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鑄造令為什麼打不開

Ⅰ 漢武帝為什麼要鑄造麟趾金、馬蹄金

漢武帝鑄造麟趾金、馬蹄金，一是認為這是一種祥瑞；二是充當政治工具，平復由「推恩令」引起的國內矛盾。

深層次原因

當然這是史書中記載的，也有傳奇色彩，他看到的天馬、白麟頂多是個雲朵拼成的。但是漢武帝鑄造麟趾金、馬蹄金卻是有深層次的政治目的。

這要追溯到加強中央集權，削弱各個諸侯勢力說起。當年為了做到這一點，朝廷實行了推恩令和「酎金奪爵」。推恩令不必說了，想必大家都很熟悉。

而「酎金奪爵」是漢武帝要求各個諸侯進獻黃金，如果成色不夠就會剝奪官爵流放。這兩種政策有力加強了中央集權。

但是考慮到有點過火，於是漢武帝將鑄造的麟趾金、馬蹄金分封給他們，以起到維護國家穩定的目的。

Ⅱ 永樂大鍾的鑄造原因

「懺悔」說源自乾隆皇帝所作《大鍾歌》中：「謹嚴難逃南史筆，懺悔詎賴佛寺鍾」。由於該詩系帝王所作，又刻碑立於覺生寺（即大鍾寺）永樂大鍾之東側，故「懺悔」說廣為流傳。殊不知這種說法是乾隆帝借題發揮，屬一廂情願的主觀臆斷，與史實有嚴重抵觸。
首先，在中國歷史上，宮廷政變屢見不鮮，可以說每次政變都是十分殘酷的，未見哪個因政變登基的帝王「懺悔」過。比較典型的如唐初秦王李世民不就是通過「玄武門之變」，殺兄弟逼父皇，剪除異己之後登上皇位的嗎?然而，他為政大有作為，創造了歷史上有名的「貞觀之治」，成為大唐盛世的主要開創者。明成祖當政後對唐太宗的許多做法和政策都贊許有加，並積極效法，由此觀之，明成祖何「懺悔」之有?他不僅從未因「靖難之役」而懺悔過，而且恰恰相反，他曾多次談到「靖難之役」的正當性。比如他在永樂十五年（1417）為刻在永樂大鍾上的御制《諸佛如來世尊菩薩尊者神僧名經》所作序文中說：「讒言君臣，誣毀善良，所造罪業，無量無邊。……今王法所誅皆不忠不孝之人，凶暴無賴，非化所遷。所以拔惡類，扶植善良，顯揚三寶，永隆佛教，廣利一切。」第二年，他在御制《姚少師神道碑》中又說：「及皇考賓天，而奸臣擅命，變革舊章，構為禍亂，危迫朕躬。朕惟宗社至重，匡救之責，時有所在……內難即平，社稷奠安。」《明太宗實錄》（卷12）說得更加直白：「建文中，信任奸回，以殘骨肉。朕於其時，迫於危禍，不得已起兵。賴天地祖宗之靈，克平內難雲雲。」
其次，負責監造永樂大鍾的僧錄司左善世姚廣孝在乾隆詩中兩次被提到：「晁謀弗善野戰龍，金川門開烈焰紅」和「道衍儼被榮將命，犍椎冶盡丹陽銅」。據此有學者認為姚廣孝因自己曾幫燕王朱棣策劃和指揮「靖難之役」而罪感深重，故有借鑄鍾「懺悔」之意。此說並無史實根據。雖然姚廣孝因「靖難之役」確曾遭到親、朋的冷遇和措詞嚴厲的譴責，但他並未因此消沉，而是仍然當他的「僧錄司左善世」，積極幫助永樂帝料理佛教事務，包括監制永樂大鍾和從事著述等，直到84歲逝世為止。
《明史·姚廣孝傳》說他「晚著《道余錄》，頗毀先儒。」其實不然，從《道余錄》的內容看，主要是調和儒、佛矛盾，批駁宋儒對佛教的指責，闡述了儒、佛基本精神的一致性。他認為佛教的「妙真如性」與程朱理學「道即是性」在性本體論上是一致的；他說：「佛願一切眾生皆成佛道，聖人言人人皆可以為堯舜。當知世間、出世間聖人之心未嘗不同也」；為了證明儒、佛在綱常倫理方面的一致性，他以大慧宗杲為例，說宗杲雖身在叢林，但不忘世事，積極從事抗金事業，「當時士林中稱其忠孝兩全」。姚廣孝如此立論，無非是想證明他一生的言行既符合佛教教義，又不悖於儒家學說，對其所作所為毫無「懺悔」之意。因此，他負責監造永樂大鍾不但不能解釋為是為「懺悔」罪過，而且恰恰相反，是為了使佛教「出世而致用」，為鞏固當朝統治服務。
第三、袁宏道《萬壽寺觀文皇舊鍾》詩中的「先皇舉手移天轂，無冠少師鬢發禿。已將周吼一齊周，更假釋梵庇冥族。」兩句詩不能作為「懺悔」說的證據。袁宏道乃萬曆二十年進士，當是正統觀念很強的人，他對道衍和尚及「靖難之役」頗具微辭是可以理解的，但他的觀點正確與否也要看有無事實根據。事實上，如前所述，明成祖令姚廣孝監制永樂大鍾之前，先對在靖難之役中被殺之人口誅筆伐一番，說他們是「凶暴無賴，非化所遷」的「不忠不孝之人」，他怎麼還可能以耗費巨資，鑄萬鈞佛鍾的方式去「庇護」這批「冥族」呢？因此，袁宏道之言也純屬摻雜著頑固的封建正統觀念和詩人想像成份在內的主觀臆測，不足為憑。
由上述可見，乾隆帝的「懺悔」說不能成立。那麼，明成祖令姚廣孝監制大鍾的真正意圖到底是什麼呢?我們認為，這應該到永樂大鍾的銘文和永樂帝的施政活動以及他的思想根源中去尋找，看其內心世界到底是怎樣產生的這些想法，然後才有可能正確地判斷其鑄鍾的真實意圖。 其實，明成祖鑄鍾意圖已明確地表述在御制《大明神咒迴向》當中了，它被鑄在大鍾東側下方大鍾「御制款識」附近非常容易看到的顯著位置，這是經過將23萬余字佛經銘文按「三進三出」的方式，精心排列的結果，我們推測其目的很可能是為了突出這一《迴向》文及其中心思想。
該《迴向》文的主要內容有：「惟願如來闡教宗，惟願大發慈悲念，惟願皇圖萬世隆，惟願國泰民安樂，惟願時豐五穀登，惟願人人盡忠孝，惟願華夷一文軌，惟願治世常太平，惟願人民登壽域，惟願災難悉清除，惟願盜賊自殄絕，惟願和氣作禎祥」，……「敬願大明永一統」。從銘文的內容和邏輯分析，應該說，前邊的所謂「十二大願」既被囊括在「敬願大明永一統」當中，又構成它的前提，因為如果這「十二大願」仰仗佛祖保佑和經過自身努力都實現了，就可順理成章地達到「大明永一統」的理想境界。
明成祖之所以煞費苦心御制《大明神咒迴向》並把「大明永一統」作為最終的理想追求，絕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政治和思想文化根源。
從政治上說，明成祖作為一個有作為的守成帝王，他必須要考慮以他所能想到並有能力加以實施的種種方式來鞏固和擴大由乃父朱元璋所創下的大明基業。早在永樂元年（1403）七月，他就命翰林侍讀學士解縉負責編纂大型類書，並要求：「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至於天文、地誌、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備輯為一書，毋厭浩繁」。第二年十一月，解縉等將所編圖書進上，明成祖經過仔細翻檢，發現「尚多未備」，於是又命姚廣孝、劉季篪和解縉等組織人力重修，於永樂五年（1407）完成，賜名為《永樂大典》並親制序文，其中說：「朕嗣承鴻基，勔思纘述，尚惟有大混一之時，必有一統之製作，所以齊政治而同風俗。序百王之傳，總歷代之典。……」可見編《永樂大典》是為了「齊政治」，「同風俗」，從而維護和鞏固有明大一統的局面。
明太祖在位時期，歷經30年的浴血奮戰和苦心經營，通過用兵和招撫等手段，逐步統一了全國的大部分地區：「東起朝鮮，西距吐蕃，南包安南，北距大磧，東西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南北一萬零九百四里。」初步奠定了明朝的疆域。但是，它在面積上遠不及漢、唐，西北尚未完全統一，北方還經常受到蒙元殘余勢力的威脅。明成祖奪得皇位之後，在加強中央集權，促進經濟發展，努力增強國力的基礎上，積極採取措施，拓展大明邊疆，試圖鞏固和擴大明朝多民族國家的統一。其中有成功的舉措如建立努爾干都司確立對東北地區的管轄；實行「改土歸流」，設立貴州布政司，加強對西南邊疆的治理；積極經營西北並設立哈密衛；通過派鄭和下西洋，踏察了南海諸島嶼，擴大了同海外幾十個國家的友好往來；冊封西藏各派宗教領袖並通過他們加強了對西藏的管理等。
這些舉措都充分表明，他維護和擴大「大明統一」，促進「華夷一文軌」的堅定信念以及他為實現這一信念所做的不懈努力。據楊榮：《後北征記》記載，他晚年於永樂二十、二十一、二十二年（1424）連續三次北征蒙古，試圖以武力征服之，但均無功而返。在最後一次北征的回師途中的一次宴會上，他回顧了太祖御制詞五章之後，舉杯感慨道：「此先帝垂諭創業守成之難，……朕嗣先帝鴻業兢兢焉，惟恐失墜。雖今軍旅之中，君臣杯酒之歡，不敢忘也。尚相與共勉之。」表明了他要光大「先帝鴻業」的心跡。不久，他就死在這次返師的途中。征服和統一蒙古的事業未竟，成了他終身的遺憾。因此，可以說，他當年鑄永樂大鍾不是為了別的，正是為了利用佛法對世人的感召力，來弘揚他統一中國的宏圖偉願。
明成祖之所以形成「大明永一統」的信念，其思想文化根源主要是儒家關於經過「修、齊、治、平」而達到「大一統」的理念。「大一統」思想首倡於孔子，他在《論語·季氏》中把春秋末年的「混亂」與西周時期的「秩序」加以比較：「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在這里，他又把「春秋」這個「天下無道」時期分為三個階段，即「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大夫出」和「陪臣執國命」，從而看出政權愈是下移，社會愈是混亂。因此，他主張建立象西周那樣的「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中央集權制的統一國家，認為只有這樣才能結束戰亂，恢復秩序。這雖然在形式上是「復古」，但骨子裡卻是要求實現國家統一。從漢代的董仲舒到宋代的程、朱理學均對孔子的「大一統」思想作過進一步的闡發，特別是朱熹，他通過對《大學》思想的解說，闡明了「大一統」觀念的具體內容和實現途徑，即所謂能容納儒家精髓的「三綱八目」。「三綱」是指明明德、親民和止於至善，概括了「大一統」的內容；「八目」包括：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和平天下，指明了實現「大一統」的途徑。
明成祖在為《五經大全》、《四書大全》和《性理大全》所作序文中說，要用孔孟之道和朱熹理學統一全國的思想，「使天下人獲睹經書之全，探見聖學之蘊。由是窮理以明道，立誠以達本，修之於身，行之於家，用之於國，而達之天下。使家不異政，國不殊俗，大回淳古之風，以紹先王之統……。」可見，他對「聖學」之底蘊理解得十分透徹，修身、齊家、治國的最終目的是「平天下」，是拓展祖宗基業，擴大統一范圍，是要實現「大明永一統」的理想境界。
正因為這些思想在他的頭腦中已經根深蒂固，所以在永樂十四年（1416）討論遷都和營建北京城的時候，有臣下奏言，稱北京為形勝之地，「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誠帝王萬世之都也」。他十分贊賞，並決定馬上開工營建北京城，為遷都做准備。可見，遷都北京正是他「控四夷，制天下」的關鍵舉措。因此，可以說，在遷都北京之際藉助弘揚佛法來宣傳以「大明永一統」為核心內容的施政綱領，才是他下令鑄造永樂大鍾的真實目的。 明成祖之所以以佛鍾為載體，把自己從局部到整體的政治理念與眾多經過精心編撰和篩選的佛經、咒語溶鑄在一起，這並非他憑空想出來的，而是順應元末明初中國佛教的發展狀況，並加以巧妙利用的結果。
佛教發源於公元前五、六世紀的古印度，大約在兩漢之際傳入中國，在以後漫長的傳播過程中，無論是傳入最早的漢傳佛教，還是公元六、七世紀傳入的藏傳佛教和南傳上座部佛教都逐漸與中國各地的傳統文化相融合，實現了佛教的中國化和民族化，成了在中國影響力最大的宗教之一。到了元末明初，由於元朝統治者出於鞏固統治的需要而大力崇佛，使佛教得到了超乎尋常的發展。早在至元二十八年（1291），「天下寺宇」就多達「四萬二千三百一十八區」，僧、尼有「二十一萬三千一百四十八人。」此後直至元末，仍然不斷地在全國各地增建和擴建寺院，或撥大量的土地、資金以扶植寺院經濟。這必然導致寺院和僧眾的進一步增加。據此可以推知，元末如此眾多的僧侶和密集的寺院，其所能影響的民間信徒，無疑將是一個十分巨大的數字。
元代佛教之所以出現寺院林立、僧團龐大和信徒眾多的情況，固然有元朝統治者過度崇佛的因素在起作用，但歸根到底是因為在當時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十分嚴重的歷史條件下，特別是元末戰亂的黑暗歲月里，廣大人民群眾因無法擺脫現實生活中的苦難，便紛紛到佛教中去尋求精神上的解脫，從而使佛教贏得了廣泛的信教群眾基礎。
這是新興的明朝統治者無法迴避和必須認真對待的現實。弄得好可以得到這一宗教群體的歸順和擁護，弄不好必將危及新興王朝的統治和穩定。這一點，朱元璋和朱棣都看得比較清楚。朱元璋在登基之初招攬「善世禪師」時就曾說過：「佛教肇興西土，流傳遍被華夷，善世凶頑，佐王綱而理道，今古崇瞻，由慈心而顧重。是故出三界而脫沉淪，永彰不滅，」認為：「景張佛教……人皆在家為善，安得不世之清泰。」朱棣在為重刻《法華經》、《金剛經》所作序文中也明確指出：佛教具有「陰翊王度」和「善世」之功能。
正因為朱元璋父子對佛教的發展狀況和佛教對鞏固政權的重要意義都有了較深刻的認識，所以在他們當了皇帝以後，對佛教都採取推崇、扶植、利用和控制的方針。這一方針以及一系列具體的政策、措施諸如禮遇名僧，頻舉法會，廣泛冊封藏傳佛教各派領袖，重建或修繕寺院，扶植寺院經濟，大量刊印佛典，通過限制發放度牒和僧侶數目、年齡以及實行考試制度等方式抑制僧侶數目的過快增長，防止濫竽充數，嚴禁寺院藏匿非法之徒和取締秘密宗教組織等。這些政策和措施，說到底都是為了在克服佛教負作用的基礎上，更有效、更充分地利用它的強大感召力、凝聚力和巨大的社會能量來為鞏固明朝統治服務。
上述方針、政策和具體措施的實行對促進明初50年的社會穩定，特別是西藏地區的穩定起到明顯的效果。在內地，有眾多著名高僧如紹興寶林寺別峰、杭州天竺寺東溟等等都率徒眾接受朝廷的禮遇和規范，趨之若鶩地參與朝廷頻頻舉辦的各種「大法會」，大力弘揚佛法，勸人一心向善。這些都對促進社會穩定大有幫助，使明初50年的政局比較穩定。永樂年間（1403～1424）除了1420年山東唐賽兒假白蓮教起義短時間就被鎮壓之外，沒有再出現較大的不穩定因素。在西藏，由於明成祖在太祖冊封藏傳佛教各宗派領袖為「國師」並加強同西藏地區「茶馬」貿易的基礎上，進一步實行了對西藏佛教各宗派大小首領加封「大法王」、「大國師」及「西天佛子」等名號的舉措，使他們「轉相導化，以共尊中國」，從而實現了「西陲宴然，終明之世無番寇之患」的安定局面。
永樂大鍾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著手鑄造的，其目的是進一步以寓政治目標於佛教的方式，利用人們信佛的心理和佛教由來已久的影響力及感召力來潛移默化地引導人們：只有自覺地奉行「三綱五常」的倫理准則，維護國家統一、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才能實現現世的安康幸福和對來世的美好憧憬。
首先，如前所述，永樂大鍾雖然在形式上是鑄滿經文、咒語的佛鍾，但它也絕不是單純為宣揚佛法，而是想藉助弘揚佛法來宣傳明成祖的政治主張和政治理想，也就是《大明神咒迴向》所表述的內容及其中心思想。在佛家看來，「迴向」一般是指以自己所修功德去教化人民，普度眾生，引導人們尊奉佛法，積德行善，最後修成正果，進入西方極樂世界。明成祖正是利用了這一點，他鑄鍾供養佛法，勸人為善，其最終目的是要利用佛法教化民眾，使之共同來維護明朝的「大一統」江山。
當然，唐宋以來有不少鑄有少量佛經、咒語或簡短吉祥祝語的佛鍾。但是，象永樂大鍾這樣把《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神僧名經》、《大明神咒迴向》、《妙法蓮華經》、《金剛般若波羅密經》、《佛說阿彌陀經》、《仁王護國陀羅尼經》、《佛頂大白傘蓋楞嚴陀羅尼經》、《般若波羅密多心經》等經文以及百餘種中、梵文咒語共23萬余字都和諧有序地鑄在如此碩大的鍾體上，而且以《大明神咒迴向》的形式把皇帝的施政綱領鑄到經文環繞的顯著位置，在歷史上則為僅見。
其次，把上述經文鑄到鍾上，勸人念佛向善，是想藉助佛教關於生死輪回和因果報應思想來維護儒家「三綱五常」的封建倫理觀念，從而達到鞏固明朝封建專制主義統治的目的。明成祖「御制」《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神僧名經》約13萬言，佔大鍾銘文的一多半，在鑄上大鍾之前，他還命人譜了曲，並向民間廣為散發，鼓動民眾念佛名求善報，目的是「朕統臨天下，夙夜拳拳，以化民務。」其內容主要是宣揚忠孝觀念和因果報應思想，鼓吹「孝弟忠信最為先」，「至孝在忠君」，並把忠孝觀念和因果報應結合起來，強調「不忠不孝即為大惡」，「天網恢恢，報應甚速」等等。正像他在該《佛名經》序中所說：「凡發善心稱贊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神僧名號者，即得種種善報，輕薄侮慢不敬不信者即得種種惡報……，所謂為善者，忠於君上，孝於父母，敬天地，奉祖宗，尊三寶，敬神明，遵王法，謹言行，愛惜物命，……如是則生享富貴，歿升天堂，受諸快樂。所謂為惡者，不忠於君，不孝於親，不敬天地，不奉祖宗，不尊三寶，不敬神明，不遵王法，不謹言行，殘害物命，……如是則生遭重遣，死墮地獄，受諸苦報。」
鑄《法華經》、《金剛經》等，其實質也是在利用佛教的因果報應思想來維護「三綱五常」。他在《金剛經》序中勸導世人說，想達智慧成正果，「覺路非遙，履之即至」，「惟盡心以忠於君，竭誠以孝於親，不虧六行（據《金剛三昧經》載，六行包括：十信行、十住行、十行行、十迴向行、十地行、等覺行。——引者），不犯五刑（中國古代的五種刑法，隋至清代指笞刑、杖刑、徒刑、流刑、死刑），不纏根塵，心無妄想，無所住著，即見本性，不離宗旨，又能持誦此經，勤行修習，當即證大乘。」
第三，把政治意圖和「綱常」倫理溶於佛教之中，再把這些鑄於千百年來對人們特別是對佛教信徒具有特殊感召力的佛鍾上，意在藉助佛鍾的傳播功能使自己的政治理念更加普及和更加深入人心。
佛鍾亦稱梵鍾，大約產生於東漢時期，因為這時圓形的報時鍾已廣泛用於民間，而佛教恰好在東漢時期廣泛在中國傳播，為了適應中國的國情，在原有犍稚的基礎上，採用當時流行的報時鍾的形式來警示僧眾和傳播梵音。按《長阿含五?尼沙經》的說法，梵音有五大特點：正直、和雅、清澈、深滿和遍周遠聞，故採用報時鍾來傳播梵音和弘揚佛法比木製的「犍稚」更能滿足這些要求。現存最早的佛鍾即南朝陳太建七年（575）鍾就是一口圓形鍾。在以後的發展中，為了更好的傳播梵音，人們不斷地改進圓形鍾的形態和鑄造方法，追求鍾聲的完美、莊重、悠揚和遠播，從而使鍾成了寺院不可缺少的法器，以至達到了「有寺必有鍾」的程度。
可見梵鍾是佛教與中國文化相結合的產物。由於它的功能除了作為起居作息和召集僧眾的信號之外，更主要的是傳播梵音、醒世弘法和拯救眾生。如唐朝和尚釋道世所撰《法苑珠林·鳴鍾部》所言：「洪鍾震響覺群生，聲遍十方無量土。含識群生普聞知，祓除眾生長夜苦。」又大鍾寺古鍾博物館所藏北宋熙寧十年（1077）所鑄銅鍾載有陰刻銘文：「增一阿含經雲，若打鍾願一切惡道並皆停止，得除五百億劫生死罪，雲雲。」受這些信念的影響，普通大眾對鍾聲的神奇功能也深信不疑，還編出了朗朗上口的歌謠在民間流傳，並把它鄭重其事地鑄到了鍾上：「聞鍾聲，煩惱輕，智慧長，菩提生，離地獄，出火坑，願成佛，度眾生。」
永樂帝正是適應和利用這種需要，在遷都北京之際動員了眾多能工巧匠的智力，耗費巨資鑄造了這口空前的寓政治理念於神祉的永樂大鍾。它承載著經過精心編撰的經文、咒語，一擊，「聲聞數十里」，字字皆音，達到了使「梵音」以其「正直、和雅、清澈、深滿」的谹谹之聲「遍周遠聞」的極至，意在使佛祖保佑他，信徒支持他，實現在《大明神咒迴向》中所提出的以「敬願大明永一統」為終極訴求的一系列政治理念。
因此可以說，永樂大鍾是寓政治於佛教的成功典範，是永樂帝利用佛教的一大創舉，也是留給我們的歷史文化遺產。從今天來看，剔除其封建專制主義的糟粕，宣傳其維護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社會穩定和謀求人民生活幸福的理念，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Ⅲ 秦始皇為什麼要鑄造十二金人

作為第一位皇帝，秦始皇鑄造十二金人是為自己做替身嗎？各位，小編可以明確告訴你，關於秦始皇為啥要鑄造十二金人，目前學術界說法不一。但，肯定不是為自己做替身。有人說過這樣一個觀點，說嬴政在掃清六國後，建立了我國首個大一統的封建制朝代，秦朝.嬴政建立秦朝後不久，為了防止天下人造反，於是收天下之兵，鑄以為金人十二，因為嬴政怕人造反，才將天下的兵器全部沒收，這件事是真的嗎？

在秦始皇看來，只要他控制了武器，那麼底下人就不敢造反，秦朝的江山便可以千秋萬代，於是秦始皇就下令讓手下人將百姓的兵器沒收，鑄造成12金人。然而，嬴政這么做，並沒有阻止民眾的起義，鑄金人之後不久，陳勝、吳廣、項羽、劉邦紛紛起義，推翻了秦朝暴力的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