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長征機床是什麼系統

Ⅰ 數控國企都有哪些

沈陽機床集團
大連機床集團
齊重數控裝備股份有限公司
齊二機床集團有限公司
北京第一機床廠
濟南一機床集團
濟南二機床集團
漢川機床集團有限公司
秦川機床集團有限公司
天水星火機床有限責任公司
青海華鼎重型機床有限責任公司
江蘇新瑞機械有限公司
重慶機床（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四川長征機床集團有限公司
雲南CY集團有限公司
桂林機床股份有限公司
武漢重型機床集團有限公司
上海電氣機床集團

Ⅱ 哥們 長征機械廠待遇到底怎麼樣啊

哥們這就是一個坑一個大坑。出了三津兩費，補貼沒得，年終獎沒得，季度獎一個季度900上下點。加班沒加班費不加班要扣錢，主要TM老加班。這里是工時制，每人每月工時有限額不能超多少超了要扣，拿到手的績效限額高了也要扣。基本工資先要扣1200元其名叫考核，再扣自己的三津基本剩下的為 0 或是個負數，拿到手的工資全看績效的多少。廠年人平均收入（工資+三津）傳說達八九萬，不過員工都是被平均的，99萬+1萬=平均50萬。現在社會工廠價值管理它也順風一道，能源物資消耗要算在車間成本里新奇的是廠房設備都還要算折舊費，算到員工頭上。不說了

Ⅲ 北京第一機床廠的工廠歷史

北平第一機床廠的前身是北平機器總廠。北平機器總廠的前身主要是北平解放後接收原國民政府北平市第一至第八幾個修械所組合而成。
第八修械所
1911年（宣統三年），當時北京的大民族資本家封竹軒創辦了永增鐵工廠。該廠剛開業時是攬到什麼活就干什麼活，後來生產絞車、水泵、柴油機、人力車頭、人力車軸等。
七七事變後不久，被日本資本家所吞並，改名為鍾淵鐵工廠，原有產品被逐漸淘汰。
1942年（民國三十一年）後，幾乎全部生產槍支、炮彈。日本投降後，改為中紡公司天津第一機器廠五廠，製造紡織機械。
1948年（民國三十七年）改為第八修械所，專門修理和製造槍支。解放前夕，該廠有職工400人左右，有設備60台左右。
1949年3月，順義縣修械所並入該所。
第六修械所
1921年（民國十年），一個叫丁茵的美國長老會教徒投資創辦海京洋行，廠址在北平東單裱褙胡同。當時主要是經營進口機器和機器的安裝以及紡織品貿易，工人不到20名，廠房是租來的6間平房，主要設備是兩台皮帶車床。
1926年（民國十五年），工人增加到100多人，停止了進口貿易活動，改名為海京鐵工廠，經理改由一個叫祖澍田的中國人擔任。祖不僅當了美國資本的代理人，而且也入了股。從此，這個廠由帝國主義資本和買辦資本合夥經營。
1929年（民國十八年），該廠遷至安定門內方家胡同。七七事變前，這個廠發展成為一個擁有三四百名工人和三四十台設備的工廠，除鑄造鍋爐、水管以外，已能夠用簡單的設備仿照外國貨製造手術台、電冰箱等產品。
1938年（民國二十七年）秋，海京鐵工廠被日本機器工業財閥小系原太郎兼並，改名為「小系重機株式會社」，設備增加到50台左右，職工增至將近500人，主要生產鐵斗車、卷揚機等礦山機械，同時，也製造武器炮彈、地雷等，為侵華戰爭和掠奪我國資源服務。
1945年（民國三十四年）日本投降後，小系鐵工廠被國民黨接收，改為北平第一機器廠，後來又改為北平市企業公司機器廠。
1948年（民國三十七年），這個廠又被國民黨華北「剿總」民間武器調查管配委員會接管，改為第六修械所，有職工300人左右，主要生產「七九」式步槍。
1949年北平解放後，2月改名為北平第一機器廠。
第一修械所
1935年（民國二十四年），偽冀東保安司令部修械所是漢奸殷汝耕辦的。1937年改為政治治安部修械所。
1942年改為偽治安總署修械所。
1945年10月改為第九路軍修械所。
1948年2月改為第一修械所。在日偽和國民黨統治時期都是制槍廠。
解放前夕，有職工200人左右，有設備三四十台，1949年6月改為北平機器總廠的第一分廠。
1946年（民國三十五年），第四修械所、第七修械所並入第三修械所。 1949年6月21日，華北機器製造公司通知：「奉華北人民政府公營企業部指示，決定胡光為華北機器製造公司北平機器總廠廠長。原武管會及其所屬各廠、原北平第一機器廠均直接受北平機器總廠領導，並於6月21日正式到職辦公。所屬各單位立即辦理交接手續。」
華北機器製造公司北平機器總廠於1949年7月1日發布公告：「奉華北機器製造公司命令，本廠於1949年6月30日成立。原北平武管會及其所屬各修械所、北平第一機器廠統交本廠管理。並決定北平第一機器廠（原第六修械所）為北平機器總廠；原第一修械所為本廠所屬第一分廠；原第八修械所為第二分廠；原第三修械所為第三分廠。」該總廠共有職工1374名，有設備113台，廠址在北平市安定門內方家胡同11號。
1950年6月1日，中央重工業部機器工業局決定，將華北機器製造公司天津實驗示範工廠並入北京機器總廠。同時決定在北京建設一個大型的機械廠，廠址在建國門外豫王墳，開始建設一個6000平方米的鑄工車間。
1950年7月破土動工，第二年10月建成，竣工面積6000平方米，完成投資35萬元（摺合為新幣）。1950年8月，重工業部決定，將北京機器總廠改名為北京機器廠。
從1951年起，北京機器廠進行技術改造，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是機床工具行業重點技術改造廠之一。
1951年9月30日，該廠克服了一系列困難，仿製成功一台重18噸的人字齒輪鍘齒機，向國慶獻禮。
1952年5月，全國機器專業會議確定，北京機器廠的產品方向為機床製造，並開始試制仿蘇6H82萬能銑床。從此，該廠從生產零星產品轉向生產專業產品，從生產一般機械轉向生產精密機床。
1953年7月1日，北京機器廠劃分為北京第一機床廠和北京第二機床廠。北京第一機床廠的產品方向為萬能銑床，隸屬第一機械工業部第二機器工業管理局。當時該廠佔地面積24361平方米，建築面積13080平方米，有職工597人，有設備112台，年產萬能銑床31台，工業總產值186萬元。
1953年10月，經第一機械工業部批准，在北京市朝陽區建國門外豫王墳建設新廠。
1954年1月，北京第一機床廠新廠籌備處成立。1955年進行初步設計，生產規模為年產萬能銑床2510台、13227噸，基本建設投資為5222萬元。1956年開始全面施工，當年建成三聯、四聯廠房和辦公樓。
1957年3月，第一機械工業部第二機器工業管理局通知：北京銑床廠（北京第三機床廠）停建，與北京第一機床廠合並生產，並將基本建設投資削減為4339萬元。
1958年3月，北京第一機床廠與正在建設的北京第三機床廠正式合並，並遷至建國門外大街4號新廠址。新廠址佔地面積303334平方米，建築面積101853平方米。
1958年7月，第一機械工業部通知，將北京第一機床廠下放到北京市，由北京市第三地方工業局管理。
1958年8月，該廠重新提出擴建任務書，計劃將生產規模擴大為年產中型銑床4880台、15826噸，年產重型機床192台、16806噸，再增建一個重型鑄工車間、重型鍛工車間，全部投資1．2億元，經第一機械工業部和國家計委批准實施。
1959年5月，在北京第一機床廠成立北京銑床研究所，負責研究、規劃全國銑床設計、生產等事宜，並開始自行設計銑床。同年，該廠39800平方米的重型車間廠房建成投產。該車間共有6跨，主跨36米，副跨為24米、18米，長246米，寬158米，單台吊車起重能力為100噸，能加工、裝配重600噸的超重型龍門銑床。到1959年底，北京第一機床廠佔地面積為532823平方米，建築面積108706平方米，職工人數6178人，生產設備594台，提前41天完成萬能銑床25個品種、1200台，工業總產值4070萬元。
從1950年至1959年，該廠共完成基本建設投資3500萬元，新建了6萬平方米的新廠房。
1960年該廠自行設計、試製成功我國第一台X5210型圓工作台銑床和X212型龍門銑床。同年，該廠重型鑄造車間等七大工程開工建設。1961年，根據縮短基本建設戰線的方針，停止了重型系統工程的建設。
1962年2月，北京第一機床廠隸屬關系又改為一機部直屬企業。這年，該廠完成萬能銑床985台，並開始出口銑床。
1965年5月，第一機械工業部決定，將該廠一分為二，一部分遷入四川自貢長征機床廠，這個廠的650名職工和154台設備均由北京第一機床廠負責，計劃於1966年6月份投產。
從1968年開始，北京第一機床廠先後改造了老鑄造車間，擴建了重型加工裝配車間，新建了重型鑄造車間和一些填平補齊的項目。
1969年，該廠佔地面積436346平方米，建築面積161589平方米，職工人數4815人，主要生產設備1058台，年產各種銑床2454台，第一次超過了2400台的設計能力，重型銑床的生產能力提高到100台，工業總產值4754萬元。
1972年，北京第一機床廠下放到北京市機械工業局主管。
70年代北京第一機床廠研製銑床的技術日趨成熟，先後研製出我國第一台XKD2012/13型三座標數控龍門移動式銑床、我國第一台XK4860型五坐標數控螺旋槳銑床、我國第一台X9721型轉子槽銑床和X2150型龍門鏜銑床等。其中數控螺旋槳銑床1979年獲北京市科技成果一等獎。
在70年代裡，該廠完成了龍門銑床產品系列的更新設計，先後發展了工作台寬800～3200毫米全系列龍門銑床產品，並開始大批生產數控銑床。
1978年，該廠對生產了20多年的升降台銑床進行了結構及性能改進，設計出「A」系列新型銑床。
進入80年代，該廠銑床產品質量穩步提高。X62W萬能銑、X63W萬能銑和X52K立銑，均獲1980年北京市「優質產品」稱號，並分別獲一機部1980年和1981年「信得過產品」稱號。
1981年，該廠研製成功我國第一台四坐標數控龍門架移動銑床。
從1981年到1984年，該廠先後與日本日立精機達成K型升降台銑床合作生產協議；與聯邦德國瓦德里希·科堡機床製造有限公司簽訂了10年合作生產技術引進協議；同時與香港蘇山多集團合資購買了美國「好多」數控機床有限公司，由該廠派人員經營，並為該公司生產MVC系列加工中心提供主機，成為我國機械行業第一家在海外經營的企業。
1985年，該廠試製成功XHK756－1、XHK756－2型卧式加工中心和XHK716型立式加工中心機床。
1986年9月，該廠完成了與聯邦德國瓦德里希·科堡公司合作生產的我國第一台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20－10FP500NC型超重型數控龍門鏜銑床，填補了我國製造超重型數控龍門鏜銑床的空白。
1988年，XK5040－1型立式數控鏜銑床榮獲國家銀質獎；XA6132A型萬能升降台式銑床榮獲機電部優質產品獎；XA6132A、XA6132型萬能升降台式銑床和XA5032型立式升降台銑床榮獲北京市優質產品獎。為了擴大北京市「拳頭」產品———銑床的生產，1989年1月北京探礦機械廠、北京機械鑄鍛廠並入該廠。通過「六五」、「七五」技術改造，該廠自籌資金7000萬元，進行了大規模的技術改造，擴建了廠房，增添了設備，使該廠具備了一流的加工手段，一流的裝配環境，在先進工藝和科學管理的基礎上，實現了多品種、技術密集型銑床的批量生產，並使升降台銑床達到了世界上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水平。其中：數控銑床達到80年代末水平，床身式銑床和加工中心系列部分產品已達到80年代和90年代先進水平；龍門鏜銑床系列除普通龍門銑床為國際80年代初水平外，數控龍門鏜銑床、定梁數控龍門仿形鏜銑床、橋式數控龍門鏜銑床、五面體加工中心等機床都達到了當代國際先進水平。
1990年，北京第一機床廠已發展成為一個總廠、兩個分廠。總廠廠址在北京建國門外大街4號，重型鑄造分廠廠址在北京建國門外郎家園98號；探礦分廠廠址在北京市通縣半壁店大街9號；全總廠佔地面積674910平方米，建築面積443587平方米，職工總數9001人，其中：工程技術人員950人（高級工程師125人、工程師294人），擁有設備2288台，其中精大稀設備263台、部管設備8台，固定資產（原值）18794萬元；歷年銑床品種389個，當年品種50個，工業總產值278861萬元。
從1991到1998年，該廠通過「八五」、「九五」技術改造，把重點放在引進先進技術和設備，提高數控銑床、加工中心的生產上，進一步提高了產品質量，突破了傳統結構，擴大了生產能力，提高了國產化率，使產品在可靠性上有了長足的進步。1995年，北京第一機床廠被評為北京市工業系統「雙十佳」企業。
1998年底，北京第一機床廠廠址為北京市朝陽區建國門外大街4號，所屬分廠有鑄造一分廠、鑄造二分廠、重大分廠、中小分廠、齒輪分廠、加工分廠、中型產品分廠、北京探礦機械分廠等13個分廠，共有佔地面積702127平方米，建築面積452287平方米，職工人數4601人，其中工程技術人員1182人，擁有設備1871台，其中精大稀設備252台，數控機床32台，固定資產原值51522萬元，年產金屬切削機床900台，工業總產值15007．5萬元，為大型一類企業，是國家機械電子工業部和北京市定點生產銑床的專業製造廠，是國家機械電子工業部的骨幹企業之一，是全國最大的銑床生產基地。該廠主導產品無論從技術水平上、質量上、數量上在全國銑床行業中都處於領先地位。該廠產品X62W型中型銑床、X2010C型、X2012C型龍門銑床（重型）被評為北京市和機械工業部優質產品。該廠產品銷往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遠銷世界上50多個國家和地區。
2002年北京第三機床廠並入北京第一機床廠。
2002年7月，與日本大隈株式會社合資成立了北一大隈(北京)機床有限公司。
2004年6月，與日本精機設計公司合資設立了北一精機（北京）設計公司。
2005年北京第一機床廠全資收購德國阿道夫·瓦德里希科堡機床廠有限兩合公司。後更名為瓦德里希科堡機床廠有限公司。
2006年8月，與法國Fabricom公司合資成立了北京北一法康生產線有限公司。
2010年12月，北京第二機床廠有限公司、北京機電院機床有限公司並入北一。
2011年7月，與韓國DSK公司共同出資成立了北一德思凱機床工程技術公司。
2011年11月，成功並購世界著名的五軸機床製造企業C.B.Ferrari公司。
據最新統計，全國包括台灣省在內的各個行業幾乎都覆蓋著北一的機床產品。
北一曾經得到黨的三代領導人的關懷。
北一曾經為國家輸送了許多專業技術人才和黨的領導幹部。
開國領袖毛澤東主席的長子毛岸英，時任北一廠黨總支書記，後赴抗美援朝前線犧牲在朝鮮。葉劍英元帥的長子葉選平同志從蘇聯留學回國後一直到文革中期解放調出，都在北一長期工作。還有顧衿遲、張健民，以及各行業司局級領導崗位上的幹部舉不勝舉.

Ⅳ 中國機床企業排名

前十八位依次是:

沈陽機床集團
大連機床集團
齊重數控裝備股份有限公司
齊二機床集團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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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南二機床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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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華鼎重型機床有限責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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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長征機床集團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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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電氣機床集團

Ⅳ 請專業人士推薦幾款優秀的教學用的小型的數控車床

如果是要整體的推薦四川長征機床廠的
另外廣數,華中,華東的都不錯
當然捨得花錢的武漢機床,昆機,沈陽的都是非常好的,而且肯定你說的那種回轉直徑小的應該都有
不過我覺得教學用的話其實自己組裝或者改裝最實惠
只買系統就可以了

Ⅵ 四川有哪些企業有數控加工中心、主要用FANUC、西門子系統的，數量越多越好。

長征機床廠

Ⅶ 掌控核心技術，能出個華為自主研發的系統嗎

前言: 中國並不是沒有高科技。 2005年底，美國聯邦政府的智囊機構———哈特森研究所發表的《中國向前跳了一大步》的科技競爭力報告認為，在科技以及軍事方面，中國開始縮小與美國的差距。甚至由此引發中國「科技威脅論」。 但高科技如何轉化為生產力，這是一個時代的使命。 自1988年實施火炬計劃以來，中國做了大量的科技投入，但有多少科技成果真正應用於生產、服務於社會，而不是束之高閣？ 另一方面，我們希望「以市場換技術、以政策換資金」，引進外資以期提高技術和管理水平。但這究竟換來多少技術外溢？目前的情況是，許多高新技術行業為跨國公司所掌控，中國企業的整體技術競爭力和創新能力仍不容樂觀。以致香港中文大學郎咸平教授發出中國高科技只是一場「幻象」的驚人之語。 究竟是郎教授過於悲觀？還是…… 討論這個問題並無現實意義。診斷病因、尋求出路，才是正道。 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與21世紀經濟報道聯合舉辦天下論衡，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策略發展委員會委員鄭國漢、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教授徐岩，香港科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IEMBA課程協調中心副主任林智生、北京市人民政府工業促進局副局長馮海、中信集團中國國際經濟咨詢公司總經理助理崔冠傑與四川自貢長征機床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仝捷各陳己見，對中國高新技術產業的現狀與問題了熱烈討論，論壇由本報記者李振華主持。(文/馬娟) 本報記者 馬娟 李振華 北京報道 「郎教授錯了」 主持人：不久前，經濟學家郎咸平在其新書《科幻———中國高新技術企業發展戰略評判》中說道，「中國根本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高科技，因此，中國也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高新技術企業」。而實際情況是，自1988年國家實施火炬計劃以來，大批高新技術企業在國家扶持下得到了發展和壯大。各位嘉賓對郎教授的論斷有何看法？ 鄭國漢：我覺得郎教授只是財務方面的專家，他來判斷中國有沒有高科技，膽子夠大。中國神舟飛船可以上太空，全世界只有三個國家可以做到，說中國沒有高科技這句話站不住腳。但中國的高新技術產業比其他發達國家相對落後這是事實。 什麼是高科技產業？國外也沒有很明確的定義，大概就是研發投入要佔較高比例，或者說是技術密集型產業。中國的某些產業已經進入世界前列，只不過規模不大。比如思科已經把華為作為一個國際對手，這說明華為不可能與其差很遠，假如思科是高科技企業，那華為也應該是。所以我們要承認一個事實，中國的高新技術產業肯定是相對落後，但說完全沒有，這個話說是過頭的。 馮海：郎教授的說法太武斷，如果說中國在某些領域沒有佔領高端，某些領域不如美國，這是可以的，但是籠統的說中國沒有高新技術，這完全不值一駁。袁隆平的水稻栽培技術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王選發明的漢字激光照拍技術在世界上也佔了85％到90％的市場，中國還有氫彈、原子彈、航天科技，如果這都不叫高新技術，那隻能說你不懂高新技術。 徐岩：判斷有沒有高新技術產業，就應該先看有沒有高新技術產品，因為有高新技術產品就一定會有高新技術產業。從產品來看，中國生產和出口大量的電腦、通訊設備等高新技術產品，所以高新技術產業肯定是存在的。 但是，在高新技術產業里，尤其IT產業，國際上的分工越來越明確，有上游、中游、下游之分。最上游有知識產權，下游就是組裝。討論有沒有高新技術產業本身沒有意義，我們應該探討的問題是中國的高新企業在產業鏈上處於什麼位置？是不是更多的集中於低端？ 創新的方程式是什麼？創新=發明+商業化。商業化需要對市場有準確的把握，企業要發展必須掌握兩點，一是關於技術的知識，二是關於需求的知識。中國高科技產品不斷增長，滿足市場需求，這就說明，盡管中國企業在技術上比較弱，但在需求方面有比較深刻的了解。 品牌是關鍵 主持人：高新技術的獲得基本上有兩條途徑：自主研發和引進。很長一段時間，我們希望通過引進外資的方式來獲得國外的先進技術。但外國直接投資帶來的技術流動沒有轉化為中國內生的技術能力。您如何看待外資與技術之間的關系？中國要發展自己的高新技術產業，要不要改變以前的策略？ 崔冠傑：關於是否自主研發，可以通過我國光纖的發展過程加以說明。在上世紀80年代，通訊產業是制約中國發展的一個瓶頸產業，但是當時中國連光棒都做不出，如果進口光纖的話，國際上的價格很貴，以當時的國力可能要到2010年以後才能把改造通訊提上議程。於是國家提出要自主研發，時至今日，中國做出了光棒，拉出光纖，且使光纖的國際平均價格降至每千米一千多人民幣，有說法是「光纖的價格和方便麵相當」。這說明，基礎設施技術的獲取，是不可能靠跨國公司轉讓給你，自己的戰略產業，必須靠自己發展。 徐岩：外國企業到中國的研發投入可能與其在本國的投入相當，但是，這種研發產生的技術只是用在本公司內部，為他自己公司服務，並不具有外延性，所以指望外資在投資的同時也把技術轉讓給國內，是不現實的期望。 盡管有些在合作時有轉讓協定，但隨著中國加入WTO，中國政府的議價能力可能越來越少，所以自主研發是最主要的手段。當然，還要藉助一些外力，多與跨國企業合作，加入到國際價值鏈中去，與國際接軌。 仝捷：不管是引進資金、技術，還是自主創新，應該有主輔之分。1995年，我所在的企業與英國有100年生產機床歷史的企業合作，當時談到樣機引進、技術引進。我們在生產過程中發現他拿過來的是走入市場衰退期的機床品種，合作一段時間後，我們在其技術設計原理之上，開發出一種改變結構形式新型機床，在技術上實現了超越，並申報國家2006年優秀新產品開發新項目。這個說明通過引進合作項目來促進自主研發，可以縮短新產品開發周期，達到趕超的目的。 另外，中國在自主研發過程中，即使技術超越不了最先進的，但是也可以對其形成一種競爭，而增加中國的議價能力。 主持人：比如汽車行業，我們引進外資20多年，到現在除了新興的汽車廠，比如吉利，以及國家重點扶持的幾個最大汽車廠，自己不能都獨立造車，即使能造出的車也沒有多大市場，問題到底出在什麼地方？ 馮海：以市場換技術還有做得不到位的地方，最突出表現在汽車行業，所以要承認我們在引進消化吸收方面是有差距的。現在中國與外國企業談汽車合作的時候，會談到聯合建研發中心，由研發中心聯合出車，但是外方對這一條是抵制的。跨國公司經過百年的發展，形成一整套的市場運作體系，技術運作水平很高，很多經驗值得學習。 徐岩：很多技術需要不斷積累，這對歷史悠久的企業來說是非常寶貴的財富。諾基亞用20多天就可以換一個新的手機版本出來，多半是因為諾基亞掌握了積累型的技術。我相信汽車也是這樣，有時候技術設計上的一點改進就會有很大優越性，在這方面，中國不是短時間能趕上國外的。 崔冠傑：其實我國對汽車工業化道路在不斷反思。首先提出來是國產化率問題，國產化率是國家唯一針對汽車工業規定的。國產化率就是價值的百分比，後來決定零部件數量，通過引進車型，帶動零部件發展，進一步自己研發。產業政策在理論上是沒有錯誤的，但後來制度問題導致汽車業不能開發。最近在反思的問題是中國是否需要發展自己的汽車工業，自有品牌。比如說奇瑞，發動機可以是國外的，但品牌是自己的。汽車工業發展到今天，國際化的特點越來越明顯，其核心就是品牌，如果不培育自己的品牌，就永遠沒有中國品牌的汽車。 鄭國漢：汽車行業已經不能說是哪一個國家生產的，比如美國和日本車，從頭到尾的零件來自世界各地。只要掌握好技術和市場網路，中國是有實力形成自己的民族品牌的。 徐岩：過去大家認為組裝產品很低端，其實也不一定。因為組裝時要對市場進行了解，外觀設計、顏色等對於打開市場很重要。一個企業要想生存，一方面要有技術，同時對市場需求也要很好的掌握。另外，專利費也並不是都很貴的，而且超過期限就可以隨便使用，關鍵如何把各方面的技術整合起來，創造新的價值。 現在是信息化社會，往往戰略上的創新比技術上創新更重要。國家投入很多資金搞出許多專利，但是專利沒有轉化為產品就是浪費錢。所以在高科技產業里，科技到底應該如何定位很重要，不僅有技術方面知識的創新，還要有市場知識方面的創新。 高新開發區誤區 主持人：高新技術產業不是靠某一家企業來支撐的，更多地表現為企業間的協同。您對目前全國范圍內普遍建立的高新技術開發區有何看法？是否起到了整合資源的作用？ 崔冠傑：現在全國共有53個國家級高新技術開發區，現在看來，開發區發展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問題，比如，園區里，有的企業是搞機床的，旁邊企業是搞印刷的，他們產業上沒有任何聯系，沒有形成生態鏈。後來國家又提出要建立專業化園區，在企業之間形成一種生產鏈關系。現在已經改進了很多，像張江高科技園區，軟體科技園區等。 鄭國漢：要思考的一個問題是，什麼地方真正有條件設立開發園區？假如沒條件而建立起這個園區，就可能產生一些假的高新技術企業。因為一般企業的稅率是33％，高新企業稅率僅為15％，這個誘惑力太大了。我在深圳做過一些調研，在深圳高科技園區里，根本沒有多少真正的高科技企業。在西北等地方大搞高新技術開發區，也不會有多大成效，園區過多的話可能會造成浪費。 仝捷：實際上，在眾多高科技產業園中，運行特別好、進入良性循環、真正形成高科技生態產業鏈、成為孵化器的並不多。什麼原因呢？我認為這需要水到渠成。比如，浙江的柳市鎮曾經以偽劣商品而著名，但現在，全國95％以上的低壓電器都是柳市鎮生產的。他們的廠區裡面形成了十幾個工廠，分工細致，形成了一個產業鏈。 高科技產業園也應該對周邊有拉動作用，拉動周邊企業進入園區，形成產業群；而只有在產業鏈當中產生龍頭產品、龍頭企業，才能夠拉動周邊。比如在西部，綿陽的產業經濟好於成都，因為綿陽有長虹，長虹所有電器配套件可以帶動周邊，形成一條產業鏈的發展。 林智生：高新技術園區發展不力與政策導向不無關系。在改革開放初期，各地方省市的領導都有招商引資的任務，在這個大旗幟下搞科技園，往往為了使標志性企業進駐，允諾大量的優惠政策，但最後實際上大部分成為房地產項目。 知識產權不保護壟斷 主持人：對於中國來說，自主創新的理念，需要什麼樣的制度安排，能夠在知識產權保護和企業創新方面做到平衡，既保護產權所有者的利益，同時又不損害其他企業的創造？ 徐岩：世界銀行有一個指數叫國家創新指數，其中一個指標就是要有創新的基礎設施和創新的環境，其中包括政府政策與知識產權保護。知識產權一定要保護已成為共識。產權保護不是單方面的事情，國內國外都涉及到這個問題。另外，通過轉讓專利賺取專利費恐怕已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應該是如何把不同的專利捆綁，創造出新的價值。 鄭國漢：美國最近幾年開始對其專利制度有所反思，因為對專利保護過度可能妨礙創新。最近有人在美國國會發言，我比較認同這個看法，即美國近幾十年來，最大問題是濫發專利，有的專利本身在技術上沒有什麼突破，只是兩項專利加起來，結果就可以拿到新專利。在美國這樣的例子不少，有些領域，各個層次角度的專利都被注冊，只要你進入該領域就肯定會侵犯其專利。在國外很多專利已變成一種地雷陣，技術的壁壘使他人不得使用，這涉及壟斷的問題。 徐岩：技術在變革，過去的法律也要進行改變。過去只要復制就算侵權，但現在人們用電腦時，首先要下載內容復制到電腦上，如果按照嚴格的說法，這就是一個侵權。所以法律也要與時俱進。現在香港正准備討論侵權的問題，要重新修改版權法。 崔冠傑：專利法是由國家科委起草制定的，當時立法有兩個看法，第一，專利法要保護發明人的創造，和其為社會帶來效益的權益。第二，專利法最重要的意義在於促進知識的傳播。但是長期以來，保護談得多，沒有考慮到如何用專利法來促進技術的傳播、推廣和利用。 現在中國設立了知識產權法庭，而且執法隊伍越來越強，這是必須要做的，但是面臨的新問題是知識產權保護不再是一個傳播工具，而變成一種保護技術壁壘的工具。外國人現在都是先提出一個技術壁壘，從技術到專利，到標准，都要符合。最可怕的是標准，比如在中國加工的電器，所用的材料將來要回收，需要可降解的材料，必須符合環保要求，但很多企業根本達不到。現在全人類面臨的問題，就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知識產權應該怎麼保護。 林智生：去年全國科技創新大會上，很多部委都探討一個問題，中國以前走過一段引進、消化吸收的過程，如果按照中國與WTO的承諾，我們的技術創新非常有問題，因為很多技術的源頭，比如生化技術、通訊產業，都是建立在國外技術基礎之上。這很容易觸及到人家的產權。 另外，還涉及到司法部門，包括知識產權局，它們的出發點是什麼？是為國內企業服務還是為國外服務。很多外國公司發現中國企業生產類似產品就起訴侵權，如果按照WTO的規則解決的話，那麼很多中國企業都難以生產。可行的辦法就是把官司拖長，等三五年之後，產品過時了，官司也就不了了之。 鄭國漢：微軟和IBM以前就是用這種方法對付政府，美國的部門告他，他就出錢打官司，拖到五六年，等有結果的時候，那個問題已經不是問題了。 崔冠傑：我國的知識產權保護是落後的，保護了不該保護的東西，比如說微軟的價格歧視。微軟同樣的產品，在中國賣得比在美國貴，在這種情況下，保護就是變相的侵略。 實際上微軟對中國的影響不是對消費，是對IT製造業的殺傷力。它無形當中形成行業標准，在這種情況下你不得不按照他的標准來匹配。 當然，中國改革開放20多年，也積累了很多經驗，學會了玩國際游戲，保護就要保護正當的東西，對不正當的保護，就可以用反壟斷法制裁它，約束它。 制度？技術？ 主持人：美國高新技術產業最先在兩個地區發展起來：環波士頓的128號公路地區和矽谷地區。到1980年代後期，128號公路地區的高新技術企業開始走下坡路，矽谷地區卻方興未艾，不斷走向新的高漲。這給我們什麼啟示？有哪些經驗可以吸取？ 崔冠傑：美國高科技園區成功的經驗總結為一句話，就是「產業跟著人才走，資本圍著人才轉」。美國矽谷的經驗很簡單，只要把人才吸引來，產業就不成問題。矽谷最典型的是有一種創業文化，而在128公路看不到矽谷那種有生命活力的感受。矽谷很多小公司並不是搞產業化，而是把技術研發出來先轉讓，看一看值多少錢，再形成一種產業。 鄭國漢：在美國有一本書叫做《區域化的優勢》，主要分析這兩個區域不同的發展結果，結論就是商業模式的問題。早期計算機技術，比如 IBM，最初的產品從頭到尾全部由自己生產，但是為了快速奪取市場，IBM引進了因特爾為自己開發晶元，引進微軟給它支持。產業鏈便因此形成。因為總是有幾個環節人家比你好，所以自己做一條龍是肯定行不通的。很多在128公路的企業，就是早期傳統的結構，而矽谷是新興的，實現了國際化分工。 崔冠傑：有說法是「研發在矽谷，製造在世界」。 林智生：我的體會是，128公路與矽谷兩個基地，一個是政府搭建的平台，傳統模式，一條龍什麼都管；另一個是市場形成的，是技術交流和人才交流的平台。 鄭國漢：我想講一點，矽谷是比較自然形成，後發國家不見得也能夠自發形成，往往需要政府在背後推動，比如台灣新竹就是人為的。 徐岩：我覺得重要的因素一個是人才，一個是資本。在知識社會上，人本身就是創新的中心。現在看企業的報表，人通常被作為成本來看，其實不對，人是一種財富，怎樣更好發揮其價值是非常重要的。現在國內有一個不太健康的現象就是很多「海歸」回來變成「海待」，應該改一改，變成「海帶」比較好，「紐帶」的「帶」，讓他們把中國的產業和國外的產業連接起來。 講到資本問題，中國的863計劃，投入的錢是政府的。而美國不一樣，一般都是風險基金，其特點是明確了委託人與代理人的關系，投資者對於技術開發可以進行有效的監督。在政府投資的情況下，由於沒有具體的委託人，對於各級管理和開發部門等代理人們進行有效監督，其效果可想而知。 主持人：長期以來，我國把技術創新的重點放在國內的大學和研究機構，知名大學周圍都有一些大學產業園，但是高校和研究機構所辦的高新企業卻很糟糕，並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是高校辦高新企業這種模式根本就行不通，還是國家在高校創新機制上存在某些紕漏，而使高校的研發作用未能充分發揮？ 徐岩：在創新體系裡，大學是很重要的一環，但大學的作用應該是為創新體系提供人才。現在國內大學的很多研究項目，在海外來看只是一些咨詢項目，是一般企業可以乾的事。這種項目對大學來說，可能很好地解決老師的收入問題，但是對於能否提高大學研究水平我持懷疑態度。如果老師的水平不能通過研究提高，那他培養出的學生水平如何提高是一個問題。我認為，大學可以辦高科技，但是要強調商業化和產業化環節，因為學者們畢竟擅長的是關於技術的知識，而不是關於需求的知識。 鄭國漢：這裡面牽涉到創業模式的問題。大學里的教授可以在科技方面給學生有所啟發，但學生學完之後，仍需要適應市場和學習公司運營。假如從頭到尾都是教授和學生，成功機會就不樂觀了。所以這需要風險基金、銀行等專業人才。在美國，學校不是創業的主流，只是很小一部分，在真正創業階段，除了商學院或工學院一些教授，大學的角色不是很重要。 仝捷：我認為，大學研發機構進行高新技術成果的研發，它對市場客戶的了解不如業內人士多，可能它花了大力氣研究出的成果，離市場和客戶需求有一定的距離。 比如，原來機械工業部按照當時機械制約工業發展的問題，培育了「三大三小」研究所，大的有北京機床研究所，小的有蘭電和南京微電機廠，但最後都沒有走出來。因為這些院所遠離市場，它們課題完成、項目一交差，就表示完成了所有的工作，並沒有對整個成果商品化進行思考。所以過去談的產、學、研，必須是研究-成果-產品-最終市場，才能稱為真正的高科技產品，對自主研發產品的檢驗最終還要落腳到使用客戶上。 林智生：大學的功能就是基礎研究，解決的是產業鏈中重大的科技問題，產業化不是其任務。產、學、研這個模式國務院是肯定的，這條路是要走下去的。 鄭國漢：政府對大學產業化抱有希望是不切實際的，大學的責任在於訓練人才、進行基礎研究。因為大學沒有整合能力，所以我們看到世界上主要的生產技術集中在大企業里，而不在大學，也不在政府的實驗室裡面。 主持人：制度重於技術，是幾年前吳敬璉有關發展中國高新技術產業的觀點。那麼，怎樣的制度才能起到激勵創新的作用？ 林智生：中國走過20年技術創新的道路，很多制度上的東西是很好的，但是實施的過程中往往受人為因素影響，並未收到好的效果。比如，進口的設備享有免稅制度，這與保護民族工業是相矛盾的，即使是國內生產的很好設備，因為不享受退稅，極大殺傷了技術創新體系中民族品牌的國內市場。包括對高科技人員的調節稅，如何來管？有的地方是內部審視，先征後退，但是政府沒有明確規定。 鄭國漢：現在中國企業繳稅比外資企業要高，我覺得很不合理，影響了國內高新企業的競爭力，應該取消。甚至對這些高新企業，政府應該給予財稅優惠，同時盡量避免尋租行為。 徐岩：我認為更重要是商業模式的創新，以及企業發展戰略的創新。當年福特公司推出T型車，完全依靠原有的技術，但是換了一個生產方式，從而帶動整個經濟模式的轉變和革命。現在中國每年的專利都在增加，但是有多少能轉換成生產力呢？關鍵還是文化創新、戰略創新，制度創新和思維創新。我門要防止出現創新經濟最後變成專利經濟的誤區。 崔冠傑：中國科技創新能不能變成產業？關鍵在於職業經理人隊伍的建設，這對整個創新體系建設至關重要。制約中國發展的不是科學家太少，而是了解市場的職業經理人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