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日本97式坦克的概述
1936年6月27日,在日 本陆军第14次军需审议会期间,第一次在官方层面正式讨论
了新式中型坦克的开发项目。审议会会长为代表高层的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中将,当时坦克兵尚未成为陆军的正式军种,日 本陆军技术本部代表坦克部队出席会议,结果在会上产生了如下分歧。
坦克部队主张未来坦克应该是89式中型坦克的后继型号:重量与89式相当,为14吨;使用新式长身管57毫米火炮和2挺车载机枪;装甲在近距离能够防御37毫米反坦克炮,公路和越野速度分别达到35千米/小时和12千米/小时以上;乘员4人(车长、 驾驶员、炮手和机枪手)
陆军省的提案认为搞95式轻型坦克的改进型更为合适。技术指标为:重量10吨以下,使用单人炮塔,武器沿用89式的旧式57炮,同时取消炮塔机枪;能够在中等距离上防御37毫米反坦克炮;公路和越野速度分别为30千米/小时和12千米/小时;成员3人(车长、驾驶员和机枪手)
1937年6月,陆军省和坦克部队的样车都完成了组装。陆军省样车称为“奇尼”,组装了1辆,使用95式轻型坦克发动机;而坦克部队样车称为“奇哈”,组装了2辆。1辆使用三菱的直喷式燃烧室发动机,另外一辆使用了带池贝式涡流预燃室的发动机,其余部分相同。两种样车首先在富士试验场进行了初步行驶试验。由于几种车型的重量都控制在军需会议决定的重量内,因此越野机动性全部达标。“奇哈”推重比更大,爬坡能力强,操作省力,“奇尼”车的1名炮塔乘员身兼车长、炮手和装填手三职,执行任务顾此失彼。三菱的设计师顶住了军方的压力,取消了“奇哈”尾部的尾撬。实验也证明由于“奇哈”车的行走装置更好,越壕能力比带尾撬的“奇尼”还强。
然后两种车型又开始了耐久性试验,结果一件大事一下子就结束了本来要再持续一两年的样车竞争。
当年7月7日,驻我国华北日军悍然发动“七七卢沟桥事变”,日 本政府很快决定趁此扩大在华军事行动规模,向中 国增派3个师团,年度临时军费预算猛增17亿日元,而1936年日本陆军的全年军费也不过5亿日元。“奇尼”的单人炮塔已经证明是个败笔,陆军省决定选择“奇哈”作为未来的标准中型坦克。同时池贝式发动机在机油消耗率等指标上表现不佳,因此陆军最后选择了直喷发动机,并于12月将最终胜出的三菱式“奇哈”命名为97式中型坦克。 97式中型坦克是炮塔式坦克,其车体结构类型、行走和悬挂装置继承了95式坦克的特点,而炮塔则是在89式中型坦克的基础上改造的,具有浓郁的日 本特色。97式中型坦克长5.516米,宽2.33米,高2.38米,履带接地长3.54米,车底距地面高0.4米,自重14.3吨,战斗全重15吨,乘员4人,分别是位于车体前部左右两侧的机枪手/无线电员和驾驶员。
车体采用了铆接结构,除了尾部动力室活动板外,装甲板的连接外沿焊接在一起便于防水。主动轮在前,诱导轮在后,炮塔偏右,炮塔下局部车体向履带外沿突出形成壁舱,以扩大战斗室面积,车体左右两侧不对称。车体从前到后依次是驾驶-传动室、战斗室和动力室。驾驶室突出车体前沿,为驾驶员提供了活动空间,突出的驾驶舱弧形前壁上开有三个瞭望孔,上方设防撞头垫,中央瞭望孔带开闭式装甲板,平时行军时可打开,既增加了视野范围,又可以通风换气。
前机枪左侧上方的舱壁上另有一个瞭望孔。战斗室和动力室间用带石棉夹层的铜质防火板隔开。车体后部的备品工具包括螺旋千斤顶,圆锹和十字镐等。全车只有2个乘员进出舱门,分别位于炮塔顶部和机枪手上方,炮塔指向3~5点钟方向时,后部正好位于机枪手舱门上方,该舱门无法利用。车体前上、下装甲的结合缝中央设加强筋和牵引钩,前上装甲前段有1个用四个螺丝拧在装甲板上的象征陆军的五角星,日本海军陆战队的某些97式则将五角星换成了海军的铁锚标志。 97式中型坦克安装1台三菱SA12200VD12型V12缸四冲程空冷柴油机,缸径120mm,冲程160mm,工作排量21.7L,2000转/分时最大功率为170马力,1500转/分时额定功率为150马力。
因为使用风冷,汽缸外面的散热片又厚又重,发动机整机重达1.2吨,比T-34的V2柴油机还要重,加上传动和转向装置,重达2.5吨。发动机两侧汽缸排下方各有1组两个皮带传动的风扇,空气从顶部吸入,冷却汽缸排和滑油冷却器后从顶部排出。由于进、排气口距离太近,又没有对进、排气流进行间隔,很容易出现热风又被风扇重新吸入的情况,造成发动机过热。由于发动机需要冷却空气较多,97式坦克曾经拒绝步兵在发动机舱上搭乘,就是担心可能导致空气流动不畅,造成发动机过热。后来在两侧排气口外缘各增加一个水平导流板,以防止混流。1942年以后出厂的坦克干脆在此设置了一个开闭式窗口,平时把窗口关闭将热空气导向两侧下方的上履带位置,彻底的防止了混流,而且又增加了两个发动机检查窗,冬季加温时又可以维持发动机舱温度,受到乘员一致好评。
为什么日军煞费苦心地非要风冷机呢?原来日军考虑到97式中型坦克将来要在中国东北地区与苏军战斗,风冷机不需要低凝固点冷却液,便于冬季使用。但是实际装备部队后日 军又发现,虽然风冷机没有复杂的水冷却系,省了不少麻烦,但是又碰上冬季启动困难的难题。风冷发动机在冬季保温困难,又无法设置加温锅,启动前加温困难,成员不得不在动力舱下方生火烧车,常常要把底甲板烤得通红才能把发动机加热到可以启动的程度,还要用篷布把动力舱包起来防止散热,不仅费时费事,而且使底甲板反复经历加热-退火过程,降低了强度,但也是无可奈何了。
两侧汽缸排的废气分别通过左右两个置于尾挡泥板上的消声器排出,消声器外侧有一个防烫隔离网。97式中型坦克的油箱布置在车底,容量分别为120升,车尾还有一个辅助油箱,容量为6升,润滑油量45升。电气系统电源是1台500瓦24伏直流电动机和12块4组蓄电池,容量180安培,也装在动力舱后部滑油箱的下面。
动力通过万向连接器经过贯穿车底的传动轴和一个三片干式离合器传递到位于底盘前部的固定轴机械式变速箱,串联一个高低档副变速器,这样一共有8个前进档和2个倒挡。变速箱主轴输出的动力传递到两侧的行星转向机,然后经过一级行星侧减速器传递到主动轮,转向机构为差速器式。 97式中型坦克每侧有6个直径为534mm的双轮缘挂胶负重轮,胶胎硫化到钢制轮缘上,轮缘通过12根螺栓固定在轮毂上,可以方便地更换磨损的挂胶轮缘。为了加大散热面积,轮缘滚动表面开有凹槽。第1和第6负重轮通过2套单列锥形滚柱轴承装在轮轴上,中间4个负重轮通过2套双列锥形滚柱轴承装在轮轴上,结构不同因此不能互换。
每侧履带由97块单销全钢履带板链接而成,宽330mm。履带板粗坯由锰钢精密铸造而成,然后在链接部位的销耳和销孔处进行钻孔、切削等精密加工,制作费时费力,不便于大量生产。97式底盘前部有2个带16齿的双齿圈主动轮,拨动履带接地筋的两端驱动坦克前进。
97式中型坦克采用了独立-平衡式螺旋弹簧悬挂,其中第一负重轮的平衡肘通过曲臂与一根弹簧连在一起,为独立悬挂,第二、三负重轮分别装在一根叉形轮架的两端,轮架的轴心部再与中部平衡肘下端连在一起,平衡肘上端通过连杆与水平螺旋弹簧连在一次,这样第二、三负重轮就构成了平衡悬挂,中部弹簧有圆桶形钢护罩。后面三个负重轮的悬挂形式与前三个完全一样,只不过安装位置正好与前部悬挂装置左右对称。
为了减小履带在行动时的甩震,每侧还有前后2个挂胶轮缘拖带轮和中间一个单轮缘内侧小支边轮。诱导轮布置在车体尾部,为全钢双轮缘式,轮轴处有螺杆式履带松紧调节装置,每侧轮盘上有8个远控,便于排泥也减轻重量。
97式的最大公路和越野速度分别为38和20千米/小时,最大公路行程210km,越壕宽2.5米,过垂直墙高0.9米,涉水1米,转向半径8.6米,最大爬坡度30度,平均接地压力为0.64千克/cm²。由于97式的行走和悬挂装置明显优于89式中型坦克,机动性较89式有很大提高,在同时期也处于比较高的水平。从外观上看,97式中型坦克的行走装置无疑为全车最具现代感的部分。 97式中型坦克全车装甲板采用了日军所称的第二种防弹钢板,即镍铬合金表面硬化式装甲板,表面硬度约HB550。根据某人回忆,日本20世纪30-40年代的坦克装甲版弹道防御性能如下:
17毫米,任何距离可防御初速为450米的37毫米榴弹
20毫米,500米开外可防御初速为570米的37毫米穿甲弹。
25毫米,1000米开外可防御初速为800米的37毫米穿甲弹。
40毫米,1000米开外可防御初速为800米的47毫米穿甲弹。
45毫米,500米开外可防御初速为450米的75毫米穿甲弹。
65毫米,1000米开外可防御初速为680米的75毫米穿甲弹。
95毫米,500米外可防御初速为800米的88炮
97式中型坦克的各部位装甲防护和倾角如下:
车体首上:25毫米(左侧9°,右侧8°)
车体侧面:20毫米(左侧45°,右侧27°)
车体后部:20毫米(65°)
车体首下:25毫米(-30°)
车体顶部:10毫米(火炮灌顶会很爽)
车体底部:8毫米
炮塔正面:25毫米(10°)
炮塔侧面:25毫米(10°)
炮塔后面:25毫米(10°)
炮盾:50毫米 97式中型坦克车体中部右侧安装了可以360°回旋的炮塔,炮塔呈不对称结构,左后方突出了尾机枪,俗称“歪把梨子”,是89式中型坦克的改进型。炮塔侧壁由4块25毫米曲面装甲板拼接而成,前块板使用铆接,后块板使用电焊,火炮两侧侧壁上各有一个瞭望孔。顶部有一个铸造的指挥塔,指挥塔侧壁四周开有4个100mm长,2mm宽的展望缝,内侧有防撞头垫和防跳弹结构,供车长使用。炮塔舱盖由想做打开的叉形外盖和向右打开的内盖组成,日 军称之为“螃蟹”。内盖顶部中央装有一个潜望镜筒,在其右侧有一个可供车内外联络的圆形小盖。战斗时,车长可只打开内盖,使用望远镜探头观察,也可以从此处伸出小旗联络。炮塔四周装有94式无线电台的围栏式天线,指挥塔内侧左臂上固定有指挥旗和夜间使用的红黄绿三色手持式棒状信号灯。
由于车内噪声较大,又没有车内送话器,车长使用操纵命令通信机向驾驶员下达命令。驾驶员前面有12个信号灯来指示车长下达的“左转”“右转”“加速”和“停车”等信号。可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由于驾驶员全神贯注于车外情况,根本没有精力来关注信号灯的闪烁变化,所以车长还是更喜欢使用肢体语言下令。拍打驾驶员的后背表示“前进”;连续拳击驾驶员的肩部表示“停车”;向后拉扯驾驶员衣领表示“急停”;连续拍打驾驶员背部表示“加速”;按压驾驶员肩部是“减速”;拍打驾驶员一侧肋部表示“向该侧转向”;拍打炮手背部表示“开火”;拳击炮手肩部表示“停火”等。
97式安装有一门97式57毫米坦克炮,身管长18.4倍口径,有18条右旋膛线,炮身重107千克,使用开口向上的立楔式半自动炮栓,射速10-15发/分。该炮是89式中型坦克上的90式57炮的改进型。炮架重47千克。炮口处身管壁局部加厚形成喇叭状紧口箍,反后坐装置布置在炮身下方的护套内,护套上沿兼作火炮后座和复进运动的摇架。由于97式炮塔侧面较薄而且采用硬化装甲,不便于机械加工,在炮塔射孔处安装了一个整体铸造的框形外廓用于安装火炮,使用10根螺栓固定在炮塔上,四周向外翻边以提供固定面,而且可增强射孔处的防护性能。
炮身首先通过防盾上的垂直转轴安装在内炮框上,可以左右转动,内炮框再通过水平耳轴装在外炮框上,火炮随外炮框一起上下转动。这样即便炮塔不转动,57炮也有左右各10°的方向射界,高低射界为+20°~-10°。由于需要在火炮左侧布置瞄准镜和操纵机构,火炮安装在防盾右半边。火炮后方有一个固定在炮尾下方的护栏,也可以起到平衡火炮在耳轴前后重量的作用,左侧有防危板和装在防危板内侧的后坐浮标,护栏后挂着一个帆布做的集壳袋,专门用于收集从炮尾抽出的空药筒。平时火炮不穿戴炮衣时一般将其固定在最低俯角,虽然此时炮口朝下造型不太威武,但是却能够防止炮膛被泥沙雨水侵入及沉积。

⑵ 捕鱼假日白羊座炮衣属性 白羊座炮衣属性为什么不一样
捕鱼假日免费抽取到的永久白羊炮衣属性: 捕鱼假日活动获得的白羊座炮衣属性: 注意:只有铸造的白羊炮衣才会拥有强化等级+1和激光次数+1效果。
⑶ 钟楼和鼓楼的起源及用途是什么
1、钟楼和鼓楼的起源:
在人类社会,为了统一人们的行动,就必须统一时间,因此需要建立授时系统。中国古代的授时系统就是人们常说的“晨钟暮鼓”,即早晨敲钟,傍晚敲鼓,钟楼和鼓楼因此而产生。
2、用途:报警报时
如唐代实施晨钟暮鼓,鼓响,城门关闭,实行宵禁;钟鸣,城门开启,万户活动。老百姓都习以为常。
为了准确时间,钟鼓楼最早备有4个铜漏壶,分别叫:天地、平水、万分、收水。漏壶正中安装了1个名“饶”的铜乐器,以机械操纵,时到每刻击饶报点。

(3)炮衣怎么铸造扩展阅读:
古代其他报时方式:
(1)打更
打更,在旧时成都,是个较为普遍的职业。在过去的成都,人们缺少精确的报时手段,晚上的报时就几乎全靠打更的了。甚至很多农村城镇都有打更的。那时候大家晚上少有文化娱乐生活,基本上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们听到更夫的打更声,便知道了时间,按惯例该做什么,人们都过着一种按部就班的平静生活。
别看小小的打更,还有许多门道。比如,打落更(即晚上七点)时,一慢一快,连打三次,声音如“咚——咚!”,“咚——咚!”,“咚——咚!”;打二更(晚上九点),打一下又一下,连打多次,声音如“咚,咚!”。“咚,咚!”;打三更(晚上十一点)时,要一慢两快,声音如“咚!——咚,咚!”;打四更(凌晨一点)时,要一慢三快,声音如“咚——咚,咚,咚”;打五更(凌晨三点)时,一慢四快,声音台“咚——咚,咚,咚,咚!”
打更节奏,总体来说是由慢到快,连打三趟便收更结束。但为什么又不打六更(凌晨五时)呢?因为成都人早睡早起,五更一过便开始起床做家务了,“一日之计在于晨”嘛,就连皇帝也在五更天便开始准备上朝了。另外,还有种说法就是五更天鬼在串,此时不宜惊动他们以免影响他们回不到阴间而在阳间为祸,当然,这是古人的封建迷信了。古代的更夫十分辛苦,晚上不能睡觉,而要守着滴漏(一种记时的东西)或燃香(也是计时的东西),才能掌握准确的时间。
(2)午炮报时
在清末到民国初年,耸起的楼宇阻挡了钟声,人们就找到了声音更大的装备——大炮,进入了午炮报时的时代。在北京德胜门东侧的城墙上设有一座炮台,用来报时的“午炮”就架在这里。
炮台有电话与北京观象台连通,每当快到中午时,两个值班人分工合作,一人守在电话旁,听电话里传来的指令;另一人揭开炮衣,装好炮药、手持点燃的长香,站在炮位上静候指令下达。当北京观象台通过电话发来指令时,炮台上的人马上点燃炮药,午炮发出轰鸣,这声音响彻大街小巷,人们就知道:现在是中午12点,有钟表的赶忙对表。
(3)西洋高招 :落球报时
在欧洲,当中国人进行午炮报时的时候,他们开发出了另外一种落球的报时方式。最先进行落球报时的是英国伦敦的格林尼治天文台,每天中午13点整(有些地方是中午12点),天文台钟楼顶端的圆球准时落下,附近海域停泊的船只据此调节船上的钟表,然后带着调好的钟表升帆出海。
虽然今天我们看这种方法有点粗疏,但海员对它却怀有崇敬之情,因为它为海员忠实服务近百年之久。17世纪以后,航海事业蓬勃发展,海员比任何人都更迫切地需要精密计时。对海员来说,精密时钟犹如生命线,没有它便难于知道船只的位置,就有触礁的危险。对于海员,“中午13点落下的圆球”是无比亲切的。
我国曾经进行过落球授时的是上海,19世纪80年代,法租界当局就在法国码头设置信号站,正午时刻利用信号塔顶落球报时,为来往上海港的各国船只服务,时间由徐家汇观象台控制。
⑷ 外变焦镜头炮衣变焦部分怎么办
如果需要来回变焦,那么,镜头外变焦伸缩的部分,就不能套炮衣了……
如果选择固定焦距不变,那么,镜头外变焦伸出的部分,就可以套上炮衣。
就是这么两个选择……
⑸ 在中国历史上,福建有哪些名人急急急
福建历史名人系列之一(王审知)
王审知(862年—925年),字信通、祥卿,号白马三郎,河南光州固始(今河南固始)人。五代时期闽王,909年-925年在位。自光启元年(885年)入闽直到去世,在闽39年,其中在福州32年,先后任福州观察副使、威武军留后、检校刑部尚书、威武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检校右仆射、检校司空、特进检校司徒、检校太保、琅琊王、中书令、福建大都督长史、闽王等。
唐僖宗中和五年(885年),与其兄王潮、王审邽随寿州(今安徽寿县)变民首领王绪转战福建,因王绪多疑猜忌,王潮遂发动兵变,囚王绪。其后王潮扩张其势力,于昭宗景福二年(893年)攻克福州,逐渐占领今福建省全境,王审知时任福建道观察副使。干宁四年十二月初六(898年1月2日)王潮过世,王审知袭福建道观察使、威武军节度使,后又受封为琅琊王。后梁太祖开平三年(909年),再受封为闽王。王审知出身贫苦,故能节俭自处,在位时省刑惜费,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并称臣于中原。后唐庄宗同光三年(925年)去世,谥忠懿王,庙号太祖,其子王延翰继立。
王潮、王审知兄弟自中原南下,带来大批族人,所以至今仍被不少福建、台湾王姓家族奉为始祖,王审知且被福建移民尊为开闽圣王。又由于喜乘白马,并于兄弟中排行第三,军中常称“白马三郎”,死后为闽北居民立庙奉祀,号“白马尊王”,现在马祖还有数座白马尊王庙。
王审知重视社会的安全、稳定工作。光启二年(886)八月,王审知兄弟带兵攻打泉州,杀了贪赃枉法、无恶不作的泉州刺使廖彦若。在福州的福建观察使陈岩迫于形势,承认王氏兄弟,并疏请唐朝廷委任其为泉州刺史,泉州面貌很快好转。大顺二年(891),陈岩病卒,内弟范晖在福州自称留后。景福元年(892),王审知兄弟为了统一福建作了周密准备,经过一年三个月的苦战,终于在景福二年(893年)五月二十一日,打下了福州城。王氏兄弟入城后,亲自"素服葬陈岩"、"厚抚其家属",取得安定局面。随后,王氏兄弟还立刘行全庙祀之,大得人心军威大震,传檄四方,建州徐归范、汀州钟全慕,以及山区、沿海等处游散的武装力量都相继归顺,全闽得到统一。王审知采取种种措施,使福建境内的社会秩序得到安定、稳定,为福建的经济、文化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王审知很重视经济开发,主要表现:第一、发展水陆交通。天复元年(901)他在筑罗城的同时,挖护城濠,建有去思桥、津通门等。天佑三年(906),王审知又在福州正街(今东街口北)毛应桥南筑还珠门,建南关桥(今称安泰桥),还开河通沃桥浦,引潮贯城,后梁开平二年(908年)建沙合桥(又名九仙桥)等。第二、扩大内外贸易。他执政时,取消闽江流域的关卡,以便货物畅通,以保山区、沿海城市的物资交流。同时,他在黄岐半岛开辟对外贸易港,史称"甘棠港"。随后福州与朝鲜、印度、苏门答腊的三佛齐等国家,都经常有使者和商旅往来,在福州等地进行经济、文化等贸易活动。舶来品有象牙、犀角、珍珠、香药等应有尽有。第三、重视发展农业生产。他委派有生产经验的颜仁郁管理农业,又派得力的官吏"出巡州县,劝课农桑",把因战乱而流亡各地的农民尽数招抚回乡,给予合理安排,鼓励他们开荒造田,发展生产;他为了减轻农民的赋税负担,决定凡耕种"公田",其税"什一","敛不加暴"、"莫有出征之役"等来减轻农民负担,他还鼓励农民栽种茶树,大量生产出口茶叶等,以增加农民经济收入;他重视兴修水利,如修浚福州西湖,把原来周围20里的西湖,扩展到40里,灌溉闽县、侯官两县民田;他在福清筑海堤,防潮护田,灌溉民田数千亩。第四、发展手工业发展。如闽北山区,办有很多茶厂,官焙有38处,民焙有1336处。在福州西南,王审知建炉治13所,供铸造用。在建阳,陶瓷业也较发达。在汀州置铅场,铸铅钱和铜钱。后来又铸大铁钱,以五百文为贯。当时手工业生产发展很快。王审知任职期间,福建经济建设有很大发展,出现了"时和年丰,家给人足"的现象。
王审知重视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他重视使用人才,到福建以后,安置了大批的中原流民,特别对文人业士很爱惜,专门设招贤院等机构来接待他们。当时避乱入闽的有诏相溥之子王唐相涉从弟杨沂、知名进士徐寅,还有中原人士杨承休、郑璘、韩偓、归傅懿、杨赞图、郑戬等,王审知聘任他们做闽国官员,发挥他们的才干;王审知对福建的知名文人也礼聘他们做官,如任翁承赞为相,黄滔为节度推官等;王审知对义存、师备、神晏等宗教界名流也很尊重。王审知如此爱护文人,使当时福建,特别是福州地区诗文进步很快,陈衍说:"文教之开兴,吾闽最晚,至唐始有诗人;至唐末五代,中士诗人时有流寓入闽者,诗教乃渐昌,至宋而日益盛。"
王审知重视发展教育。他采纳了翁承赞的建议,在福州"建四门学(高等学府),以教闽中之秀者",选知名人士黄滔等担任"四门博士"。在王审知的倡导下,当时州有州学,县有县学,乡僻村间设有私塾,"幼已佩于师训,长者置国庠",使文化教育事业大大发展。
王审知重视搜求书籍。天佑元年(904),王审知组织了大批知识分子,搜集缮写各家遗书,奉献给唐政府,充实编史资料,又为徐寅刊印《钓矶文集》等,为抢救和保存祖国的文化遗产作出了贡献。王审知还修复和创建许多寺和塔,他在主政时,兴建和修复了260座寺和6座塔,这些寺塔有的为后代留下了价值的文物,也就是旅游资源之一。
王审知为唐末五代时期福建的社会安定、稳定、经济、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显著成绩,受到后人的好评。
福建历史名人系列之二(柳永)
柳永(约971-1053),初名三变,字耆卿,字景庄,排行第七,又称柳七,福建崇安(今福建崇安)人。北宋著名词人。出身于儒宦世家,工部侍郎柳宜少子,景佑进士,官至屯田员外郎,故又世称柳屯田。柳永为人放荡不羁,仕途更为坎坷。时人将其举荐于仁宗,却只得四字批语:“且去填词”。仕途无涯,便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流连于歌楼舞榭,沉迷于声色词曲,潦倒终身,竟由群妓合金而葬。
古人读书多为做官,词于唐代诞生至宋,填词名家亦多在仕途。北宋时期的著名词人柳永,可算得上我国第一位专业词人。
柳永出身于世宦家庭,虽非汴人,但自幼年起就生活在都城东京(开封),在东京的文化艺术氛围的熏陶之下,他表现出了“善为歌辞”的天才,亦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成为乐工、歌妓们的朋友。《避暑录话》载:“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柳永的词,婉约美妙,很受听众的喜爱,连仁宗皇帝也爱让待从乐师反复演唱柳词。可是柳永没有想到,他的爱好和行动,却被人讥笑,说不是上等人所为,说他有才无行。他的词名满天下,是为婉约派创始人,都因词而坎坷一生。当有人在仁宗面前举荐他时,仁宗皇帝批曰:“且去填词。”从皇宫里传出的这句影响他一生的活,并没有将柳永吓倒,他以反抗的态度公然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一如既往地填词、交友,他实际上是皇帝任命的专业词人了。他除了在开封生活以外,还到过南方一些城市,过着一种流浪的浪子生活。他的《乐章集》收词近200首,其中不少篇章表现了都城东京的繁华美丽,像元宵节的千门灯火及九陌香风,清明节前后的斗草踏青及斗鸡走马,场景都十分热闹。那首被传涌千古的《雨霖铃》,就是他离汴时与恋人分别的伤感之作。
仁宗景佑元年(1034年),已经47岁的柳永,迫于各方面的压力,终于考取了进士。从而结束了专业词人的生活。
政治上的抑郁失志,生活上的特殊经历,以及他的博学多才,妙解音律,使这位“浅斟低唱”、“怪胆狂情”的浪子,成为致力于词作的“才子词人”。由于柳永对社会生活有相当广泛的接触,特别是对都市生活、妓女和市民阶层相当熟悉。都市生活的繁华,妓女们的悲欢、愿望及男女恋情,自己的愤恨与颓放、离情别绪和羁旅行股的感受,都是其词的重要内容。此外,也有一些反映劳动者悲苦生活、咏物、咏史、游仙等作品。大大开拓了词的题材内容。他接受民间乐曲和民间词的影响,大量制作慢词,使慢词发展成熟、并取得了与小令并驾齐驱的地位。在词的表现手法上,他以白描见长;长于铺叙,描写尽致;善于点染,情景交融,抒情色彩强烈;语言浅易自然,不避俚俗,使其词自成一格,广为流传。
柳永在词的内容和表现手法方面都有新的开拓,标志着宋词的重大变化,对宋词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其词音律谐婉,平易轻约,更善情景之融。叶梦得《避暑录话》中言称:“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足见其靡盛,而纪昀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倍加推崇:“诗当学杜诗,词当学柳词。”著有《乐章集》,其词中名篇有《雨霖铃》、《凤栖梧》、《八声甘州》、《望海潮》等。柳永生平散见张宗橚《词林纪事》和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等。
福建历史名人系列之三(李纲)
李纲,(1083年—1140年),祖籍福建邵武,生于秀州华亭(今上海松江县),曾在徽宗朝内任太常少卿等职。
政和二年(1112年),李纲中进士,任镇江府学教授;三年后升为监察御史兼权殿中侍御史。李纲素怀赤诚报国之心,面对山河破碎,激昂万分。他希望北宋君主能像汉武帝一样“勒兵十万骑,横临边朔”(李纲《念奴娇•汉武巡朔边》);像光武帝一样“早复收旧物,扫清氛祲,作中兴主。”宣和元年(1119年),李纲上书徽宗,建议整修军备,抵抗金军入侵。徽宗不纳忠谏,反而将他贬谪到边远的南剑州(今福建)沙县充当一名监税小官。
宣和七年冬,金兵大举南侵后,李纲冒死上血书,请宋徽宗赵佶禅让帝位于太子赵桓。宋钦宗赵桓即位后,虽然下令抵抗金军,但心里却七上八下没主意。宰相白时中、李邦彦两人劝说宋钦宗逃跑。李纲得知消息,立刻求见宋钦宗,说:“太上皇(指宋徽宗)传位给皇上,正是希望陛下能留守京城,陛下怎么能走呢?”李纲严正陈词驳斥白时中等人认为京城城池不坚固,无法固守的逃跑主张,说:“天下的城池,没有比京城更坚固的。只要皇上督率抗战,哪有守不住的道理。”宋钦宗迫于无奈,只好任命李纲为尚书右丞兼亲征行营使,负责防卫京都。李纲发动军民严密布防,于靖康元年(1126年)正月打退金兵对京城的围攻。
同年二月,朝中一批投降派大臣借姚平仲偷袭金营失败一事,大肆造谣,说李纲闯了大祸,援军已经全军覆没。宋钦宗听信投降派的话,一面派使者到金营赔礼,一面把主战派的李纲、种师道撤职。这个消息一传出,京都军民个个气愤。陈东等数百名太学生上书,数万军民集会要求李纲复职,宋钦宗被迫复用李纲。不久,将李纲调出京城,任河北宣抚使,旋以“专主战议,丧师费财”之罪,贬为毫州明道宫提举。
是年秋,金兵又大举南下,宋钦宗急忙下诏起用李纲。李纲虽奉诏率军北上勤王,但京城已经沦陷。次年五月,宋高宗即位后召李纲回朝担任宰相。李纲为相后,积极改革弊政,充实国库,整军备战,并提出许多抗金的主张,积极起用抗金派将领,南宋朝国力为之一振。宋高宗虽然用李纲为相,但他实际上却是宠信黄潜善和汪伯彦两个亲信。李纲极力主张北伐、反对迁都江南,触犯了黄潜善、汪伯彦一伙,在相位仅75天就被免职。自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起,李纲先后被放逐鄂州(今武昌)、万安军(今广东万宁)等地。
绍兴元年(1131年),宋高宗迫于朝野的呼吁,再次起用李纲,先后任命李纲为荆湖广南路宣抚使兼潭州(今长沙)知州、江西南路安抚制置大使兼隆兴(今南昌)知府等职。李纲一方面积极招抚流亡,发展生产,整饬军政;一方面再次上书宋高宗要他认真反省得失,待机北伐。但,宋高宗不仅不体谅李纲的爱国之心,反而处处节制他。李纲悲愤地感到:“六代兴亡如梦,苒苒惊时月。兵戈凌灭。豪华销玉,几见银蟾圆缺。”逐此产生了“休问六朝兴废事,白萍红蓼正凝愁。千古一渔舟”的念头,绍兴九年,愤而辞职。
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这位与宗泽、岳飞、韩世忠同为后世敬仰的民族英雄,在福建苍山松风堂含恨逝世,年仅58岁。他死后葬于福州怀安桐口大家山。为了纪念这位爱国英雄,南宋理学家朱熹、清代民族英雄林则徐先后在福建邵武、福州创建李纲祠。
福建历史名人系列之四(朱熹)
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又号称晦翁),别称紫阳。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福建尤溪县)。南宋儒家学者,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哲学家、经学家之一,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南宋“闽学”的创始人。
朱熹于宋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中进士,历任泉州同安县主簿,知南康军、提举渐东茶盐公事、知漳州、知潭州、焕章阁待制兼侍讲等职。平生不喜为官,“仕于外者仅九考(共九年),立于朝者四十日”(《宋无学案.元晦学案》上),一生主要的时间(约四十年)在福建讲学。晚年卷入当时进行的政治斗争,被夺职罢祠,其学被定为“伪学”,其人也被定为“伪学首魁”,直到去世之时“罪名”尚未解除。但朱熹死后不久,“党禁”解弛,朱熹的地位开始日渐上升,最终成为配享孔庙的“孔门十哲“之一,而其在历代儒者中的地位及实际影响仅次于孔子和孟子。其思想学说从元代开始成为中国的官方哲学,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而且还远播海外,如李朝时期的朝鲜、德川时代的日本,“朱子学”在政治领域和思想文化领域都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朱熹幼承家学,其父朱松是杨时弟子罗从彦的门人,少时又师从属于“洛学”一派的胡宪、刘勉之、刘子0。他早年为学博杂,泛滥词章,出入佛老,对各种学问有着极为广泛的兴趣。从二十四岁起,他受学于罗从彦门人延平李侗。才开始真正走上理学的发展道路。在经过了长期的刻苦研究之后,朱熹终于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影响最大的哲学家、经学家。朱喜的学问渊博,于学无所不窥,在先秦诸子、佛道思想、史学文学、天文地理、文字音韵、训诂考据、典章尔律等许多方面,都有相当深要入的研究及不小的成就。更重要的是,朱熹以继承二程“洛学”为己任,广泛吸收了周敦颐、张载、邵雍等北宋理学家的思想养分,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学说构建起一个规模庞杂而又不失缜密精致的思想体系。
在经学方面,朱熹有许多著作,如:《易》有《周易本义》、《易启蒙学》、《蓍卦考误》、《易传》、《古易音训》、《损益象说》、《易答问》、《朱文公易说》等;《书》有《书古经》、《书传辑说》、《书说》、《文公书说》、《书经问答》等;《礼》有《仪礼经传通解》、《仪礼经传图解》、《朱子井田谱》、《礼记辩》、《仪礼经传通解续》、《朱子礼纂》等;《孝经》有《孝经刊误》、《孝经存异》;《四书》有《四书集注》、《四书或问》、《论孟精义》、《中庸辑略》、《大学集传》、《大学详说》、《大学启蒙》、《论语要义》(两种)、《论语训蒙口义》、《论语详说》、《孟子集解》、《孟子问辨》、《四书音训》等。以上还是不完整的统计,但仅从以上这个书目就足以说明朱熹在经学上的成就。在这些著作中,影响最巨的无疑当推《四书集注》。自元朝中期后,此书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解释,一直到清末废除科举为止。朱熹于《四书》几乎用了他毕生的精力,他早年着力于《论语》、《孟子》,晚年尤工于《大学》、《中庸》,辨析毫厘,远在《易本义》和《诗集传》(这两书了为明清科举功令)之上。至于对《大学》分经传、补“格致”,那是出于其经学中的“宋学”之主观立场,此点虽有论辩之余地,却也属可以理解的举措。
朱熹治经,既重汉唐注疏,又不一味推尊,其方法如其在《论语训蒙口义》中所说的:“本之注疏以通训诂,参之释文以正其音读,然后会之于诸老先生之说,以发其精微。”自义理之学兴,学者多以为得孔孟不传之统,对汉儒经注颇为鄙薄,朱熹认为这是不恰当的。所以,他努力把训诂与义理结合起来,这是朱熹对经学的一大贡献。正如钱穆指出的:“朱子于经学,虽主以汉唐古注疏为主,亦采北宋诸儒,又采及理学家言,并又采及南宋与朱子同时之人。其意实欲融贯古今,汇纳群流,采撷英华,酿制新实。此其气魄之伟大,局度之宽宏,在儒学传统中,惟郑玄堪在伯仲之列。惟两人时代不同,朱子又后郑玄一午年,学术思想之递衍,积愈厚而变益新。朱子不仅欲创造出一番新经学,实欲发展出一番新理学。经学与理学相结合,又增之以百家文史之学。”(《朱子新学案》)
朱熹一生著述极丰,是中国历史上著作最多的儒家学者之一,《宋史.艺文志》中著录者有四十余种,未著录的尚有二十余种,另外由其弟子或后人编纂的著作也有二十余种。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称他“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矣”,并非溢美之虚语。朱熹著作中最重要、最有影响的,除《四书集注》外,当推《朱文公文集》、《朱子语类》、《朱子家礼》。
福建历史名人系列之五(洪承畴)
洪承畴(1593—1665),字彦演,号亨九。福建南安英都霞美乡(今良山村)人。
洪承畴自幼聪明好学,思绪敏捷,深受老师喜爱。他7岁上溪溢馆启蒙。8岁时,外祖父逝世,他就应用“三字经”口诵简短祭文,在场亲友皆称赞。11岁时,辍学帮助母亲卖煎豆腐,因帮助水沟馆学生做对子,熟师洪启胤探知情况后,免费收洪承畴入学读书。从《史记》、《资治通鉴》、《三国志》到《孙子兵法》无所不读,学识渊博。有一次他写一篇读书心得,老师看了拍手叫好,并写了“家驹千里,国石万钧”的评语,赞扬洪承畴年少就胸怀大志。后来洪承畴又转到泉州城北学馆念书,学业成绩优异。
万历44年,洪承畴考中二甲第17名进士。洪承畴从此进入仕途,历官刑部主事,朗中,两浙提学道佥事,江西兵备道按察副使。天启七年,任陕西督粮道参政。崇祯三年,洪承畴迁延绶巡抚,征剿农民起义军。四年,任陕西三边总督,于陇东晋西追剿义军。七年,授兵部尚书,总督关外五省军务。十一年,率部于潼关南源大破义军,李自成败走商洛山中。这十年间,洪承畴转战北国沙场,采取集中兵力,逐个围歼战术,大挫义军,为明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十二年,洪承畴又授蓟辽总督,成为明末重臣。
崇祯十三年,清太宗率兵包围锦州,边关告急。十四年,洪承畴授命率八总兵,十三万军队,一年粮草,出山海关驻镇宁远,往救锦州。洪承畴主张且战且守,步步为营,令敌自困,然后解围。而兵部尚书陈新甲别有用心主张速战解围,并派张若麟任监军,从中作梗,洪承畴难以从容布阵。加上粮草被劫又无援军,兵无斗志。总兵王朴率部先逃,各军纷纷奔命,又遭清军伏击,损失惨重,退守松山。洪承畴被困松山城达半年之久,粮尽援绝,处境艰难。十五年二月十八日夜,松山城守副将夏承德与清军密约为内应,松山城破,洪承畴被俘。
洪承畴被送到盛京,清迁命其剃头易服投降,洪承畴拒不剃头,延颈承刃,“只求速死”,且又绝食七日,仍然“求死不得”。原因是皇太极接受范文程、张存仁的意见,一心想争取洪承畴归顺,礼贤恩厚,亲临囚室,解貂裘衣之。洪承畴经多方面揣摩,眼见明廷政治腐败,无可挽回。又看到清廷勃勃兴起,两朝之君襟怀两样,以清代明,大势所趋。即表归顺之意。但有两年时间,洪承畴仍在观测时局变化,不任官,不为清廷效劳。十七年三月,李自成攻进北京城,崇祯帝吊柳树,洪承畴看到明王朝已将彻底崩溃,为了拯救中华民族于水火,减少生灵涂炭,才决心为清廷统一中国效力。
顺治元年五月二日,洪承畴随清军入京。多尔衮接受洪承畴的意见,先遗官宣布王令,录用明朝降臣,设府县施政,稳定社会秩序,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约束军纪,秋毫无犯;免除三饷,民有轻负之喜。洪承畴仍以太子太保、兵部尚书,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原衔,入内院佐理机务,授秘书院大学士。洪承畴借助参与国家大计之机,对清朝的政权建设、稳定社会秩序提出一系列措施,诸如袭明制、行保举、选人才、学汉语、读儒书等,促进社会发展。
顺治二年,洪承畴授命招抚江南各省总督军务大学士的重任,采取“以抚为主,以剿有辅”的策略。在政治上联络族汉地主,以“原官留任”为条件,招抚安徽、江西要地十三府,招降郑芝龙,清军入闽;军事上以瓦解前明兵部尚书张缙颜的抗清力量为重点,使豫、鄂、湘诸省四十余寨“渐次驯服”;文化上则连续开科取士,(传说有“状元不满中,汉女不入官”的条款)弘扬民族文化传统,使新进之士有机参与朝政;经济上疏请准予减免苏杭赋税,停征漕粮等。这些措施,对缓和民族矛盾,减少兵火洗劫,生灵涂炭,减轻人民负担,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生产发展,均起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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