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长买机床被骗怎么办

❶ 我当厂长那些年：为了拯救蝴蝶表厂，我们想过很多办法

编者按:

回顾西安轻工业的发展历程，蝴蝶手表厂是绕不开的标签。上世纪80年代的西北地区，蝴蝶牌机械手表是时髦的定情信物，表盘上的蝴蝶标志见证过许多年轻情侣的浪漫。如今的西安少陵塬下，曾经辉煌的蝴蝶手表厂已成为一座废弃的工业遗址。关于蝴蝶表厂的 历史 ，随着时间流逝只剩下一些散碎的片段，那群背井离乡来到西安支内的上海手表厂老师傅，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工程技术人员，以及那批全国领先的进口设备连同许多过往一同消失在时间里。

80年代起，日本电子表异军突起，猛烈冲击着以瑞士为代表的机械表市场，这场机械表与电子表之争也波及到了国内。彼时国内正值文革结束后的几年，从计划经济中走出来，尚处在鼎盛时期的蝴蝶手表厂面临着潜在的危机。在1984年前后，一批由西安手表行业组成的访问团曾赴瑞士考察，为当时的手表行业寻找出路。

本文根据当年赴瑞士访问的蝴蝶表厂副厂长、陕西表壳厂厂长的见闻梳理而成。了解过去才能理解当下，蝴蝶手表厂之后的衰落虽然并未因这次瑞士访问改变走向，但提供了一个观察视角，帮助读者从当时的外部环境理解蝴蝶手表厂所处的时代，并试图勾勒出彼时的国际手表市场是如何冲击偏居一隅的西北第一大手表厂。

由于时间久远，关于西安蝴蝶手表厂的没落，本文只能提供一个参考角度，或有疏漏之处，敬请读者谅解，仍然期待有更多的知情者予以补充。

注：西安蝴蝶手表厂原名国营红旗手表厂，1987年7月改名为西安蝴蝶手表厂，文中所涉及两个名称均为同一家厂。

蝴蝶表厂老厂区中门。

大约在1984年，以红旗手表厂为代表的西安手表行业，组织了一次去瑞士考察，当时除了红旗手表厂，还有风雷仪表厂以及配套厂的负责人一起去的。李云殿当时是红旗手表厂的厂长。

那时全国的手表行业发展如火如荼，但随着改革开放，也渐渐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这次出国考察的主要目的，就是为西安的手表行业寻找方向。在谈瑞士访问之前，有必要了解当时的一些背景。

1、利大税大的手表行业

你们现在可能没法理解，当时全国正在发展轻工业，手表行业是利大税大的重点行业。像西安的红旗手表厂，是唯一一家由轻工部直接投资兴建的，规格相当高，当时花了75万美元进口关键精密加工设备，直接从钟研所及各地抽调技术人员支援，上海手表厂专门支援了100多位老师傅和各车间的骨干。别的表厂都是地方自己建的，像北京、上海、天津。红旗手表厂也是西北最大的一家手表厂。

图源网络

为什么要强调手表行业利大税大呢？其实就跟当下追逐GDP是一个意思。蝴蝶表厂1968年筹建，1972年正式投产，后来年产能在100万只左右，按照当时的标准算是大型企业了。到1988年，蝴蝶表厂累计实现工业总产值10.2亿元，累计实现利税4.7亿元，为陕西的轻工业发展做出了贡献，这一点是无法磨灭的。

手表一开始发展的时候很赚钱，最早的ss1型手表，上海的制造成本最低，8块钱一只，蝴蝶表厂的成本第二低，11块钱一只，接下来是天津东风手表厂，12块钱一只。当时一只手表最高卖到120块钱，相当于有些工人半年的工资，减掉成本剩下100块左右，都是利润和税。那时候蝴蝶表厂基本上是满产满销，工人们加班加点地赶生产。

机械表行业的税收当时定的是43%，利大税大，也激发了全国各省市建手表厂的热情。从开始的十几个，到后来少说也有上百来家吧，蝴蝶表厂还靠提供技术力量，支援其他地方建厂，像延安、汉中的表厂。石家庄（表厂）因为生产不出零件，还常常跑到厂里来求援零件。这样盲目发展扩张产能，也导致了之后市场迅速饱和，很难说不是之后手表行业走向衰落的原因之一。

为了便于手表产业的发展，轻工部就组织会战，研发出了统一机芯，蝴蝶表厂的高工高振华就参加了全国设计统一机芯。这样一来，各个厂都用一样的机芯，便于互相补充调度。

后来随着人们需求的变化，手表从单一的计时功能发展到款式和功能的多样化，各厂又在统机的基础上发展出单历、双历手表。统机的机芯太大，我们厂就重新设计了一款15.3mm的女表，表盘有指甲盖那么大，这是全国装配直径最小的一款手表，但这款女表没办法实现规模化量产，最后只能叫停。

这时候从深圳那边也传来了一些电子表，厂子里有些人去了深圳，批发点电子表，卖得便宜，走时也比机械表准。

2、瑞士访问见闻

大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西安的手表行业组织了这次瑞士访问。

在国内的时候，西安和上海、北京、天津的手表制造工艺算是第一流的水平，1970 1981年，在全国手表行业12次质量考核评比中，蝴蝶表厂曾8次名列前三名，7次获走时第一名。

自动化车间

这次出国，我们参观了瑞士的电子表生产线、多工位铣床、主机厂、自动机床厂及钟表展览馆，也了解到了瑞士面对市场形势和钟表行业发展的看法，说实话和国内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瑞士人干活特别严谨，整个机械加工的工序流程一丝不差，当时我们在外面参观，瑞士的工人都在低头干活，并不受影响。要是在国内可不一样，都站在里头看。而且，瑞士人到点就下班，5点一到把东西搁好，开车就回家，没有像在国内，下班时间再多干点，走得越晚越好。瑞士人礼拜六礼拜天商店也不开门。

当然最重要还是整个手表行业发展模式上的差别。国内的手表行业大都是全能厂，大而全，比如西安要造手表，有专门的表壳厂造表壳，专门的钟表机床厂来造设备，连扫地的都配套，所有的东西都是齐全的。

但瑞士不一样，瑞士的许多工厂配备的人员并不多，他们都是只把握住关键的那几步，轴承是瑞典的，液压件是美国的，很强调专业分工，基本没有大而全的全能企业，更没有办 社会 的企业。

当时瑞士的电子表厂，线路板不是一片一片的，而是已经像电影胶片一样。我们在瑞士就看到了新研发出来的三代电子表“斯沃琪”，瑞士人送了我们一人一块“斯沃琪”（SWATCH）的样机，我那块表走得还挺准。

瑞士号称“钟表王国”，机械表特别厉害，但许多人不知道电子表的鼻祖也是瑞士人。瑞士人最早研发出电子表，但没有看重它的潜力，过高地判断了电子元器件的难度，就还是继续做机械表，他们的老师傅水平都很高。结果电子表技术被日本引进过去继续研发，慢慢地降低石英电子和微调电容的成本，当时手表就是个计时的工具，电子表的精度高于机械表，这整个就把瑞士打垮了。我们去的时候，电子表在国际上大概能占到三分之一的份额吧。

面对这种情况，瑞士财团举全国之力扶持电子表发展，通过三代电子表“斯沃琪”抵挡住了日本的攻势。但瑞士人一直没有丢掉机械表，所以最后日本的电子表虽然从量上打败了瑞士，但瑞士的机械表价值一直很高，这就是它的工艺水平支撑着。反观我们，哪个也没学成，电子表没学成，机械表也没做到最高档。

3、机械表与电子表之争波及国内

现在回过头来看，国内的机械表厂当时已经发展上百家，现在整建制保留且依然在生产只有天津手表厂，为什么这么快全不行了？这当中有许多原因。盲目发展是一方面原因，电子表的冲击是另一个很大的原因。

了解了国际上的情况，再来了解下国内的。

电子表的出现对机械表市场几乎是毁灭性打击。在当时，电子表的优势很明显，走时精度高、机芯尺寸小，便于变换各种花色款式，这些都是机械表无法比拟的。机械表还有个特点，就是表壳要随机芯走，能够研发的款式和花色相对有限。

深圳那时候已经有很多组装厂，是从香港直接进口的电子表机芯，由日本生产的2035型号电子机芯，挂牌价只要6块钱。大大小小的组装厂，弄10来个装配工人，把表壳表针表带一扣，一天加加班七八百的量就上去了，而且不费什么成本，租一间屋子，弄几张桌子。像国营的机械手表厂，从头到尾建一个表厂，人、设备、厂房都要花钱，一只手表100多个零件，连螺丝都是自己生产的，成本上几乎没有任何优势。

而且当时机械表的税还是43%，电子表的税只有14%，深圳特区的电子表组装厂在成本低廉的情况下，同时享受三来一补、免二减三的优惠政策，这是当时像蝴蝶表厂这样的国营手表厂是无法比拟的。当时的要求是电子表要70%内销，30%外销。但是几乎所有的表厂都愿意卖给国内，比如一只飞亚达电子表国内卖到198块钱，国外卖得很便宜。

为了抵挡电子表的冲击，当时轻工部组织在北京建立前门器件厂，专门生产电子元器件，北京、天津也分别建立了电子手表厂，但这时候再去重新研发电子表，已经落后太多了。日本人把步进马达微调电容加上钱赚够了，我们再拿用别人的机芯装好的表去竞争，已经不太可能了。其实60年代的时候，国内和日本的电子水平是不相上下的，文革这一耽误，落后日本20多年。技术的发展是要靠踏踏实实去干的，这些技术上的差异，凭借个人在当时是改变不了的。

1983年荷兰留学生雍莉在西安旅行时拍下的蝴蝶表的广告

当年动员上海的老师傅来西安，那些人拖家带口100多户，机修、理化、装配、自动各个车间，还都是主要领导和技术骨干来支援的，他们连煤球都运来了，挺不容易的。按当时三线建设的要求，在长安区（当时为长安县）选址，但现在来看，由于地处农村，远离市区交通不便，无法利用城市可提供的道路、水、暖、电等方面的便利条件，一切都要动手自己建设，全厂800人为后勤辅助人员，邮局、电影院、小卖部、女职工哺乳室一应俱全，这些也间接成为蝴蝶表厂转型的桎梏。

在电子表的冲击下，各地手表厂只能转型自救，蝴蝶手表厂跟西光厂合作生产了“华山AE-2”型135快门，快门也是计时器件，加工精度略低于钟表加工精度，所以后来用表厂退役的闲置设备成立了快门车间。钟表机床厂成功开发了卷烟机和接咀机，开始介入烟草行业。表壳厂生产了台式轻印刷机。宝石轴承厂的转型最成功，跨行业开发了“太阳牌锅巴”现在还在。

随着时代发展，连同蝴蝶表厂在内的钟表行业，也渐渐退出 历史 舞台。一代人的青春也随风而去。

这是一张当年去瑞士访问的合影，前排最右边拿黑色皮包的是瑞士人包士哲（音译），他陪同我们去各个厂家。前排左二为李云殿（蝴蝶表厂）、左一为李耀文（德文翻译），第二排左一徐久康（表壳厂厂长）、左二毛传福（零件一厂）、左三何永林、最后一排中间者为孟昭信（风雷仪表厂）。

整理 | 图图 | 贞观作者

❷ 天津国棉一厂 天津钢厂 天津自行车厂 合成化学 第一机床厂的过去历史及现状

①原天津市国营第一棉纺织厂曾为1937年建成的日商裕丰纱厂，位于当时的比利时租借地内。当时该厂的规模就很大，有纱锭10万多锭，布机2000台，曾是天津的大型棉纺厂，建国后改称为国棉一厂。据一位棉纺厂老工人讲，厂里的老设备一直还在运转使用中。然而，因为城市规划的需要，今年春天进入了拆除阶段，目前已经被夷为平地。在原裕丰纱厂被拆除的过程中，文保志愿者朱先生得到消息后，深表惋惜：如今，原有的大面积生产车间和附属建筑已经夷为平地，唯有建于1953年的办公楼因驻扎拆房农民工而尚存。文保志愿者紧急呼吁，希望这样珍贵的工业遗产在今后能尽量保留免遭破坏。而原天津国棉一厂已成为天津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天一分公司，是全国大型棉纺厂。
②1936年，日本退伍军官、财阀小岛和三郎，在天津第四区小孙庄靠近周公祠的盐坨地老闸口一带二百余亩地，划线上桩，建起四、五间厂房，装备了百余台日本制造的旧机器，招募200余工人，挂起了“昌和工厂”的牌子(即天津自行车厂最早前身)。生产自行车车架、车圈、前叉、曲柄、轮盘、泥板、三套轴等自行车主要零部件，加上部分由日本运来的零件，组装26英寸深绿色自行车，取名“铁锚”牌，月产900辆自行车，这也是全国最早最大的自行车厂。 1949年1月天津解放后，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工业接管处派人接管了工厂，暂定名为“军管天津机器／第二分厂”直属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领导，1月底在多方面支持下，工厂全面复工，2月份开始正式生产自行车，并调拨十三万斤小米作为生产经费。到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该厂被正式命名为“天津自行车厂”。 1950年4月，天津自行车厂开展了“造新中国一代坚固、耐用、美观、轻快的自行车”活动，二十多名工人同志自愿组成了试制组，他们解剖分析了荷兰菲利浦、日本堀井和英国凤头等各国名牌车，取其所长、避其所短，合理改进，借来绘图用具，用木板当图板，精心设计，反复筛选，并综合了工人群众的上百条建议，制订出造新车的方案。经过反复试验改进，对加工工艺和工装设备做了较大改动。比如将车架结构进行改进，上管长度改为640毫米长，三、五通接头改为大炉铜焊，加宽了车把尺寸，改进了热处理渗碳配方。为解决新车的材料问题，工人们用压延机把废油桶轧制成规格材料，改造了旧模具。 1950年7月5日，十辆样品车造出来了。经过严格技术鉴定、性能试验和质量检验，新车性能质量远远超过了“中字”牌自行车。为了比拟它结实、轻快、漂亮的特点，工人们亲切地称它为“飞鸽”，上级也批准将这种车正式命名为“飞鸽”牌。从此新中国第一个全部国产化的名牌自行车诞生了，1951年1月又正式淘汰了“中字”牌自行车，将“飞鸽”牌自行车成批地投放市场。本厂产品“飞鸽”牌自行车曾荣获国家颁发的优质产品银奖。 本厂一贯致力于技术开发和产品开发，从日本、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引进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备，采用CAD计算机辅助设计手段专门从事自行车产品的开发与设计，该厂以技术装备雄厚、工艺先进和专门检测、计量测试手段，品种花色繁多，产品品质优良使飞鸽自行车在国内外市场享有盛誉。飞鸽牌自行车不仅在国内各地销售，还远销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 飞鸽产品规格齐全，具有六个系列（28"、27"、26"、22"、20"）近二百种款式，包括加重车、轻便车、运动车、山地车、公主车、轻便三轮车等。可喷涂各种流行艳丽色彩，并可以定型产品上加以修改，以满足客户的特殊要求。飞鸽牌自行车在国内各省设有销售服务中心，为广大商业客户和消费者提供热情、周到的优质服务。马路飞鸽电动车挡风防雨遮阳篷是一款集防雨、遮阳、挡沙尘等多功能于一体的新式电动车、摩托车装饰产品，该产品用材精良，设计合理，采用弧形广角挡风板，流水线水滴状外形且风阻小，外观靓丽，能让所有二轮车族，拥有一个舒适、便捷、时尚的二轮车乘空间。 （一） 渠道： “马路飞鸽”电动车防雨遮阳篷的营销网络覆盖全国市场，从高端产品到低端产品都有专业的市场分析和专业的营销策略。在央视、地方卫视、报纸、电台、杂志、网络上都发布广告，全面及时地传递宣传“马路飞鸽”，让人人皆知，激发出几百万乃至上数千万个潜在的准客户，从而实现我们的宗旨：“让天下所有骑电动车的人不再被风吹、日晒、雨淋。” （二） 服务： “马路飞鸽”电动车防雨遮阳篷的全方位服务，实行24小时全天候服务，给经销商和消费者提供实时服务，让您真正体会到服务诚心、买的放心、使用安心。 （三） 产品： 电动车2009年，顺应消费者对电动车防雨遮阳篷的需求，建立在防雨、遮阳、挡风于一体，令所有二轮车族拥有一个舒适、便捷、休闲时尚的骑乘空间，真正做到比轿车更便利、更经济。让人们得到“二轮轿车”的高档享受。作为“二轮轿车”的新潮产品专业经营公司，华铸兴业以关注百姓民生为根本出发点，全力打造出更多符合百姓出行所需求的科技实用产品。 从100%到1.6%，国有资产在整个天津自行车行业中占有份额的变化，是一个标准的“国退民进”过程。“飞鸽”的膨胀、衰落直至今天的新生，终于一步步回归正常。然而，要恢复往日的荣光，对它来说已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 中国周刊记者 冯翔 天津报道 天津，东丽区程林工业园，大道上尘土飞扬，运送货物的卡车迎来送往。 “你是找中国飞鸽？”卖西瓜的小贩、修自行车的工人，都能准确无误地指出方向，即使它远在一两公里外。“飞鸽”现在的名字是“天津飞鸽车业制造有限公司”，刚搬到这里三个多月。 这是“飞鸽”的最近生存状态。在网上能查到的，“飞鸽”在西青区、北辰区的两个厂区已成往事，更勿论位于天津市区六纬路的老厂。那个曾经随着一辆辆自行车传送到全世界5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地名，现在伫立着一片宽阔的住宅小区。厂房早已卖掉抵债。 “飞鸽车业”副总经理高用亮对《中国周刊》记者说：现在的“飞鸽”年生产量为120万辆。其中一部分为贴牌代工。 这个数字，在天津市每年的4700万辆自行车产值中，并不出众。与它自己的过去相比，只能用“柔弱”来形容。曾几何时，“飞鸽”这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名字，就是天津自行车产业的代名词。 一年一张票 作为中国自行车的发源地，天津的名字从来就与“飞鸽”联系在一起。 1950年，新中国第一辆全部自行设计制造的自行车在天津自行车一厂出生，取名“飞鸽”。在自行车成为中国人普遍交通工具的过程中，“飞鸽”与上海的“永久”“凤凰”出尽了风头，被称为中国三大自行车品牌。 “六五”“七五”期间，天津市政府先后投资2.4亿元，对“飞鸽”进行大规模技术改造。自解放以来到1980年代末，以“飞鸽”为领头羊的天津市自行车产业累计上交国家利税60多亿元，是天津市的支柱性产业之一。 当年的技术工人，现在的技检部长赵志国回忆：作为“飞鸽”的工人，他们享有一项赢得社会普遍羡慕的福利：在物资凭票供应的年代，他们每人每年可分到一张购买“飞鸽”的票券。在自行车、手表、缝纫机被称为中国家庭“三大件”的年代，这张票太珍贵了，经常是早早就被亲朋好友预定：“我明年结婚，你那车票千万给我留着！” 当时的婚礼，一辆崭新的“飞鸽”往往便是女方的全部陪嫁，赢来阵阵艳羡。许多人因实在弄不到一张购买自行车的票券，只能自己想方设法收集自行车的零件，自己“拼”一辆。国外领导骑飞鸽自行车 1988年，包括另一个着名自行车品牌“红旗”在内，全天津市的自行车产业都集中到“飞鸽”名下，成为3万多人的“飞鸽集团”。这是计划经济时代，“飞鸽”辉煌的最顶端：国有资产占全市自行车产业份额100%，年产量661万辆。1989年2月25日，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对中国进行访问。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他，并赠送他们夫妇两辆飞鸽牌自行车，作为“国礼”。从此“飞鸽”顺利进入美国市场，它还曾成为中国对外援助第三世界国家的物资之一。 顶点之下，隐藏着巨大的危机。“飞鸽”作为大型国有企业，靠的是两大法宝：政府指令下的银行贷款，和包销全部产品。几十年来，“飞鸽”基本只有两种颜色：黑色和绿色。 天津大学企业战略与文化研究所教授和金生领衔的一篇论文形容当时的“飞鸽”：“保守、狭隘、自大、唯我独尊”，“具有鲜明的国企特色”。原因是“企业不直接面对市场和顾客，所要做的就是听从行政命令进行生产”。 吉利改宝马？ 飞鸽自行车政指令对“飞鸽”的负面影响，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初现端倪。 如果把吉利汽车的标识取下，换成宝马的车标，以图让一辆汽车的售价提高，行吗？ 当然不行。然而，这种类似的行为并不是假设，而是现实。“飞鸽”和“红旗”当年就曾在政府指令下，做过这样的违心之举。原因仅仅在于，一辆“飞鸽”的价格比一辆“红旗”要多二十块钱。 可以想象当时的尴尬场面：服从领导，移交了技术资料、设计图纸，“飞鸽”人心怀不满，认为抢了自己的市场；“红旗”人也不情愿，便宜耐用是当时的26型“红旗”一大卖点，该车素有诨名“不吃草的小毛驴”，走俏于农村市场。自己的品牌要被取消，谁乐意？ 两个厂面临同样的工作任务：厂长给副厂长做思想工作，副厂长给车间主任做思想工作，车间主任给车间副主任做思想工作…… 两个工业品牌的统一，谈何容易。需要改图纸、改模具、改车床，何况还是两个定位、市场都不一样的品牌。由“红旗”改成的“飞鸽”很快被民间称为“假飞鸽”，进而连累了整个“飞鸽”的销售。“永久”“凤凰”趁机抢占市场份额…… 其时为1986年左右。改革进行了一年多，被迫中止。 “改革是失败，但是当时也有好处。谁得了好处？政府。”当时的集团总经理萧庆源对《中国周刊》记者说。他试图从积极的角度谈那次改革的意义：天津市当时正是加紧进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的时期，资金极度短缺。“红旗”改“飞鸽”，当时的确增加了一些销售收入。这笔多出的钱，自然作为利润上交，用来修建了天津市的中环线等几条重要公路。 飞鸽工人十几年后，“飞鸽”人因工厂衰落，他们的退休金、医疗费长期被拖欠。没有人能料到这样的后果。 1990年代开始，席卷全中国的体制改革扩展到了自行车行业。政府这才发现，自己已经逐渐扶不住这个庞大而附加值极低的产业了。从1990年开始，天津市轻工业局向民营企业大量发放自行车临时生产许可证，另一方面减少乃至停止对自行车产业的投资，并将这一行业认定为“国有资产退出的行业”。 在这种形势下，众多民营企业、乡镇企业迅速加入自行车行业。可怜当时的“飞鸽”基本上只会制造26、28两种车型，连中国女性的普遍选择——24型号的自行车都极少。要改个车型，需要至少两年的时间。“有个比方：河冻冰了。咱们回去开动员大会，开始设计冰车。人家民营企业直接拿个冰爬犁往上一放：五毛钱一位；结果发了。等咱们明年把冰车做好了拿来，河都化了。”一位当时的“飞鸽”高管说。 截至1998年，飞鸽集团溃不成军，连续5年亏损，累计达3亿多元，人员大量流失。而与此同时，民营企业利用“飞鸽”走出去的技术、管理人员，步步做大。天津市一位区长说了一句话：“一只鸽子掉下去，千万只麻雀飞起来。” 售价200 成本600 飞鸽自行车1998年，几百名“飞鸽”的老员工走上天津的中环线、外环线，用堵路的方式表达他们的诉求。因为“飞鸽”名气太大，影响也大，当时的厂长和书记双双下课。此事标志着“飞鸽”的彻底衰落。 之后，没人愿意接手这个烂摊子，甚至集团指派当时的副总经理去兼任厂长也被拒绝。最后还是行政指令起作用：再不去，立即宣布撤职！“飞鸽”这才算有了厂长。 今年64岁的龚孝燕，当年是飞鸽集团的副总经理，主管“解困工作”。对那段日子，她不愿意用“不堪回首”这样的词。跑市政府、区政府、劳动局、经委、工会、工商局，一个个衙门求来求去给工人找政策，找待遇，找出路。连厂房分开出租是否合乎规定，都要她去找相关的政府官员，硬把人家拽来现场办公——职工们纷纷另谋出路，或挂靠在集团下单干，飞鸽集团的下属企业三年就增加了一百家。大雪天的深夜，她独自一人跟几百名下岗职工谈判，苦口婆心几乎是央求他们不要有过激行动……那段日子给她留下了糖尿病、高血压和一身的病。一次导致她险些半身不遂，不得不提前退休。 龚孝燕“她(龚孝燕)那段时间至少给工人要来六七百万。”一位老飞鸽人说。 对于个人来说，这个数字足够巨大和值得自豪。但要挽救飞鸽集团，只能是杯水车薪。据曾任财务审计处副处长的高用亮回忆，当时飞鸽集团一个下属厂每个月给退休工人看病的费用就高达数百万元，整个集团要想翻身，每个月需要1.5亿到2亿元之间。每时每刻都在增长的银行贷款和企业欠债的利息，对当时的“飞鸽”来说，都是天文数字。 根据飞鸽集团对提供的数据，当时市面上的自行车售价为200元左右，而一辆“飞鸽”的成本是600元。那些兢兢业业一辈子的老工人苦心钻研节约成本，一个七十几道工序的车铃才挣几厘钱；架不住“飞鸽”庞大的非生产部门人吃马喂：企管办、质管办、房管科、行政科、膳食科、幼儿园、医院、技校、职工大学……计划经济时代，这样的冗大结构是一切企业的最终发展方向。 1999年，中央下发《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分离企业办社会的职能，逐步把所办的学校、医院和其他社会服务机构移交地方政府统筹管理。对“飞鸽”来说，已经晚了。 越生产越亏损，成为政府决心从这一行业中退出的重要原因。现在的“飞鸽”，以上部门全部裁撤。仅剩的几个部门也变成了生产人员兼职。 三次“砍树留根” 困境中的飞鸽集团，最大的优势就是“飞鸽”这个名字。 再拖下去，不是办法。飞鸽集团想了个办法：“砍树留根保品牌。”即：剥离一部分生产能力，抽调精干人员、技术和设备，另行组建一个企业实体，飞鸽集团以有偿形式将“飞鸽”这个品牌转让给它使用。这样，就把原先的债务由集团一身扛下，新的企业实体可以轻装上阵了。 1998年，飞鸽集团又咬牙贷款1500万，成立了全资的“飞鸽自行车公司”，赵志国和高用亮都在其中。一年时间，这个公司盈利了1000万元。然而，它能看着拥有上万职工的老集团债务缠身，无动于衷么？1000万盈利全部被集团抽回救急，公司又办不下去了。 “当时有个比方：我们是一艘小潜艇，集团是一艘航空母舰。我们这潜艇能拖动航空母舰么？”高用亮说。 明晰法律的人不难看出，“砍树留根”并不能一下让“飞鸽”抛下包袱。1999年，上海宝钢集团对“飞鸽”拖欠它多年的钢材款1400万元，提起诉讼并要求查封“飞鸽”品牌，准备逼它拍卖。这时候，政府终于对“飞鸽”多年来的贡献给以了回报。天津市政府介入，与上海方面反复交涉、沟通，最后于2002年达成还款协议，使“飞鸽”幸免于难。还有几次类似的危机，都被政府出面化解。 很难说清，是不是这次诉讼推动了“飞鸽”的改革。这年，第二次“砍树留根”奠定了今天“飞鸽”的合作形式：合股经营，公私合营。天津市西青区的一家乡镇企业腾达公司出了土地、厂房，天津市经委下属的华泽投资公司拿出400万元，跟飞鸽集团一起成立了“飞鸽自行车有限公司”。天津日报 2004年，民营企业泰美公司的老总张健加上“飞鸽”的管理层，以个人名义注资808万元，三个国有股东持有的股份缩减到58%。2007年，这个公司的年产量曾达到过130万辆。 然而，在这种经营形式下，股东之间又出现了矛盾。 “当时的股权很混乱，不明晰。比如说我们飞鸽集团用来入股的设备，都是很多年前的旧设备，没有计算折旧费；总股份1924万元，仅厂房就价值670万元。”高用亮说，当时的各方股东要求“飞鸽”以品牌入股。而在国有股份不占优势的形势下，这就等于出让“飞鸽”品牌。这促使“飞鸽”进行了第三次“砍树留根”。 2009年3月，天津飞鸽集团出资退了各方股份，采取了“管理者持股”的运作模式。它出资500万元，原副总经理张金瑛个人出资300万元，并担任总经理。在东丽区租下一片厂房，成了“飞鸽”的新巢：“飞鸽车业制造有限公司”。 “她(张金瑛)的300万元，应该也是几个朋友凑的。”一名“飞鸽”员工援引一条未经证实的消息说。 800万元，成了新“飞鸽”的全部资本。这一下产权彻底清晰了，生产设备也全部换新。“飞鸽”终于成为一家彻底的现代企业，得以卸下包袱进行市场竞争。但这样的规模，在天津市的自行车产业中已排不上号。 生产“飞鸽”的，还有飞鸽集团旗下的两个小企业：“飞鸽电动车有限公司”和“飞鸽电动三轮车有限公司”。都是国有与民间资本合资。再加上与“飞鸽”一样衰落的“红旗”，根据天津市自行车行业协会向《中国周刊》提供的数据：整个飞鸽集团的资产，在全天津市的自行车产业中只占1.6%的份额。 与此同时，“永久”、“凤凰”也全部衰落。 来自非洲的怀念 “我感觉，要想做大，我们现在最缺的是人才。”在刘少奇视察、布什骑车的大幅照片下，高用亮说。 “飞鸽”再想恢复往日的荣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天津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自行车生产基地，年产4700多万辆自行车，但规模前10名的企业都是民营，其中许多管理人员和技术骨干都曾经穿过“飞鸽”的工作服。一家电动自行车生产企业请周杰伦做广告代言，出价3000万元人民币。这一数字相当于“飞鸽车业”全部资产的近4倍。 尽管多年来再也没有退休工人堵路，拖欠的医药费、退休金也在逐渐发还，但“飞鸽集团”与那些老厂长、老经理的关系并不密切。有些老“飞鸽”人在聚会时表示：不愿意和现在的“飞鸽集团”接触，怕见了伤心。“他们之间的距离很远。”一位知情人如是说。 尽管一再收缩，“飞鸽”的品牌价值仍贯穿到今天中国大地上能通行自行车的每一区域。无论在“飞鸽”的哪一个发展阶段，打假都是它不能放弃的工作。全国各地的假冒“飞鸽”前仆后继。 直到现在，飞鸽车业的管理部长还在江西打假。根据各地客户举报，带着技术人员前去，查实后向当地的工商、质检等部门举报。他们要维护自己的客户利益，地方政府要维护自己的市场繁荣。效果无疑参差不齐。 在世界某些意想不到的角落，“飞鸽”的品牌价值还以怀念形式存在。 目前，飞鸽车业的出口遍及亚洲、欧洲、美洲，还有一部分来自非洲，确切地说来自赞比亚、乌干达等小国。当年，中国曾向它们或出口或援助过“飞鸽”，现在它们找上门来，指名要买“飞鸽”，而且还是最经典的28款式。 这些车忠心耿耿，负重能力强，在非洲广袤的沙漠和草原上，很快找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
③天津百花皂业有限公司（原天津合成化学厂）
④天津第一机床总厂始建于1951年，是中国从事专业齿轮加工机床研发制造基地，是中国独家生产弧齿锥齿轮系列成套加工机床的厂家，是中国机床工业骨干企业之一。

❸ 台湾品牌的加工中心，哪家最好

机床排名大概是这样的
1. 福裕Falcon主要品牌Chevalier;
2. 东台Tong-Tai主要品牌Topper、Honor;
3. 台中精机Victor主要品牌Fortune、Victor(outside N. Amer)，;
4. 永进YCM主要品牌Supermax、YCM、 Yeong Chin;
5. 协鸿She Hong主要品牌Hartford;
6. 亚威Awea主要品牌Awea;
7. 台湾龙泽Taiwan Takisawa主要品牌Takisawa;
8. 丽伟Leadwell(主要品牌Leadwell;
9. 友嘉Fair Friend主要品牌Feeler(不包含杭州友佳);
10. 乔福 Roundtop(主要品牌Johnford;
11. 油机You Ji主要品牌You Ji;
12. 建德Kent主要品牌Kent;
13. 高峰Kao Fong主要品牌。
这些机床都是不错的。

❹ 北京第一机床厂的工厂历史

北平第一机床厂的前身是北平机器总厂。北平机器总厂的前身主要是北平解放后接收原国民政府北平市第一至第八几个修械所组合而成。
第八修械所
1911年（宣统三年），当时北京的大民族资本家封竹轩创办了永增铁工厂。该厂刚开业时是揽到什么活就干什么活，后来生产绞车、水泵、柴油机、人力车头、人力车轴等。
七七事变后不久，被日本资本家所吞并，改名为钟渊铁工厂，原有产品被逐渐淘汰。
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后，几乎全部生产枪支、炮弹。日本投降后，改为中纺公司天津第一机器厂五厂，制造纺织机械。
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改为第八修械所，专门修理和制造枪支。解放前夕，该厂有职工400人左右，有设备60台左右。
1949年3月，顺义县修械所并入该所。
第六修械所
1921年（民国十年），一个叫丁茵的美国长老会教徒投资创办海京洋行，厂址在北平东单裱褙胡同。当时主要是经营进口机器和机器的安装以及纺织品贸易，工人不到20名，厂房是租来的6间平房，主要设备是两台皮带车床。
1926年（民国十五年），工人增加到100多人，停止了进口贸易活动，改名为海京铁工厂，经理改由一个叫祖澍田的中国人担任。祖不仅当了美国资本的代理人，而且也入了股。从此，这个厂由帝国主义资本和买办资本合伙经营。
1929年（民国十八年），该厂迁至安定门内方家胡同。七七事变前，这个厂发展成为一个拥有三四百名工人和三四十台设备的工厂，除铸造锅炉、水管以外，已能够用简单的设备仿照外国货制造手术台、电冰箱等产品。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秋，海京铁工厂被日本机器工业财阀小系原太郎兼并，改名为“小系重机株式会社”，设备增加到50台左右，职工增至将近500人，主要生产铁斗车、卷扬机等矿山机械，同时，也制造武器炮弹、地雷等，为侵华战争和掠夺我国资源服务。
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日本投降后，小系铁工厂被国民党接收，改为北平第一机器厂，后来又改为北平市企业公司机器厂。
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这个厂又被国民党华北“剿总”民间武器调查管配委员会接管，改为第六修械所，有职工300人左右，主要生产“七九”式步枪。
1949年北平解放后，2月改名为北平第一机器厂。
第一修械所
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伪冀东保安司令部修械所是汉奸殷汝耕办的。1937年改为政治治安部修械所。
1942年改为伪治安总署修械所。
1945年10月改为第九路军修械所。
1948年2月改为第一修械所。在日伪和国民党统治时期都是制枪厂。
解放前夕，有职工200人左右，有设备三四十台，1949年6月改为北平机器总厂的第一分厂。
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第四修械所、第七修械所并入第三修械所。 1949年6月21日，华北机器制造公司通知：“奉华北人民政府公营企业部指示，决定胡光为华北机器制造公司北平机器总厂厂长。原武管会及其所属各厂、原北平第一机器厂均直接受北平机器总厂领导，并于6月21日正式到职办公。所属各单位立即办理交接手续。”
华北机器制造公司北平机器总厂于1949年7月1日发布公告：“奉华北机器制造公司命令，本厂于1949年6月30日成立。原北平武管会及其所属各修械所、北平第一机器厂统交本厂管理。并决定北平第一机器厂（原第六修械所）为北平机器总厂；原第一修械所为本厂所属第一分厂；原第八修械所为第二分厂；原第三修械所为第三分厂。”该总厂共有职工1374名，有设备113台，厂址在北平市安定门内方家胡同11号。
1950年6月1日，中央重工业部机器工业局决定，将华北机器制造公司天津实验示范工厂并入北京机器总厂。同时决定在北京建设一个大型的机械厂，厂址在建国门外豫王坟，开始建设一个6000平方米的铸工车间。
1950年7月破土动工，第二年10月建成，竣工面积6000平方米，完成投资35万元（折合为新币）。1950年8月，重工业部决定，将北京机器总厂改名为北京机器厂。
从1951年起，北京机器厂进行技术改造，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是机床工具行业重点技术改造厂之一。
1951年9月30日，该厂克服了一系列困难，仿制成功一台重18吨的人字齿轮铡齿机，向国庆献礼。
1952年5月，全国机器专业会议确定，北京机器厂的产品方向为机床制造，并开始试制仿苏6H82万能铣床。从此，该厂从生产零星产品转向生产专业产品，从生产一般机械转向生产精密机床。
1953年7月1日，北京机器厂划分为北京第一机床厂和北京第二机床厂。北京第一机床厂的产品方向为万能铣床，隶属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器工业管理局。当时该厂占地面积24361平方米，建筑面积13080平方米，有职工597人，有设备112台，年产万能铣床31台，工业总产值186万元。
1953年10月，经第一机械工业部批准，在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豫王坟建设新厂。
1954年1月，北京第一机床厂新厂筹备处成立。1955年进行初步设计，生产规模为年产万能铣床2510台、13227吨，基本建设投资为5222万元。1956年开始全面施工，当年建成三联、四联厂房和办公楼。
1957年3月，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器工业管理局通知：北京铣床厂（北京第三机床厂）停建，与北京第一机床厂合并生产，并将基本建设投资削减为4339万元。
1958年3月，北京第一机床厂与正在建设的北京第三机床厂正式合并，并迁至建国门外大街4号新厂址。新厂址占地面积303334平方米，建筑面积101853平方米。
1958年7月，第一机械工业部通知，将北京第一机床厂下放到北京市，由北京市第三地方工业局管理。
1958年8月，该厂重新提出扩建任务书，计划将生产规模扩大为年产中型铣床4880台、15826吨，年产重型机床192台、16806吨，再增建一个重型铸工车间、重型锻工车间，全部投资1．2亿元，经第一机械工业部和国家计委批准实施。
1959年5月，在北京第一机床厂成立北京铣床研究所，负责研究、规划全国铣床设计、生产等事宜，并开始自行设计铣床。同年，该厂39800平方米的重型车间厂房建成投产。该车间共有6跨，主跨36米，副跨为24米、18米，长246米，宽158米，单台吊车起重能力为100吨，能加工、装配重600吨的超重型龙门铣床。到1959年底，北京第一机床厂占地面积为532823平方米，建筑面积108706平方米，职工人数6178人，生产设备594台，提前41天完成万能铣床25个品种、1200台，工业总产值4070万元。
从1950年至1959年，该厂共完成基本建设投资3500万元，新建了6万平方米的新厂房。
1960年该厂自行设计、试制成功我国第一台X5210型圆工作台铣床和X212型龙门铣床。同年，该厂重型铸造车间等七大工程开工建设。1961年，根据缩短基本建设战线的方针，停止了重型系统工程的建设。
1962年2月，北京第一机床厂隶属关系又改为一机部直属企业。这年，该厂完成万能铣床985台，并开始出口铣床。
1965年5月，第一机械工业部决定，将该厂一分为二，一部分迁入四川自贡长征机床厂，这个厂的650名职工和154台设备均由北京第一机床厂负责，计划于1966年6月份投产。
从1968年开始，北京第一机床厂先后改造了老铸造车间，扩建了重型加工装配车间，新建了重型铸造车间和一些填平补齐的项目。
1969年，该厂占地面积436346平方米，建筑面积161589平方米，职工人数4815人，主要生产设备1058台，年产各种铣床2454台，第一次超过了2400台的设计能力，重型铣床的生产能力提高到100台，工业总产值4754万元。
1972年，北京第一机床厂下放到北京市机械工业局主管。
70年代北京第一机床厂研制铣床的技术日趋成熟，先后研制出我国第一台XKD2012/13型三座标数控龙门移动式铣床、我国第一台XK4860型五坐标数控螺旋桨铣床、我国第一台X9721型转子槽铣床和X2150型龙门镗铣床等。其中数控螺旋桨铣床1979年获北京市科技成果一等奖。
在70年代里，该厂完成了龙门铣床产品系列的更新设计，先后发展了工作台宽800～3200毫米全系列龙门铣床产品，并开始大批生产数控铣床。
1978年，该厂对生产了20多年的升降台铣床进行了结构及性能改进，设计出“A”系列新型铣床。
进入80年代，该厂铣床产品质量稳步提高。X62W万能铣、X63W万能铣和X52K立铣，均获1980年北京市“优质产品”称号，并分别获一机部1980年和1981年“信得过产品”称号。
1981年，该厂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四坐标数控龙门架移动铣床。
从1981年到1984年，该厂先后与日本日立精机达成K型升降台铣床合作生产协议；与联邦德国瓦德里希·科堡机床制造有限公司签订了10年合作生产技术引进协议；同时与香港苏山多集团合资购买了美国“好多”数控机床有限公司，由该厂派人员经营，并为该公司生产MVC系列加工中心提供主机，成为我国机械行业第一家在海外经营的企业。
1985年，该厂试制成功XHK756－1、XHK756－2型卧式加工中心和XHK716型立式加工中心机床。
1986年9月，该厂完成了与联邦德国瓦德里希·科堡公司合作生产的我国第一台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20－10FP500NC型超重型数控龙门镗铣床，填补了我国制造超重型数控龙门镗铣床的空白。
1988年，XK5040－1型立式数控镗铣床荣获国家银质奖；XA6132A型万能升降台式铣床荣获机电部优质产品奖；XA6132A、XA6132型万能升降台式铣床和XA5032型立式升降台铣床荣获北京市优质产品奖。为了扩大北京市“拳头”产品———铣床的生产，1989年1月北京探矿机械厂、北京机械铸锻厂并入该厂。通过“六五”、“七五”技术改造，该厂自筹资金7000万元，进行了大规模的技术改造，扩建了厂房，增添了设备，使该厂具备了一流的加工手段，一流的装配环境，在先进工艺和科学管理的基础上，实现了多品种、技术密集型铣床的批量生产，并使升降台铣床达到了世界上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水平。其中：数控铣床达到80年代末水平，床身式铣床和加工中心系列部分产品已达到80年代和90年代先进水平；龙门镗铣床系列除普通龙门铣床为国际80年代初水平外，数控龙门镗铣床、定梁数控龙门仿形镗铣床、桥式数控龙门镗铣床、五面体加工中心等机床都达到了当代国际先进水平。
1990年，北京第一机床厂已发展成为一个总厂、两个分厂。总厂厂址在北京建国门外大街4号，重型铸造分厂厂址在北京建国门外郎家园98号；探矿分厂厂址在北京市通县半壁店大街9号；全总厂占地面积674910平方米，建筑面积443587平方米，职工总数9001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950人（高级工程师125人、工程师294人），拥有设备2288台，其中精大稀设备263台、部管设备8台，固定资产（原值）18794万元；历年铣床品种389个，当年品种50个，工业总产值278861万元。
从1991到1998年，该厂通过“八五”、“九五”技术改造，把重点放在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提高数控铣床、加工中心的生产上，进一步提高了产品质量，突破了传统结构，扩大了生产能力，提高了国产化率，使产品在可靠性上有了长足的进步。1995年，北京第一机床厂被评为北京市工业系统“双十佳”企业。
1998年底，北京第一机床厂厂址为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4号，所属分厂有铸造一分厂、铸造二分厂、重大分厂、中小分厂、齿轮分厂、加工分厂、中型产品分厂、北京探矿机械分厂等13个分厂，共有占地面积702127平方米，建筑面积452287平方米，职工人数4601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1182人，拥有设备1871台，其中精大稀设备252台，数控机床32台，固定资产原值51522万元，年产金属切削机床900台，工业总产值15007．5万元，为大型一类企业，是国家机械电子工业部和北京市定点生产铣床的专业制造厂，是国家机械电子工业部的骨干企业之一，是全国最大的铣床生产基地。该厂主导产品无论从技术水平上、质量上、数量上在全国铣床行业中都处于领先地位。该厂产品X62W型中型铣床、X2010C型、X2012C型龙门铣床（重型）被评为北京市和机械工业部优质产品。该厂产品销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远销世界上50多个国家和地区。
2002年北京第三机床厂并入北京第一机床厂。
2002年7月，与日本大隈株式会社合资成立了北一大隈(北京)机床有限公司。
2004年6月，与日本精机设计公司合资设立了北一精机（北京）设计公司。
2005年北京第一机床厂全资收购德国阿道夫·瓦德里希科堡机床厂有限两合公司。后更名为瓦德里希科堡机床厂有限公司。
2006年8月，与法国Fabricom公司合资成立了北京北一法康生产线有限公司。
2010年12月，北京第二机床厂有限公司、北京机电院机床有限公司并入北一。
2011年7月，与韩国DSK公司共同出资成立了北一德思凯机床工程技术公司。
2011年11月，成功并购世界著名的五轴机床制造企业C.B.Ferrari公司。
据最新统计，全国包括台湾省在内的各个行业几乎都覆盖着北一的机床产品。
北一曾经得到党的三代领导人的关怀。
北一曾经为国家输送了许多专业技术人才和党的领导干部。
开国领袖毛泽东主席的长子毛岸英，时任北一厂党总支书记，后赴抗美援朝前线牺牲在朝鲜。叶剑英元帅的长子叶选平同志从苏联留学回国后一直到文革中期解放调出，都在北一长期工作。还有顾衿迟、张健民，以及各行业司局级领导岗位上的干部举不胜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