廠長那些年：為了拯救蝴蝶表廠，我們想過很多辦法

編者按:

回顧西安輕工業的發展歷程，蝴蝶手錶廠是繞不開的標簽。上世紀80年代的西北地區，蝴蝶牌機械手錶是時髦的定情信物，表盤上的蝴蝶標志見證過許多年輕情侶的浪漫。如今的西安少陵塬下，曾經輝煌的蝴蝶手錶廠已成為一座廢棄的工業遺址。關於蝴蝶表廠的 歷史 ，隨著時間流逝只剩下一些散碎的片段，那群背井離鄉來到西安支內的上海手錶廠老師傅，那些來自全國各地的工程技術人員，以及那批全國領先的進口設備連同許多過往一同消失在時間里。

80年代起，日本電子表異軍突起，猛烈沖擊著以瑞士為代表的機械表市場，這場機械表與電子表之爭也波及到了國內。彼時國內正值文革結束後的幾年，從計劃經濟中走出來，尚處在鼎盛時期的蝴蝶手錶廠面臨著潛在的危機。在1984年前後，一批由西安手錶行業組成的訪問團曾赴瑞士考察，為當時的手錶行業尋找出路。

本文根據當年赴瑞士訪問的蝴蝶表廠副廠長、陝西表殼廠廠長的見聞梳理而成。了解過去才能理解當下，蝴蝶手錶廠之後的衰落雖然並未因這次瑞士訪問改變走向，但提供了一個觀察視角，幫助讀者從當時的外部環境理解蝴蝶手錶廠所處的時代，並試圖勾勒出彼時的國際手錶市場是如何沖擊偏居一隅的西北第一大手錶廠。

由於時間久遠，關於西安蝴蝶手錶廠的沒落，本文只能提供一個參考角度，或有疏漏之處，敬請讀者諒解，仍然期待有更多的知情者予以補充。

註：西安蝴蝶手錶廠原名國營紅旗手錶廠，1987年7月改名為西安蝴蝶手錶廠，文中所涉及兩個名稱均為同一家廠。

蝴蝶表廠老廠區中門。

大約在1984年，以紅旗手錶廠為代表的西安手錶行業，組織了一次去瑞士考察，當時除了紅旗手錶廠，還有風雷儀表廠以及配套廠的負責人一起去的。李雲殿當時是紅旗手錶廠的廠長。

那時全國的手錶行業發展如火如荼，但隨著改革開放，也漸漸出現了一些問題。我們這次出國考察的主要目的，就是為西安的手錶行業尋找方向。在談瑞士訪問之前，有必要了解當時的一些背景。

1、利大稅大的手錶行業

你們現在可能沒法理解，當時全國正在發展輕工業，手錶行業是利大稅大的重點行業。像西安的紅旗手錶廠，是唯一一家由輕工部直接投資興建的，規格相當高，當時花了75萬美元進口關鍵精密加工設備，直接從鍾研所及各地抽調技術人員支援，上海手錶廠專門支援了100多位老師傅和各車間的骨幹。別的表廠都是地方自己建的，像北京、上海、天津。紅旗手錶廠也是西北最大的一家手錶廠。

圖源網路

為什麼要強調手錶行業利大稅大呢？其實就跟當下追逐GDP是一個意思。蝴蝶表廠1968年籌建，1972年正式投產，後來年產能在100萬只左右，按照當時的標准算是大型企業了。到1988年，蝴蝶表廠累計實現工業總產值10.2億元，累計實現利稅4.7億元，為陝西的輕工業發展做出了貢獻，這一點是無法磨滅的。

手錶一開始發展的時候很賺錢，最早的ss1型手錶，上海的製造成本最低，8塊錢一隻，蝴蝶表廠的成本第二低，11塊錢一隻，接下來是天津東風手錶廠，12塊錢一隻。當時一隻手錶最高賣到120塊錢，相當於有些工人半年的工資，減掉成本剩下100塊左右，都是利潤和稅。那時候蝴蝶表廠基本上是滿產滿銷，工人們加班加點地趕生產。

機械錶行業的稅收當時定的是43%，利大稅大，也激發了全國各省市建手錶廠的熱情。從開始的十幾個，到後來少說也有上百來家吧，蝴蝶表廠還靠提供技術力量，支援其他地方建廠，像延安、漢中的表廠。石家莊（表廠）因為生產不出零件，還常常跑到廠里來求援零件。這樣盲目發展擴張產能，也導致了之後市場迅速飽和，很難說不是之後手錶行業走向衰落的原因之一。

為了便於手錶產業的發展，輕工部就組織會戰，研發出了統一機芯，蝴蝶表廠的高工高振華就參加了全國設計統一機芯。這樣一來，各個廠都用一樣的機芯，便於互相補充調度。

後來隨著人們需求的變化，手錶從單一的計時功能發展到款式和功能的多樣化，各廠又在統機的基礎上發展出單歷、雙歷手錶。統機的機芯太大，我們廠就重新設計了一款15.3mm的女表，表盤有指甲蓋那麼大，這是全國裝配直徑最小的一款手錶，但這款女表沒辦法實現規模化量產，最後只能叫停。

這時候從深圳那邊也傳來了一些電子表，廠子里有些人去了深圳，批發點電子表，賣得便宜，走時也比機械表准。

2、瑞士訪問見聞

大概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西安的手錶行業組織了這次瑞士訪問。

在國內的時候，西安和上海、北京、天津的手錶製造工藝算是第一流的水平，1970 1981年，在全國手錶行業12次質量考核評比中，蝴蝶表廠曾8次名列前三名，7次獲走時第一名。

自動化車間

這次出國，我們參觀了瑞士的電子表生產線、多工位銑床、主機廠、自動機床廠及鍾表展覽館，也了解到了瑞士面對市場形勢和鍾錶行業發展的看法，說實話和國內還是有一定差距的。

瑞士人幹活特別嚴謹，整個機械加工的工序流程一絲不差，當時我們在外面參觀，瑞士的工人都在低頭幹活，並不受影響。要是在國內可不一樣，都站在里頭看。而且，瑞士人到點就下班，5點一到把東西擱好，開車就回家，沒有像在國內，下班時間再多干點，走得越晚越好。瑞士人禮拜六禮拜天商店也不開門。

當然最重要還是整個手錶行業發展模式上的差別。國內的手錶行業大都是全能廠，大而全，比如西安要造手錶，有專門的表殼廠造表殼，專門的鍾表機床廠來造設備，連掃地的都配套，所有的東西都是齊全的。

但瑞士不一樣，瑞士的許多工廠配備的人員並不多，他們都是只把握住關鍵的那幾步，軸承是瑞典的，液壓件是美國的，很強調專業分工，基本沒有大而全的全能企業，更沒有辦 社會 的企業。

當時瑞士的電子表廠，線路板不是一片一片的，而是已經像電影膠片一樣。我們在瑞士就看到了新研發出來的三代電子表「斯沃琪」，瑞士人送了我們一人一塊「斯沃琪」（SWATCH）的樣機，我那塊表走得還挺准。

瑞士號稱「鍾錶王國」，機械表特別厲害，但許多人不知道電子表的鼻祖也是瑞士人。瑞士人最早研發出電子表，但沒有看重它的潛力，過高地判斷了電子元器件的難度，就還是繼續做機械表，他們的老師傅水平都很高。結果電子表技術被日本引進過去繼續研發，慢慢地降低石英電子和微調電容的成本，當時手錶就是個計時的工具，電子表的精度高於機械表，這整個就把瑞士打垮了。我們去的時候，電子表在國際上大概能佔到三分之一的份額吧。

面對這種情況，瑞士財團舉全國之力扶持電子表發展，通過三代電子表「斯沃琪」抵擋住了日本的攻勢。但瑞士人一直沒有丟掉機械表，所以最後日本的電子表雖然從量上打敗了瑞士，但瑞士的機械表價值一直很高，這就是它的工藝水平支撐著。反觀我們，哪個也沒學成，電子表沒學成，機械表也沒做到最高檔。

3、機械表與電子表之爭波及國內

現在回過頭來看，國內的機械表廠當時已經發展上百家，現在整建制保留且依然在生產只有天津手錶廠，為什麼這么快全不行了？這當中有許多原因。盲目發展是一方面原因，電子表的沖擊是另一個很大的原因。

了解了國際上的情況，再來了解下國內的。

電子表的出現對機械表市場幾乎是毀滅性打擊。在當時，電子表的優勢很明顯，走時精度高、機芯尺寸小，便於變換各種花色款式，這些都是機械表無法比擬的。機械表還有個特點，就是表殼要隨機芯走，能夠研發的款式和花色相對有限。

深圳那時候已經有很多組裝廠，是從香港直接進口的電子表機芯，由日本生產的2035型號電子機芯，掛牌價只要6塊錢。大大小小的組裝廠，弄10來個裝配工人，把表殼表針表帶一扣，一天加加班七八百的量就上去了，而且不費什麼成本，租一間屋子，弄幾張桌子。像國營的機械手錶廠，從頭到尾建一個表廠，人、設備、廠房都要花錢，一隻手錶100多個零件，連螺絲都是自己生產的，成本上幾乎沒有任何優勢。

而且當時機械表的稅還是43%，電子表的稅只有14%，深圳特區的電子表組裝廠在成本低廉的情況下，同時享受三來一補、免二減三的優惠政策，這是當時像蝴蝶表廠這樣的國營手錶廠是無法比擬的。當時的要求是電子表要70%內銷，30%外銷。但是幾乎所有的表廠都願意賣給國內，比如一隻飛亞達電子表國內賣到198塊錢，國外賣得很便宜。

為了抵擋電子表的沖擊，當時輕工部組織在北京建立前門器件廠，專門生產電子元器件，北京、天津也分別建立了電子手錶廠，但這時候再去重新研發電子表，已經落後太多了。日本人把步進馬達微調電容加上錢賺夠了，我們再拿用別人的機芯裝好的表去競爭，已經不太可能了。其實60年代的時候，國內和日本的電子水平是不相上下的，文革這一耽誤，落後日本20多年。技術的發展是要靠踏踏實實去乾的，這些技術上的差異，憑借個人在當時是改變不了的。

1983年荷蘭留學生雍莉在西安旅行時拍下的蝴蝶表的廣告

當年動員上海的老師傅來西安，那些人拖家帶口100多戶，機修、理化、裝配、自動各個車間，還都是主要領導和技術骨幹來支援的，他們連煤球都運來了，挺不容易的。按當時三線建設的要求，在長安區（當時為長安縣）選址，但現在來看，由於地處農村，遠離市區交通不便，無法利用城市可提供的道路、水、暖、電等方面的便利條件，一切都要動手自己建設，全廠800人為後勤輔助人員，郵局、電影院、小賣部、女職工哺乳室一應俱全，這些也間接成為蝴蝶表廠轉型的桎梏。

在電子表的沖擊下，各地手錶廠只能轉型自救，蝴蝶手錶廠跟西光廠合作生產了「華山AE-2」型135快門，快門也是計時器件，加工精度略低於鍾表加工精度，所以後來用表廠退役的閑置設備成立了快門車間。鍾表機床廠成功開發了卷煙機和接咀機，開始介入煙草行業。表殼廠生產了台式輕印刷機。寶石軸承廠的轉型最成功，跨行業開發了「太陽牌鍋巴」現在還在。

隨著時代發展，連同蝴蝶表廠在內的鍾錶行業，也漸漸退出 歷史 舞台。一代人的青春也隨風而去。

這是一張當年去瑞士訪問的合影，前排最右邊拿黑色皮包的是瑞士人包士哲（音譯），他陪同我們去各個廠家。前排左二為李雲殿（蝴蝶表廠）、左一為李耀文（德文翻譯），第二排左一徐久康（表殼廠廠長）、左二毛傳福（零件一廠）、左三何永林、最後一排中間者為孟昭信（風雷儀表廠）。

整理 | 圖圖 | 貞觀作者

❷ 天津國棉一廠 天津鋼廠 天津自行車廠 合成化學 第一機床廠的過去歷史及現狀

①原天津市國營第一棉紡織廠曾為1937年建成的日商裕豐紗廠，位於當時的比利時租借地內。當時該廠的規模就很大，有紗錠10萬多錠，布機2000台，曾是天津的大型棉紡廠，建國後改稱為國棉一廠。據一位棉紡廠老工人講，廠里的老設備一直還在運轉使用中。然而，因為城市規劃的需要，今年春天進入了拆除階段，目前已經被夷為平地。在原裕豐紗廠被拆除的過程中，文保志願者朱先生得到消息後，深表惋惜：如今，原有的大面積生產車間和附屬建築已經夷為平地，唯有建於1953年的辦公樓因駐扎拆房農民工而尚存。文保志願者緊急呼籲，希望這樣珍貴的工業遺產在今後能盡量保留免遭破壞。而原天津國棉一廠已成為天津紡織集團有限公司天一分公司，是全國大型棉紡廠。
②1936年，日本退伍軍官、財閥小島和三郎，在天津第四區小孫庄靠近周公祠的鹽坨地老閘口一帶二百餘畝地，劃線上樁，建起四、五間廠房，裝備了百餘台日本製造的舊機器，招募200餘工人，掛起了「昌和工廠」的牌子(即天津自行車廠最早前身)。生產自行車車架、車圈、前叉、曲柄、輪盤、泥板、三套軸等自行車主要零部件，加上部分由日本運來的零件，組裝26英寸深綠色自行車，取名「鐵錨」牌，月產900輛自行車，這也是全國最早最大的自行車廠。 1949年1月天津解放後，天津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工業接管處派人接管了工廠，暫定名為「軍管天津機器／第二分廠」直屬天津市軍事管制委員會領導，1月底在多方面支持下，工廠全面復工，2月份開始正式生產自行車，並調撥十三萬斤小米作為生產經費。到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該廠被正式命名為「天津自行車廠」。 1950年4月，天津自行車廠開展了「造新中國一代堅固、耐用、美觀、輕快的自行車」活動，二十多名工人同志自願組成了試制組，他們解剖分析了荷蘭菲利浦、日本堀井和英國鳳頭等各國名牌車，取其所長、避其所短，合理改進，借來繪圖用具，用木板當圖板，精心設計，反復篩選，並綜合了工人群眾的上百條建議，制訂出造新車的方案。經過反復試驗改進，對加工工藝和工裝設備做了較大改動。比如將車架結構進行改進，上管長度改為640毫米長，三、五通接頭改為大爐銅焊，加寬了車把尺寸，改進了熱處理滲碳配方。為解決新車的材料問題，工人們用壓延機把廢油桶軋製成規格材料，改造了舊模具。 1950年7月5日，十輛樣品車造出來了。經過嚴格技術鑒定、性能試驗和質量檢驗，新車性能質量遠遠超過了「中字」牌自行車。為了比擬它結實、輕快、漂亮的特點，工人們親切地稱它為「飛鴿」，上級也批准將這種車正式命名為「飛鴿」牌。從此新中國第一個全部國產化的名牌自行車誕生了，1951年1月又正式淘汰了「中字」牌自行車，將「飛鴿」牌自行車成批地投放市場。本廠產品「飛鴿」牌自行車曾榮獲國家頒發的優質產品銀獎。 本廠一貫致力於技術開發和產品開發，從日本、德國、法國和義大利引進了先進的生產技術和設備，採用CAD計算機輔助設計手段專門從事自行車產品的開發與設計，該廠以技術裝備雄厚、工藝先進和專門檢測、計量測試手段，品種花色繁多，產品品質優良使飛鴿自行車在國內外市場享有盛譽。飛鴿牌自行車不僅在國內各地銷售，還遠銷世界50多個國家和地區。 飛鴿產品規格齊全，具有六個系列（28"、27"、26"、22"、20"）近二百種款式，包括加重車、輕便車、運動車、山地車、公主車、輕便三輪車等。可噴塗各種流行艷麗色彩，並可以定型產品上加以修改，以滿足客戶的特殊要求。飛鴿牌自行車在國內各省設有銷售服務中心，為廣大商業客戶和消費者提供熱情、周到的優質服務。馬路飛鴿電動車擋風防雨遮陽篷是一款集防雨、遮陽、擋沙塵等多功能於一體的新式電動車、摩托車裝飾產品，該產品用材精良，設計合理，採用弧形廣角擋風板，流水線水滴狀外形且風阻小，外觀靚麗，能讓所有二輪車族，擁有一個舒適、便捷、時尚的二輪車乘空間。 （一） 渠道： 「馬路飛鴿」電動車防雨遮陽篷的營銷網路覆蓋全國市場，從高端產品到低端產品都有專業的市場分析和專業的營銷策略。在央視、地方衛視、報紙、電台、雜志、網路上都發布廣告，全面及時地傳遞宣傳「馬路飛鴿」，讓人人皆知，激發出幾百萬乃至上數千萬個潛在的准客戶，從而實現我們的宗旨：「讓天下所有騎電動車的人不再被風吹、日曬、雨淋。」 （二） 服務： 「馬路飛鴿」電動車防雨遮陽篷的全方位服務，實行24小時全天候服務，給經銷商和消費者提供實時服務，讓您真正體會到服務誠心、買的放心、使用安心。 （三） 產品： 電動車2009年，順應消費者對電動車防雨遮陽篷的需求，建立在防雨、遮陽、擋風於一體，令所有二輪車族擁有一個舒適、便捷、休閑時尚的騎乘空間，真正做到比轎車更便利、更經濟。讓人們得到「二輪轎車」的高檔享受。作為「二輪轎車」的新潮產品專業經營公司，華鑄興業以關注百姓民生為根本出發點，全力打造出更多符合百姓出行所需求的科技實用產品。 從100%到1.6%，國有資產在整個天津自行車行業中佔有份額的變化，是一個標準的「國退民進」過程。「飛鴿」的膨脹、衰落直至今天的新生，終於一步步回歸正常。然而，要恢復往日的榮光，對它來說已是一個無法實現的夢。 中國周刊記者 馮翔 天津報道 天津，東麗區程林工業園，大道上塵土飛揚，運送貨物的卡車迎來送往。 「你是找中國飛鴿？」賣西瓜的小販、修自行車的工人，都能准確無誤地指出方向，即使它遠在一兩公里外。「飛鴿」現在的名字是「天津飛鴿車業製造有限公司」，剛搬到這里三個多月。 這是「飛鴿」的最近生存狀態。在網上能查到的，「飛鴿」在西青區、北辰區的兩個廠區已成往事，更勿論位於天津市區六緯路的老廠。那個曾經隨著一輛輛自行車傳送到全世界50餘個國家和地區的地名，現在佇立著一片寬闊的住宅小區。廠房早已賣掉抵債。 「飛鴿車業」副總經理高用亮對《中國周刊》記者說：現在的「飛鴿」年生產量為120萬輛。其中一部分為貼牌代工。 這個數字，在天津市每年的4700萬輛自行車產值中，並不出眾。與它自己的過去相比，只能用「柔弱」來形容。曾幾何時，「飛鴿」這個中國人耳熟能詳的名字，就是天津自行車產業的代名詞。 一年一張票 作為中國自行車的發源地，天津的名字從來就與「飛鴿」聯系在一起。 1950年，新中國第一輛全部自行設計製造的自行車在天津自行車一廠出生，取名「飛鴿」。在自行車成為中國人普遍交通工具的過程中，「飛鴿」與上海的「永久」「鳳凰」出盡了風頭，被稱為中國三大自行車品牌。 「六五」「七五」期間，天津市政府先後投資2.4億元，對「飛鴿」進行大規模技術改造。自解放以來到1980年代末，以「飛鴿」為領頭羊的天津市自行車產業累計上交國家利稅60多億元，是天津市的支柱性產業之一。 當年的技術工人，現在的技檢部長趙志國回憶：作為「飛鴿」的工人，他們享有一項贏得社會普遍羨慕的福利：在物資憑票供應的年代，他們每人每年可分到一張購買「飛鴿」的票券。在自行車、手錶、縫紉機被稱為中國家庭「三大件」的年代，這張票太珍貴了，經常是早早就被親朋好友預定：「我明年結婚，你那車票千萬給我留著！」 當時的婚禮，一輛嶄新的「飛鴿」往往便是女方的全部陪嫁，贏來陣陣艷羨。許多人因實在弄不到一張購買自行車的票券，只能自己想方設法收集自行車的零件，自己「拼」一輛。國外領導騎飛鴿自行車 1988年，包括另一個著名自行車品牌「紅旗」在內，全天津市的自行車產業都集中到「飛鴿」名下，成為3萬多人的「飛鴿集團」。這是計劃經濟時代，「飛鴿」輝煌的最頂端：國有資產佔全市自行車產業份額100%，年產量661萬輛。1989年2月25日，美國總統喬治·布希對中國進行訪問。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會見他，並贈送他們夫婦兩輛飛鴿牌自行車，作為「國禮」。從此「飛鴿」順利進入美國市場，它還曾成為中國對外援助第三世界國家的物資之一。 頂點之下，隱藏著巨大的危機。「飛鴿」作為大型國有企業，靠的是兩大法寶：政府指令下的銀行貸款，和包銷全部產品。幾十年來，「飛鴿」基本只有兩種顏色：黑色和綠色。 天津大學企業戰略與文化研究所教授和金生領銜的一篇論文形容當時的「飛鴿」：「保守、狹隘、自大、唯我獨尊」，「具有鮮明的國企特色」。原因是「企業不直接面對市場和顧客，所要做的就是聽從行政命令進行生產」。 吉利改寶馬？ 飛鴿自行車政指令對「飛鴿」的負面影響，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開始，初現端倪。 如果把吉利汽車的標識取下，換成寶馬的車標，以圖讓一輛汽車的售價提高，行嗎？ 當然不行。然而，這種類似的行為並不是假設，而是現實。「飛鴿」和「紅旗」當年就曾在政府指令下，做過這樣的違心之舉。原因僅僅在於，一輛「飛鴿」的價格比一輛「紅旗」要多二十塊錢。 可以想像當時的尷尬場面：服從領導，移交了技術資料、設計圖紙，「飛鴿」人心懷不滿，認為搶了自己的市場；「紅旗」人也不情願，便宜耐用是當時的26型「紅旗」一大賣點，該車素有諢名「不吃草的小毛驢」，走俏於農村市場。自己的品牌要被取消，誰樂意？ 兩個廠面臨同樣的工作任務：廠長給副廠長做思想工作，副廠長給車間主任做思想工作，車間主任給車間副主任做思想工作…… 兩個工業品牌的統一，談何容易。需要改圖紙、改模具、改車床，何況還是兩個定位、市場都不一樣的品牌。由「紅旗」改成的「飛鴿」很快被民間稱為「假飛鴿」，進而連累了整個「飛鴿」的銷售。「永久」「鳳凰」趁機搶占市場份額…… 其時為1986年左右。改革進行了一年多，被迫中止。 「改革是失敗，但是當時也有好處。誰得了好處？政府。」當時的集團總經理蕭慶源對《中國周刊》記者說。他試圖從積極的角度談那次改革的意義：天津市當時正是加緊進行市政基礎設施建設的時期，資金極度短缺。「紅旗」改「飛鴿」，當時的確增加了一些銷售收入。這筆多出的錢，自然作為利潤上交，用來修建了天津市的中環線等幾條重要公路。 飛鴿工人十幾年後，「飛鴿」人因工廠衰落，他們的退休金、醫療費長期被拖欠。沒有人能料到這樣的後果。 1990年代開始，席捲全中國的體制改革擴展到了自行車行業。政府這才發現，自己已經逐漸扶不住這個龐大而附加值極低的產業了。從1990年開始，天津市輕工業局向民營企業大量發放自行車臨時生產許可證，另一方面減少乃至停止對自行車產業的投資，並將這一行業認定為「國有資產退出的行業」。 在這種形勢下，眾多民營企業、鄉鎮企業迅速加入自行車行業。可憐當時的「飛鴿」基本上只會製造26、28兩種車型，連中國女性的普遍選擇——24型號的自行車都極少。要改個車型，需要至少兩年的時間。「有個比方：河凍冰了。咱們回去開動員大會，開始設計冰車。人家民營企業直接拿個冰爬犁往上一放：五毛錢一位；結果發了。等咱們明年把冰車做好了拿來，河都化了。」一位當時的「飛鴿」高管說。 截至1998年，飛鴿集團潰不成軍，連續5年虧損，累計達3億多元，人員大量流失。而與此同時，民營企業利用「飛鴿」走出去的技術、管理人員，步步做大。天津市一位區長說了一句話：「一隻鴿子掉下去，千萬只麻雀飛起來。」 售價200 成本600 飛鴿自行車1998年，幾百名「飛鴿」的老員工走上天津的中環線、外環線，用堵路的方式表達他們的訴求。因為「飛鴿」名氣太大，影響也大，當時的廠長和書記雙雙下課。此事標志著「飛鴿」的徹底衰落。 之後，沒人願意接手這個爛攤子，甚至集團指派當時的副總經理去兼任廠長也被拒絕。最後還是行政指令起作用：再不去，立即宣布撤職！「飛鴿」這才算有了廠長。 今年64歲的龔孝燕，當年是飛鴿集團的副總經理，主管「解困工作」。對那段日子，她不願意用「不堪回首」這樣的詞。跑市政府、區政府、勞動局、經委、工會、工商局，一個個衙門求來求去給工人找政策，找待遇，找出路。連廠房分開出租是否合乎規定，都要她去找相關的政府官員，硬把人家拽來現場辦公——職工們紛紛另謀出路，或掛靠在集團下單干，飛鴿集團的下屬企業三年就增加了一百家。大雪天的深夜，她獨自一人跟幾百名下崗職工談判，苦口婆心幾乎是央求他們不要有過激行動……那段日子給她留下了糖尿病、高血壓和一身的病。一次導致她險些半身不遂，不得不提前退休。 龔孝燕「她(龔孝燕)那段時間至少給工人要來六七百萬。」一位老飛鴿人說。 對於個人來說，這個數字足夠巨大和值得自豪。但要挽救飛鴿集團，只能是杯水車薪。據曾任財務審計處副處長的高用亮回憶，當時飛鴿集團一個下屬廠每個月給退休工人看病的費用就高達數百萬元，整個集團要想翻身，每個月需要1.5億到2億元之間。每時每刻都在增長的銀行貸款和企業欠債的利息，對當時的「飛鴿」來說，都是天文數字。 根據飛鴿集團對提供的數據，當時市面上的自行車售價為200元左右，而一輛「飛鴿」的成本是600元。那些兢兢業業一輩子的老工人苦心鑽研節約成本，一個七十幾道工序的車鈴才掙幾厘錢；架不住「飛鴿」龐大的非生產部門人吃馬喂：企管辦、質管辦、房管科、行政科、膳食科、幼兒園、醫院、技校、職工大學……計劃經濟時代，這樣的冗大結構是一切企業的最終發展方向。 1999年，中央下發《關於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要求分離企業辦社會的職能，逐步把所辦的學校、醫院和其他社會服務機構移交地方政府統籌管理。對「飛鴿」來說，已經晚了。 越生產越虧損，成為政府決心從這一行業中退出的重要原因。現在的「飛鴿」，以上部門全部裁撤。僅剩的幾個部門也變成了生產人員兼職。 三次「砍樹留根」 困境中的飛鴿集團，最大的優勢就是「飛鴿」這個名字。 再拖下去，不是辦法。飛鴿集團想了個辦法：「砍樹留根保品牌。」即：剝離一部分生產能力，抽調精幹人員、技術和設備，另行組建一個企業實體，飛鴿集團以有償形式將「飛鴿」這個品牌轉讓給它使用。這樣，就把原先的債務由集團一身扛下，新的企業實體可以輕裝上陣了。 1998年，飛鴿集團又咬牙貸款1500萬，成立了全資的「飛鴿自行車公司」，趙志國和高用亮都在其中。一年時間，這個公司盈利了1000萬元。然而，它能看著擁有上萬職工的老集團債務纏身，無動於衷么？1000萬盈利全部被集團抽回救急，公司又辦不下去了。 「當時有個比方：我們是一艘小潛艇，集團是一艘航空母艦。我們這潛艇能拖動航空母艦么？」高用亮說。 明晰法律的人不難看出，「砍樹留根」並不能一下讓「飛鴿」拋下包袱。1999年，上海寶鋼集團對「飛鴿」拖欠它多年的鋼材款1400萬元，提起訴訟並要求查封「飛鴿」品牌，准備逼它拍賣。這時候，政府終於對「飛鴿」多年來的貢獻給以了回報。天津市政府介入，與上海方面反復交涉、溝通，最後於2002年達成還款協議，使「飛鴿」倖免於難。還有幾次類似的危機，都被政府出面化解。 很難說清，是不是這次訴訟推動了「飛鴿」的改革。這年，第二次「砍樹留根」奠定了今天「飛鴿」的合作形式：合股經營，公私合營。天津市西青區的一家鄉鎮企業騰達公司出了土地、廠房，天津市經委下屬的華澤投資公司拿出400萬元，跟飛鴿集團一起成立了「飛鴿自行車有限公司」。天津日報 2004年，民營企業泰美公司的老總張健加上「飛鴿」的管理層，以個人名義注資808萬元，三個國有股東持有的股份縮減到58%。2007年，這個公司的年產量曾達到過130萬輛。 然而，在這種經營形式下，股東之間又出現了矛盾。 「當時的股權很混亂，不明晰。比如說我們飛鴿集團用來入股的設備，都是很多年前的舊設備，沒有計算折舊費；總股份1924萬元，僅廠房就價值670萬元。」高用亮說，當時的各方股東要求「飛鴿」以品牌入股。而在國有股份不佔優勢的形勢下，這就等於出讓「飛鴿」品牌。這促使「飛鴿」進行了第三次「砍樹留根」。 2009年3月，天津飛鴿集團出資退了各方股份，採取了「管理者持股」的運作模式。它出資500萬元，原副總經理張金瑛個人出資300萬元，並擔任總經理。在東麗區租下一片廠房，成了「飛鴿」的新巢：「飛鴿車業製造有限公司」。 「她(張金瑛)的300萬元，應該也是幾個朋友湊的。」一名「飛鴿」員工援引一條未經證實的消息說。 800萬元，成了新「飛鴿」的全部資本。這一下產權徹底清晰了，生產設備也全部換新。「飛鴿」終於成為一家徹底的現代企業，得以卸下包袱進行市場競爭。但這樣的規模，在天津市的自行車產業中已排不上號。 生產「飛鴿」的，還有飛鴿集團旗下的兩個小企業：「飛鴿電動車有限公司」和「飛鴿電動三輪車有限公司」。都是國有與民間資本合資。再加上與「飛鴿」一樣衰落的「紅旗」，根據天津市自行車行業協會向《中國周刊》提供的數據：整個飛鴿集團的資產，在全天津市的自行車產業中只佔1.6%的份額。 與此同時，「永久」、「鳳凰」也全部衰落。 來自非洲的懷念 「我感覺，要想做大，我們現在最缺的是人才。」在劉少奇視察、布希騎車的大幅照片下，高用亮說。 「飛鴿」再想恢復往日的榮光，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目前，天津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自行車生產基地，年產4700多萬輛自行車，但規模前10名的企業都是民營，其中許多管理人員和技術骨幹都曾經穿過「飛鴿」的工作服。一家電動自行車生產企業請周傑倫做廣告代言，出價3000萬元人民幣。這一數字相當於「飛鴿車業」全部資產的近4倍。 盡管多年來再也沒有退休工人堵路，拖欠的醫葯費、退休金也在逐漸發還，但「飛鴿集團」與那些老廠長、老經理的關系並不密切。有些老「飛鴿」人在聚會時表示：不願意和現在的「飛鴿集團」接觸，怕見了傷心。「他們之間的距離很遠。」一位知情人如是說。 盡管一再收縮，「飛鴿」的品牌價值仍貫穿到今天中國大地上能通行自行車的每一區域。無論在「飛鴿」的哪一個發展階段，打假都是它不能放棄的工作。全國各地的假冒「飛鴿」前仆後繼。 直到現在，飛鴿車業的管理部長還在江西打假。根據各地客戶舉報，帶著技術人員前去，查實後向當地的工商、質檢等部門舉報。他們要維護自己的客戶利益，地方政府要維護自己的市場繁榮。效果無疑參差不齊。 在世界某些意想不到的角落，「飛鴿」的品牌價值還以懷念形式存在。 目前，飛鴿車業的出口遍及亞洲、歐洲、美洲，還有一部分來自非洲，確切地說來自尚比亞、烏干達等小國。當年，中國曾向它們或出口或援助過「飛鴿」，現在它們找上門來，指名要買「飛鴿」，而且還是最經典的28款式。 這些車忠心耿耿，負重能力強，在非洲廣袤的沙漠和草原上，很快找到了自己的工作崗位。
③天津百花皂業有限公司（原天津合成化學廠）
④天津第一機床總廠始建於1951年，是中國從事專業齒輪加工機床研發製造基地，是中國獨家生產弧齒錐齒輪系列成套加工機床的廠家，是中國機床工業骨幹企業之一。

❸ 台灣品牌的加工中心，哪家最好

機床排名大概是這樣的
1. 福裕Falcon主要品牌Chevalier;
2. 東台Tong-Tai主要品牌Topper、Honor;
3. 台中精機Victor主要品牌Fortune、Victor(outside N. Amer)，;
4. 永進YCM主要品牌Supermax、YCM、 Yeong Chin;
5. 協鴻She Hong主要品牌Hartford;
6. 亞威Awea主要品牌Awea;
7. 台灣龍澤Taiwan Takisawa主要品牌Takisawa;
8. 麗偉Leadwell(主要品牌Leadwell;
9. 友嘉Fair Friend主要品牌Feeler(不包含杭州友佳);
10. 喬福 Roundtop(主要品牌Johnford;
11. 油機You Ji主要品牌You Ji;
12. 建德Kent主要品牌Kent;
13. 高峰Kao Fong主要品牌。
這些機床都是不錯的。

❹ 北京第一機床廠的工廠歷史

北平第一機床廠的前身是北平機器總廠。北平機器總廠的前身主要是北平解放後接收原國民政府北平市第一至第八幾個修械所組合而成。
第八修械所
1911年（宣統三年），當時北京的大民族資本家封竹軒創辦了永增鐵工廠。該廠剛開業時是攬到什麼活就干什麼活，後來生產絞車、水泵、柴油機、人力車頭、人力車軸等。
七七事變後不久，被日本資本家所吞並，改名為鍾淵鐵工廠，原有產品被逐漸淘汰。
1942年（民國三十一年）後，幾乎全部生產槍支、炮彈。日本投降後，改為中紡公司天津第一機器廠五廠，製造紡織機械。
1948年（民國三十七年）改為第八修械所，專門修理和製造槍支。解放前夕，該廠有職工400人左右，有設備60台左右。
1949年3月，順義縣修械所並入該所。
第六修械所
1921年（民國十年），一個叫丁茵的美國長老會教徒投資創辦海京洋行，廠址在北平東單裱褙胡同。當時主要是經營進口機器和機器的安裝以及紡織品貿易，工人不到20名，廠房是租來的6間平房，主要設備是兩台皮帶車床。
1926年（民國十五年），工人增加到100多人，停止了進口貿易活動，改名為海京鐵工廠，經理改由一個叫祖澍田的中國人擔任。祖不僅當了美國資本的代理人，而且也入了股。從此，這個廠由帝國主義資本和買辦資本合夥經營。
1929年（民國十八年），該廠遷至安定門內方家胡同。七七事變前，這個廠發展成為一個擁有三四百名工人和三四十台設備的工廠，除鑄造鍋爐、水管以外，已能夠用簡單的設備仿照外國貨製造手術台、電冰箱等產品。
1938年（民國二十七年）秋，海京鐵工廠被日本機器工業財閥小系原太郎兼並，改名為「小系重機株式會社」，設備增加到50台左右，職工增至將近500人，主要生產鐵斗車、卷揚機等礦山機械，同時，也製造武器炮彈、地雷等，為侵華戰爭和掠奪我國資源服務。
1945年（民國三十四年）日本投降後，小系鐵工廠被國民黨接收，改為北平第一機器廠，後來又改為北平市企業公司機器廠。
1948年（民國三十七年），這個廠又被國民黨華北「剿總」民間武器調查管配委員會接管，改為第六修械所，有職工300人左右，主要生產「七九」式步槍。
1949年北平解放後，2月改名為北平第一機器廠。
第一修械所
1935年（民國二十四年），偽冀東保安司令部修械所是漢奸殷汝耕辦的。1937年改為政治治安部修械所。
1942年改為偽治安總署修械所。
1945年10月改為第九路軍修械所。
1948年2月改為第一修械所。在日偽和國民黨統治時期都是制槍廠。
解放前夕，有職工200人左右，有設備三四十台，1949年6月改為北平機器總廠的第一分廠。
1946年（民國三十五年），第四修械所、第七修械所並入第三修械所。 1949年6月21日，華北機器製造公司通知：「奉華北人民政府公營企業部指示，決定胡光為華北機器製造公司北平機器總廠廠長。原武管會及其所屬各廠、原北平第一機器廠均直接受北平機器總廠領導，並於6月21日正式到職辦公。所屬各單位立即辦理交接手續。」
華北機器製造公司北平機器總廠於1949年7月1日發布公告：「奉華北機器製造公司命令，本廠於1949年6月30日成立。原北平武管會及其所屬各修械所、北平第一機器廠統交本廠管理。並決定北平第一機器廠（原第六修械所）為北平機器總廠；原第一修械所為本廠所屬第一分廠；原第八修械所為第二分廠；原第三修械所為第三分廠。」該總廠共有職工1374名，有設備113台，廠址在北平市安定門內方家胡同11號。
1950年6月1日，中央重工業部機器工業局決定，將華北機器製造公司天津實驗示範工廠並入北京機器總廠。同時決定在北京建設一個大型的機械廠，廠址在建國門外豫王墳，開始建設一個6000平方米的鑄工車間。
1950年7月破土動工，第二年10月建成，竣工面積6000平方米，完成投資35萬元（摺合為新幣）。1950年8月，重工業部決定，將北京機器總廠改名為北京機器廠。
從1951年起，北京機器廠進行技術改造，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是機床工具行業重點技術改造廠之一。
1951年9月30日，該廠克服了一系列困難，仿製成功一台重18噸的人字齒輪鍘齒機，向國慶獻禮。
1952年5月，全國機器專業會議確定，北京機器廠的產品方向為機床製造，並開始試制仿蘇6H82萬能銑床。從此，該廠從生產零星產品轉向生產專業產品，從生產一般機械轉向生產精密機床。
1953年7月1日，北京機器廠劃分為北京第一機床廠和北京第二機床廠。北京第一機床廠的產品方向為萬能銑床，隸屬第一機械工業部第二機器工業管理局。當時該廠佔地面積24361平方米，建築面積13080平方米，有職工597人，有設備112台，年產萬能銑床31台，工業總產值186萬元。
1953年10月，經第一機械工業部批准，在北京市朝陽區建國門外豫王墳建設新廠。
1954年1月，北京第一機床廠新廠籌備處成立。1955年進行初步設計，生產規模為年產萬能銑床2510台、13227噸，基本建設投資為5222萬元。1956年開始全面施工，當年建成三聯、四聯廠房和辦公樓。
1957年3月，第一機械工業部第二機器工業管理局通知：北京銑床廠（北京第三機床廠）停建，與北京第一機床廠合並生產，並將基本建設投資削減為4339萬元。
1958年3月，北京第一機床廠與正在建設的北京第三機床廠正式合並，並遷至建國門外大街4號新廠址。新廠址佔地面積303334平方米，建築面積101853平方米。
1958年7月，第一機械工業部通知，將北京第一機床廠下放到北京市，由北京市第三地方工業局管理。
1958年8月，該廠重新提出擴建任務書，計劃將生產規模擴大為年產中型銑床4880台、15826噸，年產重型機床192台、16806噸，再增建一個重型鑄工車間、重型鍛工車間，全部投資1．2億元，經第一機械工業部和國家計委批准實施。
1959年5月，在北京第一機床廠成立北京銑床研究所，負責研究、規劃全國銑床設計、生產等事宜，並開始自行設計銑床。同年，該廠39800平方米的重型車間廠房建成投產。該車間共有6跨，主跨36米，副跨為24米、18米，長246米，寬158米，單台吊車起重能力為100噸，能加工、裝配重600噸的超重型龍門銑床。到1959年底，北京第一機床廠佔地面積為532823平方米，建築面積108706平方米，職工人數6178人，生產設備594台，提前41天完成萬能銑床25個品種、1200台，工業總產值4070萬元。
從1950年至1959年，該廠共完成基本建設投資3500萬元，新建了6萬平方米的新廠房。
1960年該廠自行設計、試製成功我國第一台X5210型圓工作台銑床和X212型龍門銑床。同年，該廠重型鑄造車間等七大工程開工建設。1961年，根據縮短基本建設戰線的方針，停止了重型系統工程的建設。
1962年2月，北京第一機床廠隸屬關系又改為一機部直屬企業。這年，該廠完成萬能銑床985台，並開始出口銑床。
1965年5月，第一機械工業部決定，將該廠一分為二，一部分遷入四川自貢長征機床廠，這個廠的650名職工和154台設備均由北京第一機床廠負責，計劃於1966年6月份投產。
從1968年開始，北京第一機床廠先後改造了老鑄造車間，擴建了重型加工裝配車間，新建了重型鑄造車間和一些填平補齊的項目。
1969年，該廠佔地面積436346平方米，建築面積161589平方米，職工人數4815人，主要生產設備1058台，年產各種銑床2454台，第一次超過了2400台的設計能力，重型銑床的生產能力提高到100台，工業總產值4754萬元。
1972年，北京第一機床廠下放到北京市機械工業局主管。
70年代北京第一機床廠研製銑床的技術日趨成熟，先後研製出我國第一台XKD2012/13型三座標數控龍門移動式銑床、我國第一台XK4860型五坐標數控螺旋槳銑床、我國第一台X9721型轉子槽銑床和X2150型龍門鏜銑床等。其中數控螺旋槳銑床1979年獲北京市科技成果一等獎。
在70年代裡，該廠完成了龍門銑床產品系列的更新設計，先後發展了工作台寬800～3200毫米全系列龍門銑床產品，並開始大批生產數控銑床。
1978年，該廠對生產了20多年的升降台銑床進行了結構及性能改進，設計出「A」系列新型銑床。
進入80年代，該廠銑床產品質量穩步提高。X62W萬能銑、X63W萬能銑和X52K立銑，均獲1980年北京市「優質產品」稱號，並分別獲一機部1980年和1981年「信得過產品」稱號。
1981年，該廠研製成功我國第一台四坐標數控龍門架移動銑床。
從1981年到1984年，該廠先後與日本日立精機達成K型升降台銑床合作生產協議；與聯邦德國瓦德里希·科堡機床製造有限公司簽訂了10年合作生產技術引進協議；同時與香港蘇山多集團合資購買了美國「好多」數控機床有限公司，由該廠派人員經營，並為該公司生產MVC系列加工中心提供主機，成為我國機械行業第一家在海外經營的企業。
1985年，該廠試製成功XHK756－1、XHK756－2型卧式加工中心和XHK716型立式加工中心機床。
1986年9月，該廠完成了與聯邦德國瓦德里希·科堡公司合作生產的我國第一台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20－10FP500NC型超重型數控龍門鏜銑床，填補了我國製造超重型數控龍門鏜銑床的空白。
1988年，XK5040－1型立式數控鏜銑床榮獲國家銀質獎；XA6132A型萬能升降台式銑床榮獲機電部優質產品獎；XA6132A、XA6132型萬能升降台式銑床和XA5032型立式升降台銑床榮獲北京市優質產品獎。為了擴大北京市「拳頭」產品———銑床的生產，1989年1月北京探礦機械廠、北京機械鑄鍛廠並入該廠。通過「六五」、「七五」技術改造，該廠自籌資金7000萬元，進行了大規模的技術改造，擴建了廠房，增添了設備，使該廠具備了一流的加工手段，一流的裝配環境，在先進工藝和科學管理的基礎上，實現了多品種、技術密集型銑床的批量生產，並使升降台銑床達到了世界上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水平。其中：數控銑床達到80年代末水平，床身式銑床和加工中心系列部分產品已達到80年代和90年代先進水平；龍門鏜銑床系列除普通龍門銑床為國際80年代初水平外，數控龍門鏜銑床、定梁數控龍門仿形鏜銑床、橋式數控龍門鏜銑床、五面體加工中心等機床都達到了當代國際先進水平。
1990年，北京第一機床廠已發展成為一個總廠、兩個分廠。總廠廠址在北京建國門外大街4號，重型鑄造分廠廠址在北京建國門外郎家園98號；探礦分廠廠址在北京市通縣半壁店大街9號；全總廠佔地面積674910平方米，建築面積443587平方米，職工總數9001人，其中：工程技術人員950人（高級工程師125人、工程師294人），擁有設備2288台，其中精大稀設備263台、部管設備8台，固定資產（原值）18794萬元；歷年銑床品種389個，當年品種50個，工業總產值278861萬元。
從1991到1998年，該廠通過「八五」、「九五」技術改造，把重點放在引進先進技術和設備，提高數控銑床、加工中心的生產上，進一步提高了產品質量，突破了傳統結構，擴大了生產能力，提高了國產化率，使產品在可靠性上有了長足的進步。1995年，北京第一機床廠被評為北京市工業系統「雙十佳」企業。
1998年底，北京第一機床廠廠址為北京市朝陽區建國門外大街4號，所屬分廠有鑄造一分廠、鑄造二分廠、重大分廠、中小分廠、齒輪分廠、加工分廠、中型產品分廠、北京探礦機械分廠等13個分廠，共有佔地面積702127平方米，建築面積452287平方米，職工人數4601人，其中工程技術人員1182人，擁有設備1871台，其中精大稀設備252台，數控機床32台，固定資產原值51522萬元，年產金屬切削機床900台，工業總產值15007．5萬元，為大型一類企業，是國家機械電子工業部和北京市定點生產銑床的專業製造廠，是國家機械電子工業部的骨幹企業之一，是全國最大的銑床生產基地。該廠主導產品無論從技術水平上、質量上、數量上在全國銑床行業中都處於領先地位。該廠產品X62W型中型銑床、X2010C型、X2012C型龍門銑床（重型）被評為北京市和機械工業部優質產品。該廠產品銷往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遠銷世界上50多個國家和地區。
2002年北京第三機床廠並入北京第一機床廠。
2002年7月，與日本大隈株式會社合資成立了北一大隈(北京)機床有限公司。
2004年6月，與日本精機設計公司合資設立了北一精機（北京）設計公司。
2005年北京第一機床廠全資收購德國阿道夫·瓦德里希科堡機床廠有限兩合公司。後更名為瓦德里希科堡機床廠有限公司。
2006年8月，與法國Fabricom公司合資成立了北京北一法康生產線有限公司。
2010年12月，北京第二機床廠有限公司、北京機電院機床有限公司並入北一。
2011年7月，與韓國DSK公司共同出資成立了北一德思凱機床工程技術公司。
2011年11月，成功並購世界著名的五軸機床製造企業C.B.Ferrari公司。
據最新統計，全國包括台灣省在內的各個行業幾乎都覆蓋著北一的機床產品。
北一曾經得到黨的三代領導人的關懷。
北一曾經為國家輸送了許多專業技術人才和黨的領導幹部。
開國領袖毛澤東主席的長子毛岸英，時任北一廠黨總支書記，後赴抗美援朝前線犧牲在朝鮮。葉劍英元帥的長子葉選平同志從蘇聯留學回國後一直到文革中期解放調出，都在北一長期工作。還有顧衿遲、張健民，以及各行業司局級領導崗位上的幹部舉不勝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