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长征机床是什么系统

Ⅰ 数控国企都有哪些

沈阳机床集团
大连机床集团
齐重数控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齐二机床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第一机床厂
济南一机床集团
济南二机床集团
汉川机床集团有限公司
秦川机床集团有限公司
天水星火机床有限责任公司
青海华鼎重型机床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新瑞机械有限公司
重庆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长征机床集团有限公司
云南CY集团有限公司
桂林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重型机床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电气机床集团

Ⅱ 哥们 长征机械厂待遇到底怎么样啊

哥们这就是一个坑一个大坑。出了三津两费，补贴没得，年终奖没得，季度奖一个季度900上下点。加班没加班费不加班要扣钱，主要TM老加班。这里是工时制，每人每月工时有限额不能超多少超了要扣，拿到手的绩效限额高了也要扣。基本工资先要扣1200元其名叫考核，再扣自己的三津基本剩下的为 0 或是个负数，拿到手的工资全看绩效的多少。厂年人平均收入（工资+三津）传说达八九万，不过员工都是被平均的，99万+1万=平均50万。现在社会工厂价值管理它也顺风一道，能源物资消耗要算在车间成本里新奇的是厂房设备都还要算折旧费，算到员工头上。不说了

Ⅲ 北京第一机床厂的工厂历史

北平第一机床厂的前身是北平机器总厂。北平机器总厂的前身主要是北平解放后接收原国民政府北平市第一至第八几个修械所组合而成。
第八修械所
1911年（宣统三年），当时北京的大民族资本家封竹轩创办了永增铁工厂。该厂刚开业时是揽到什么活就干什么活，后来生产绞车、水泵、柴油机、人力车头、人力车轴等。
七七事变后不久，被日本资本家所吞并，改名为钟渊铁工厂，原有产品被逐渐淘汰。
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后，几乎全部生产枪支、炮弹。日本投降后，改为中纺公司天津第一机器厂五厂，制造纺织机械。
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改为第八修械所，专门修理和制造枪支。解放前夕，该厂有职工400人左右，有设备60台左右。
1949年3月，顺义县修械所并入该所。
第六修械所
1921年（民国十年），一个叫丁茵的美国长老会教徒投资创办海京洋行，厂址在北平东单裱褙胡同。当时主要是经营进口机器和机器的安装以及纺织品贸易，工人不到20名，厂房是租来的6间平房，主要设备是两台皮带车床。
1926年（民国十五年），工人增加到100多人，停止了进口贸易活动，改名为海京铁工厂，经理改由一个叫祖澍田的中国人担任。祖不仅当了美国资本的代理人，而且也入了股。从此，这个厂由帝国主义资本和买办资本合伙经营。
1929年（民国十八年），该厂迁至安定门内方家胡同。七七事变前，这个厂发展成为一个拥有三四百名工人和三四十台设备的工厂，除铸造锅炉、水管以外，已能够用简单的设备仿照外国货制造手术台、电冰箱等产品。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秋，海京铁工厂被日本机器工业财阀小系原太郎兼并，改名为“小系重机株式会社”，设备增加到50台左右，职工增至将近500人，主要生产铁斗车、卷扬机等矿山机械，同时，也制造武器炮弹、地雷等，为侵华战争和掠夺我国资源服务。
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日本投降后，小系铁工厂被国民党接收，改为北平第一机器厂，后来又改为北平市企业公司机器厂。
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这个厂又被国民党华北“剿总”民间武器调查管配委员会接管，改为第六修械所，有职工300人左右，主要生产“七九”式步枪。
1949年北平解放后，2月改名为北平第一机器厂。
第一修械所
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伪冀东保安司令部修械所是汉奸殷汝耕办的。1937年改为政治治安部修械所。
1942年改为伪治安总署修械所。
1945年10月改为第九路军修械所。
1948年2月改为第一修械所。在日伪和国民党统治时期都是制枪厂。
解放前夕，有职工200人左右，有设备三四十台，1949年6月改为北平机器总厂的第一分厂。
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第四修械所、第七修械所并入第三修械所。 1949年6月21日，华北机器制造公司通知：“奉华北人民政府公营企业部指示，决定胡光为华北机器制造公司北平机器总厂厂长。原武管会及其所属各厂、原北平第一机器厂均直接受北平机器总厂领导，并于6月21日正式到职办公。所属各单位立即办理交接手续。”
华北机器制造公司北平机器总厂于1949年7月1日发布公告：“奉华北机器制造公司命令，本厂于1949年6月30日成立。原北平武管会及其所属各修械所、北平第一机器厂统交本厂管理。并决定北平第一机器厂（原第六修械所）为北平机器总厂；原第一修械所为本厂所属第一分厂；原第八修械所为第二分厂；原第三修械所为第三分厂。”该总厂共有职工1374名，有设备113台，厂址在北平市安定门内方家胡同11号。
1950年6月1日，中央重工业部机器工业局决定，将华北机器制造公司天津实验示范工厂并入北京机器总厂。同时决定在北京建设一个大型的机械厂，厂址在建国门外豫王坟，开始建设一个6000平方米的铸工车间。
1950年7月破土动工，第二年10月建成，竣工面积6000平方米，完成投资35万元（折合为新币）。1950年8月，重工业部决定，将北京机器总厂改名为北京机器厂。
从1951年起，北京机器厂进行技术改造，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是机床工具行业重点技术改造厂之一。
1951年9月30日，该厂克服了一系列困难，仿制成功一台重18吨的人字齿轮铡齿机，向国庆献礼。
1952年5月，全国机器专业会议确定，北京机器厂的产品方向为机床制造，并开始试制仿苏6H82万能铣床。从此，该厂从生产零星产品转向生产专业产品，从生产一般机械转向生产精密机床。
1953年7月1日，北京机器厂划分为北京第一机床厂和北京第二机床厂。北京第一机床厂的产品方向为万能铣床，隶属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器工业管理局。当时该厂占地面积24361平方米，建筑面积13080平方米，有职工597人，有设备112台，年产万能铣床31台，工业总产值186万元。
1953年10月，经第一机械工业部批准，在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豫王坟建设新厂。
1954年1月，北京第一机床厂新厂筹备处成立。1955年进行初步设计，生产规模为年产万能铣床2510台、13227吨，基本建设投资为5222万元。1956年开始全面施工，当年建成三联、四联厂房和办公楼。
1957年3月，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器工业管理局通知：北京铣床厂（北京第三机床厂）停建，与北京第一机床厂合并生产，并将基本建设投资削减为4339万元。
1958年3月，北京第一机床厂与正在建设的北京第三机床厂正式合并，并迁至建国门外大街4号新厂址。新厂址占地面积303334平方米，建筑面积101853平方米。
1958年7月，第一机械工业部通知，将北京第一机床厂下放到北京市，由北京市第三地方工业局管理。
1958年8月，该厂重新提出扩建任务书，计划将生产规模扩大为年产中型铣床4880台、15826吨，年产重型机床192台、16806吨，再增建一个重型铸工车间、重型锻工车间，全部投资1．2亿元，经第一机械工业部和国家计委批准实施。
1959年5月，在北京第一机床厂成立北京铣床研究所，负责研究、规划全国铣床设计、生产等事宜，并开始自行设计铣床。同年，该厂39800平方米的重型车间厂房建成投产。该车间共有6跨，主跨36米，副跨为24米、18米，长246米，宽158米，单台吊车起重能力为100吨，能加工、装配重600吨的超重型龙门铣床。到1959年底，北京第一机床厂占地面积为532823平方米，建筑面积108706平方米，职工人数6178人，生产设备594台，提前41天完成万能铣床25个品种、1200台，工业总产值4070万元。
从1950年至1959年，该厂共完成基本建设投资3500万元，新建了6万平方米的新厂房。
1960年该厂自行设计、试制成功我国第一台X5210型圆工作台铣床和X212型龙门铣床。同年，该厂重型铸造车间等七大工程开工建设。1961年，根据缩短基本建设战线的方针，停止了重型系统工程的建设。
1962年2月，北京第一机床厂隶属关系又改为一机部直属企业。这年，该厂完成万能铣床985台，并开始出口铣床。
1965年5月，第一机械工业部决定，将该厂一分为二，一部分迁入四川自贡长征机床厂，这个厂的650名职工和154台设备均由北京第一机床厂负责，计划于1966年6月份投产。
从1968年开始，北京第一机床厂先后改造了老铸造车间，扩建了重型加工装配车间，新建了重型铸造车间和一些填平补齐的项目。
1969年，该厂占地面积436346平方米，建筑面积161589平方米，职工人数4815人，主要生产设备1058台，年产各种铣床2454台，第一次超过了2400台的设计能力，重型铣床的生产能力提高到100台，工业总产值4754万元。
1972年，北京第一机床厂下放到北京市机械工业局主管。
70年代北京第一机床厂研制铣床的技术日趋成熟，先后研制出我国第一台XKD2012/13型三座标数控龙门移动式铣床、我国第一台XK4860型五坐标数控螺旋桨铣床、我国第一台X9721型转子槽铣床和X2150型龙门镗铣床等。其中数控螺旋桨铣床1979年获北京市科技成果一等奖。
在70年代里，该厂完成了龙门铣床产品系列的更新设计，先后发展了工作台宽800～3200毫米全系列龙门铣床产品，并开始大批生产数控铣床。
1978年，该厂对生产了20多年的升降台铣床进行了结构及性能改进，设计出“A”系列新型铣床。
进入80年代，该厂铣床产品质量稳步提高。X62W万能铣、X63W万能铣和X52K立铣，均获1980年北京市“优质产品”称号，并分别获一机部1980年和1981年“信得过产品”称号。
1981年，该厂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四坐标数控龙门架移动铣床。
从1981年到1984年，该厂先后与日本日立精机达成K型升降台铣床合作生产协议；与联邦德国瓦德里希·科堡机床制造有限公司签订了10年合作生产技术引进协议；同时与香港苏山多集团合资购买了美国“好多”数控机床有限公司，由该厂派人员经营，并为该公司生产MVC系列加工中心提供主机，成为我国机械行业第一家在海外经营的企业。
1985年，该厂试制成功XHK756－1、XHK756－2型卧式加工中心和XHK716型立式加工中心机床。
1986年9月，该厂完成了与联邦德国瓦德里希·科堡公司合作生产的我国第一台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20－10FP500NC型超重型数控龙门镗铣床，填补了我国制造超重型数控龙门镗铣床的空白。
1988年，XK5040－1型立式数控镗铣床荣获国家银质奖；XA6132A型万能升降台式铣床荣获机电部优质产品奖；XA6132A、XA6132型万能升降台式铣床和XA5032型立式升降台铣床荣获北京市优质产品奖。为了扩大北京市“拳头”产品———铣床的生产，1989年1月北京探矿机械厂、北京机械铸锻厂并入该厂。通过“六五”、“七五”技术改造，该厂自筹资金7000万元，进行了大规模的技术改造，扩建了厂房，增添了设备，使该厂具备了一流的加工手段，一流的装配环境，在先进工艺和科学管理的基础上，实现了多品种、技术密集型铣床的批量生产，并使升降台铣床达到了世界上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水平。其中：数控铣床达到80年代末水平，床身式铣床和加工中心系列部分产品已达到80年代和90年代先进水平；龙门镗铣床系列除普通龙门铣床为国际80年代初水平外，数控龙门镗铣床、定梁数控龙门仿形镗铣床、桥式数控龙门镗铣床、五面体加工中心等机床都达到了当代国际先进水平。
1990年，北京第一机床厂已发展成为一个总厂、两个分厂。总厂厂址在北京建国门外大街4号，重型铸造分厂厂址在北京建国门外郎家园98号；探矿分厂厂址在北京市通县半壁店大街9号；全总厂占地面积674910平方米，建筑面积443587平方米，职工总数9001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950人（高级工程师125人、工程师294人），拥有设备2288台，其中精大稀设备263台、部管设备8台，固定资产（原值）18794万元；历年铣床品种389个，当年品种50个，工业总产值278861万元。
从1991到1998年，该厂通过“八五”、“九五”技术改造，把重点放在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提高数控铣床、加工中心的生产上，进一步提高了产品质量，突破了传统结构，扩大了生产能力，提高了国产化率，使产品在可靠性上有了长足的进步。1995年，北京第一机床厂被评为北京市工业系统“双十佳”企业。
1998年底，北京第一机床厂厂址为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4号，所属分厂有铸造一分厂、铸造二分厂、重大分厂、中小分厂、齿轮分厂、加工分厂、中型产品分厂、北京探矿机械分厂等13个分厂，共有占地面积702127平方米，建筑面积452287平方米，职工人数4601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1182人，拥有设备1871台，其中精大稀设备252台，数控机床32台，固定资产原值51522万元，年产金属切削机床900台，工业总产值15007．5万元，为大型一类企业，是国家机械电子工业部和北京市定点生产铣床的专业制造厂，是国家机械电子工业部的骨干企业之一，是全国最大的铣床生产基地。该厂主导产品无论从技术水平上、质量上、数量上在全国铣床行业中都处于领先地位。该厂产品X62W型中型铣床、X2010C型、X2012C型龙门铣床（重型）被评为北京市和机械工业部优质产品。该厂产品销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远销世界上50多个国家和地区。
2002年北京第三机床厂并入北京第一机床厂。
2002年7月，与日本大隈株式会社合资成立了北一大隈(北京)机床有限公司。
2004年6月，与日本精机设计公司合资设立了北一精机（北京）设计公司。
2005年北京第一机床厂全资收购德国阿道夫·瓦德里希科堡机床厂有限两合公司。后更名为瓦德里希科堡机床厂有限公司。
2006年8月，与法国Fabricom公司合资成立了北京北一法康生产线有限公司。
2010年12月，北京第二机床厂有限公司、北京机电院机床有限公司并入北一。
2011年7月，与韩国DSK公司共同出资成立了北一德思凯机床工程技术公司。
2011年11月，成功并购世界著名的五轴机床制造企业C.B.Ferrari公司。
据最新统计，全国包括台湾省在内的各个行业几乎都覆盖着北一的机床产品。
北一曾经得到党的三代领导人的关怀。
北一曾经为国家输送了许多专业技术人才和党的领导干部。
开国领袖毛泽东主席的长子毛岸英，时任北一厂党总支书记，后赴抗美援朝前线牺牲在朝鲜。叶剑英元帅的长子叶选平同志从苏联留学回国后一直到文革中期解放调出，都在北一长期工作。还有顾衿迟、张健民，以及各行业司局级领导岗位上的干部举不胜举.

Ⅳ 中国机床企业排名

前十八位依次是:

沈阳机床集团
大连机床集团
齐重数控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齐二机床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第一机床厂
济南一机床集团
济南二机床集团
汉川机床集团有限公司
秦川机床集团有限公司
天水星火机床有限责任公司
青海华鼎重型机床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新瑞机械有限公司
重庆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长征机床集团有限公司
云南CY集团有限公司
桂林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重型机床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电气机床集团

Ⅳ 请专业人士推荐几款优秀的教学用的小型的数控车床

如果是要整体的推荐四川长征机床厂的
另外广数,华中,华东的都不错
当然舍得花钱的武汉机床,昆机,沈阳的都是非常好的,而且肯定你说的那种回转直径小的应该都有
不过我觉得教学用的话其实自己组装或者改装最实惠
只买系统就可以了

Ⅵ 四川有哪些企业有数控加工中心、主要用FANUC、西门子系统的，数量越多越好。

长征机床厂

Ⅶ 掌控核心技术，能出个华为自主研发的系统吗

前言: 中国并不是没有高科技。 2005年底，美国联邦政府的智囊机构———哈特森研究所发表的《中国向前跳了一大步》的科技竞争力报告认为，在科技以及军事方面，中国开始缩小与美国的差距。甚至由此引发中国“科技威胁论”。 但高科技如何转化为生产力，这是一个时代的使命。 自1988年实施火炬计划以来，中国做了大量的科技投入，但有多少科技成果真正应用于生产、服务于社会，而不是束之高阁？ 另一方面，我们希望“以市场换技术、以政策换资金”，引进外资以期提高技术和管理水平。但这究竟换来多少技术外溢？目前的情况是，许多高新技术行业为跨国公司所掌控，中国企业的整体技术竞争力和创新能力仍不容乐观。以致香港中文大学郎咸平教授发出中国高科技只是一场“幻象”的惊人之语。 究竟是郎教授过于悲观？还是…… 讨论这个问题并无现实意义。诊断病因、寻求出路，才是正道。 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与21世纪经济报道联合举办天下论衡，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策略发展委员会委员郑国汉、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教授徐岩，香港科技大学工商管理学院IEMBA课程协调中心副主任林智生、北京市人民政府工业促进局副局长冯海、中信集团中国国际经济咨询公司总经理助理崔冠杰与四川自贡长征机床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仝捷各陈己见，对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现状与问题了热烈讨论，论坛由本报记者李振华主持。(文/马娟) 本报记者 马娟 李振华 北京报道 “郎教授错了” 主持人：不久前，经济学家郎咸平在其新书《科幻———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战略评判》中说道，“中国根本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高科技，因此，中国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高新技术企业”。而实际情况是，自1988年国家实施火炬计划以来，大批高新技术企业在国家扶持下得到了发展和壮大。各位嘉宾对郎教授的论断有何看法？ 郑国汉：我觉得郎教授只是财务方面的专家，他来判断中国有没有高科技，胆子够大。中国神舟飞船可以上太空，全世界只有三个国家可以做到，说中国没有高科技这句话站不住脚。但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比其他发达国家相对落后这是事实。 什么是高科技产业？国外也没有很明确的定义，大概就是研发投入要占较高比例，或者说是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国的某些产业已经进入世界前列，只不过规模不大。比如思科已经把华为作为一个国际对手，这说明华为不可能与其差很远，假如思科是高科技企业，那华为也应该是。所以我们要承认一个事实，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肯定是相对落后，但说完全没有，这个话说是过头的。 冯海：郎教授的说法太武断，如果说中国在某些领域没有占领高端，某些领域不如美国，这是可以的，但是笼统的说中国没有高新技术，这完全不值一驳。袁隆平的水稻栽培技术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王选发明的汉字激光照拍技术在世界上也占了85％到90％的市场，中国还有氢弹、原子弹、航天科技，如果这都不叫高新技术，那只能说你不懂高新技术。 徐岩：判断有没有高新技术产业，就应该先看有没有高新技术产品，因为有高新技术产品就一定会有高新技术产业。从产品来看，中国生产和出口大量的电脑、通讯设备等高新技术产品，所以高新技术产业肯定是存在的。 但是，在高新技术产业里，尤其IT产业，国际上的分工越来越明确，有上游、中游、下游之分。最上游有知识产权，下游就是组装。讨论有没有高新技术产业本身没有意义，我们应该探讨的问题是中国的高新企业在产业链上处于什么位置？是不是更多的集中于低端？ 创新的方程式是什么？创新=发明+商业化。商业化需要对市场有准确的把握，企业要发展必须掌握两点，一是关于技术的知识，二是关于需求的知识。中国高科技产品不断增长，满足市场需求，这就说明，尽管中国企业在技术上比较弱，但在需求方面有比较深刻的了解。 品牌是关键 主持人：高新技术的获得基本上有两条途径：自主研发和引进。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希望通过引进外资的方式来获得国外的先进技术。但外国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流动没有转化为中国内生的技术能力。您如何看待外资与技术之间的关系？中国要发展自己的高新技术产业，要不要改变以前的策略？ 崔冠杰：关于是否自主研发，可以通过我国光纤的发展过程加以说明。在上世纪80年代，通讯产业是制约中国发展的一个瓶颈产业，但是当时中国连光棒都做不出，如果进口光纤的话，国际上的价格很贵，以当时的国力可能要到2010年以后才能把改造通讯提上议程。于是国家提出要自主研发，时至今日，中国做出了光棒，拉出光纤，且使光纤的国际平均价格降至每千米一千多人民币，有说法是“光纤的价格和方便面相当”。这说明，基础设施技术的获取，是不可能靠跨国公司转让给你，自己的战略产业，必须靠自己发展。 徐岩：外国企业到中国的研发投入可能与其在本国的投入相当，但是，这种研发产生的技术只是用在本公司内部，为他自己公司服务，并不具有外延性，所以指望外资在投资的同时也把技术转让给国内，是不现实的期望。 尽管有些在合作时有转让协定，但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政府的议价能力可能越来越少，所以自主研发是最主要的手段。当然，还要借助一些外力，多与跨国企业合作，加入到国际价值链中去，与国际接轨。 仝捷：不管是引进资金、技术，还是自主创新，应该有主辅之分。1995年，我所在的企业与英国有100年生产机床历史的企业合作，当时谈到样机引进、技术引进。我们在生产过程中发现他拿过来的是走入市场衰退期的机床品种，合作一段时间后，我们在其技术设计原理之上，开发出一种改变结构形式新型机床，在技术上实现了超越，并申报国家2006年优秀新产品开发新项目。这个说明通过引进合作项目来促进自主研发，可以缩短新产品开发周期，达到赶超的目的。 另外，中国在自主研发过程中，即使技术超越不了最先进的，但是也可以对其形成一种竞争，而增加中国的议价能力。 主持人：比如汽车行业，我们引进外资20多年，到现在除了新兴的汽车厂，比如吉利，以及国家重点扶持的几个最大汽车厂，自己不能都独立造车，即使能造出的车也没有多大市场，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 冯海：以市场换技术还有做得不到位的地方，最突出表现在汽车行业，所以要承认我们在引进消化吸收方面是有差距的。现在中国与外国企业谈汽车合作的时候，会谈到联合建研发中心，由研发中心联合出车，但是外方对这一条是抵制的。跨国公司经过百年的发展，形成一整套的市场运作体系，技术运作水平很高，很多经验值得学习。 徐岩：很多技术需要不断积累，这对历史悠久的企业来说是非常宝贵的财富。诺基亚用20多天就可以换一个新的手机版本出来，多半是因为诺基亚掌握了积累型的技术。我相信汽车也是这样，有时候技术设计上的一点改进就会有很大优越性，在这方面，中国不是短时间能赶上国外的。 崔冠杰：其实我国对汽车工业化道路在不断反思。首先提出来是国产化率问题，国产化率是国家唯一针对汽车工业规定的。国产化率就是价值的百分比，后来决定零部件数量，通过引进车型，带动零部件发展，进一步自己研发。产业政策在理论上是没有错误的，但后来制度问题导致汽车业不能开发。最近在反思的问题是中国是否需要发展自己的汽车工业，自有品牌。比如说奇瑞，发动机可以是国外的，但品牌是自己的。汽车工业发展到今天，国际化的特点越来越明显，其核心就是品牌，如果不培育自己的品牌，就永远没有中国品牌的汽车。 郑国汉：汽车行业已经不能说是哪一个国家生产的，比如美国和日本车，从头到尾的零件来自世界各地。只要掌握好技术和市场网络，中国是有实力形成自己的民族品牌的。 徐岩：过去大家认为组装产品很低端，其实也不一定。因为组装时要对市场进行了解，外观设计、颜色等对于打开市场很重要。一个企业要想生存，一方面要有技术，同时对市场需求也要很好的掌握。另外，专利费也并不是都很贵的，而且超过期限就可以随便使用，关键如何把各方面的技术整合起来，创造新的价值。 现在是信息化社会，往往战略上的创新比技术上创新更重要。国家投入很多资金搞出许多专利，但是专利没有转化为产品就是浪费钱。所以在高科技产业里，科技到底应该如何定位很重要，不仅有技术方面知识的创新，还要有市场知识方面的创新。 高新开发区误区 主持人：高新技术产业不是靠某一家企业来支撑的，更多地表现为企业间的协同。您对目前全国范围内普遍建立的高新技术开发区有何看法？是否起到了整合资源的作用？ 崔冠杰：现在全国共有53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现在看来，开发区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园区里，有的企业是搞机床的，旁边企业是搞印刷的，他们产业上没有任何联系，没有形成生态链。后来国家又提出要建立专业化园区，在企业之间形成一种生产链关系。现在已经改进了很多，像张江高科技园区，软件科技园区等。 郑国汉：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地方真正有条件设立开发园区？假如没条件而建立起这个园区，就可能产生一些假的高新技术企业。因为一般企业的税率是33％，高新企业税率仅为15％，这个诱惑力太大了。我在深圳做过一些调研，在深圳高科技园区里，根本没有多少真正的高科技企业。在西北等地方大搞高新技术开发区，也不会有多大成效，园区过多的话可能会造成浪费。 仝捷：实际上，在众多高科技产业园中，运行特别好、进入良性循环、真正形成高科技生态产业链、成为孵化器的并不多。什么原因呢？我认为这需要水到渠成。比如，浙江的柳市镇曾经以伪劣商品而著名，但现在，全国95％以上的低压电器都是柳市镇生产的。他们的厂区里面形成了十几个工厂，分工细致，形成了一个产业链。 高科技产业园也应该对周边有拉动作用，拉动周边企业进入园区，形成产业群；而只有在产业链当中产生龙头产品、龙头企业，才能够拉动周边。比如在西部，绵阳的产业经济好于成都，因为绵阳有长虹，长虹所有电器配套件可以带动周边，形成一条产业链的发展。 林智生：高新技术园区发展不力与政策导向不无关系。在改革开放初期，各地方省市的领导都有招商引资的任务，在这个大旗帜下搞科技园，往往为了使标志性企业进驻，允诺大量的优惠政策，但最后实际上大部分成为房地产项目。 知识产权不保护垄断 主持人：对于中国来说，自主创新的理念，需要什么样的制度安排，能够在知识产权保护和企业创新方面做到平衡，既保护产权所有者的利益，同时又不损害其他企业的创造？ 徐岩：世界银行有一个指数叫国家创新指数，其中一个指标就是要有创新的基础设施和创新的环境，其中包括政府政策与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一定要保护已成为共识。产权保护不是单方面的事情，国内国外都涉及到这个问题。另外，通过转让专利赚取专利费恐怕已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应该是如何把不同的专利捆绑，创造出新的价值。 郑国汉：美国最近几年开始对其专利制度有所反思，因为对专利保护过度可能妨碍创新。最近有人在美国国会发言，我比较认同这个看法，即美国近几十年来，最大问题是滥发专利，有的专利本身在技术上没有什么突破，只是两项专利加起来，结果就可以拿到新专利。在美国这样的例子不少，有些领域，各个层次角度的专利都被注册，只要你进入该领域就肯定会侵犯其专利。在国外很多专利已变成一种地雷阵，技术的壁垒使他人不得使用，这涉及垄断的问题。 徐岩：技术在变革，过去的法律也要进行改变。过去只要复制就算侵权，但现在人们用电脑时，首先要下载内容复制到电脑上，如果按照严格的说法，这就是一个侵权。所以法律也要与时俱进。现在香港正准备讨论侵权的问题，要重新修改版权法。 崔冠杰：专利法是由国家科委起草制定的，当时立法有两个看法，第一，专利法要保护发明人的创造，和其为社会带来效益的权益。第二，专利法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促进知识的传播。但是长期以来，保护谈得多，没有考虑到如何用专利法来促进技术的传播、推广和利用。 现在中国设立了知识产权法庭，而且执法队伍越来越强，这是必须要做的，但是面临的新问题是知识产权保护不再是一个传播工具，而变成一种保护技术壁垒的工具。外国人现在都是先提出一个技术壁垒，从技术到专利，到标准，都要符合。最可怕的是标准，比如在中国加工的电器，所用的材料将来要回收，需要可降解的材料，必须符合环保要求，但很多企业根本达不到。现在全人类面临的问题，就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知识产权应该怎么保护。 林智生：去年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很多部委都探讨一个问题，中国以前走过一段引进、消化吸收的过程，如果按照中国与WTO的承诺，我们的技术创新非常有问题，因为很多技术的源头，比如生化技术、通讯产业，都是建立在国外技术基础之上。这很容易触及到人家的产权。 另外，还涉及到司法部门，包括知识产权局，它们的出发点是什么？是为国内企业服务还是为国外服务。很多外国公司发现中国企业生产类似产品就起诉侵权，如果按照WTO的规则解决的话，那么很多中国企业都难以生产。可行的办法就是把官司拖长，等三五年之后，产品过时了，官司也就不了了之。 郑国汉：微软和IBM以前就是用这种方法对付政府，美国的部门告他，他就出钱打官司，拖到五六年，等有结果的时候，那个问题已经不是问题了。 崔冠杰：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是落后的，保护了不该保护的东西，比如说微软的价格歧视。微软同样的产品，在中国卖得比在美国贵，在这种情况下，保护就是变相的侵略。 实际上微软对中国的影响不是对消费，是对IT制造业的杀伤力。它无形当中形成行业标准，在这种情况下你不得不按照他的标准来匹配。 当然，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也积累了很多经验，学会了玩国际游戏，保护就要保护正当的东西，对不正当的保护，就可以用反垄断法制裁它，约束它。 制度？技术？ 主持人：美国高新技术产业最先在两个地区发展起来：环波士顿的128号公路地区和硅谷地区。到1980年代后期，128号公路地区的高新技术企业开始走下坡路，硅谷地区却方兴未艾，不断走向新的高涨。这给我们什么启示？有哪些经验可以吸取？ 崔冠杰：美国高科技园区成功的经验总结为一句话，就是“产业跟着人才走，资本围着人才转”。美国硅谷的经验很简单，只要把人才吸引来，产业就不成问题。硅谷最典型的是有一种创业文化，而在128公路看不到硅谷那种有生命活力的感受。硅谷很多小公司并不是搞产业化，而是把技术研发出来先转让，看一看值多少钱，再形成一种产业。 郑国汉：在美国有一本书叫做《区域化的优势》，主要分析这两个区域不同的发展结果，结论就是商业模式的问题。早期计算机技术，比如 IBM，最初的产品从头到尾全部由自己生产，但是为了快速夺取市场，IBM引进了因特尔为自己开发芯片，引进微软给它支持。产业链便因此形成。因为总是有几个环节人家比你好，所以自己做一条龙是肯定行不通的。很多在128公路的企业，就是早期传统的结构，而硅谷是新兴的，实现了国际化分工。 崔冠杰：有说法是“研发在硅谷，制造在世界”。 林智生：我的体会是，128公路与硅谷两个基地，一个是政府搭建的平台，传统模式，一条龙什么都管；另一个是市场形成的，是技术交流和人才交流的平台。 郑国汉：我想讲一点，硅谷是比较自然形成，后发国家不见得也能够自发形成，往往需要政府在背后推动，比如台湾新竹就是人为的。 徐岩：我觉得重要的因素一个是人才，一个是资本。在知识社会上，人本身就是创新的中心。现在看企业的报表，人通常被作为成本来看，其实不对，人是一种财富，怎样更好发挥其价值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国内有一个不太健康的现象就是很多“海归”回来变成“海待”，应该改一改，变成“海带”比较好，“纽带”的“带”，让他们把中国的产业和国外的产业连接起来。 讲到资本问题，中国的863计划，投入的钱是政府的。而美国不一样，一般都是风险基金，其特点是明确了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关系，投资者对于技术开发可以进行有效的监督。在政府投资的情况下，由于没有具体的委托人，对于各级管理和开发部门等代理人们进行有效监督，其效果可想而知。 主持人：长期以来，我国把技术创新的重点放在国内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知名大学周围都有一些大学产业园，但是高校和研究机构所办的高新企业却很糟糕，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是高校办高新企业这种模式根本就行不通，还是国家在高校创新机制上存在某些纰漏，而使高校的研发作用未能充分发挥？ 徐岩：在创新体系里，大学是很重要的一环，但大学的作用应该是为创新体系提供人才。现在国内大学的很多研究项目，在海外来看只是一些咨询项目，是一般企业可以干的事。这种项目对大学来说，可能很好地解决老师的收入问题，但是对于能否提高大学研究水平我持怀疑态度。如果老师的水平不能通过研究提高，那他培养出的学生水平如何提高是一个问题。我认为，大学可以办高科技，但是要强调商业化和产业化环节，因为学者们毕竟擅长的是关于技术的知识，而不是关于需求的知识。 郑国汉：这里面牵涉到创业模式的问题。大学里的教授可以在科技方面给学生有所启发，但学生学完之后，仍需要适应市场和学习公司运营。假如从头到尾都是教授和学生，成功机会就不乐观了。所以这需要风险基金、银行等专业人才。在美国，学校不是创业的主流，只是很小一部分，在真正创业阶段，除了商学院或工学院一些教授，大学的角色不是很重要。 仝捷：我认为，大学研发机构进行高新技术成果的研发，它对市场客户的了解不如业内人士多，可能它花了大力气研究出的成果，离市场和客户需求有一定的距离。 比如，原来机械工业部按照当时机械制约工业发展的问题，培育了“三大三小”研究所，大的有北京机床研究所，小的有兰电和南京微电机厂，但最后都没有走出来。因为这些院所远离市场，它们课题完成、项目一交差，就表示完成了所有的工作，并没有对整个成果商品化进行思考。所以过去谈的产、学、研，必须是研究-成果-产品-最终市场，才能称为真正的高科技产品，对自主研发产品的检验最终还要落脚到使用客户上。 林智生：大学的功能就是基础研究，解决的是产业链中重大的科技问题，产业化不是其任务。产、学、研这个模式国务院是肯定的，这条路是要走下去的。 郑国汉：政府对大学产业化抱有希望是不切实际的，大学的责任在于训练人才、进行基础研究。因为大学没有整合能力，所以我们看到世界上主要的生产技术集中在大企业里，而不在大学，也不在政府的实验室里面。 主持人：制度重于技术，是几年前吴敬琏有关发展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观点。那么，怎样的制度才能起到激励创新的作用？ 林智生：中国走过20年技术创新的道路，很多制度上的东西是很好的，但是实施的过程中往往受人为因素影响，并未收到好的效果。比如，进口的设备享有免税制度，这与保护民族工业是相矛盾的，即使是国内生产的很好设备，因为不享受退税，极大杀伤了技术创新体系中民族品牌的国内市场。包括对高科技人员的调节税，如何来管？有的地方是内部审视，先征后退，但是政府没有明确规定。 郑国汉：现在中国企业缴税比外资企业要高，我觉得很不合理，影响了国内高新企业的竞争力，应该取消。甚至对这些高新企业，政府应该给予财税优惠，同时尽量避免寻租行为。 徐岩：我认为更重要是商业模式的创新，以及企业发展战略的创新。当年福特公司推出T型车，完全依靠原有的技术，但是换了一个生产方式，从而带动整个经济模式的转变和革命。现在中国每年的专利都在增加，但是有多少能转换成生产力呢？关键还是文化创新、战略创新，制度创新和思维创新。我门要防止出现创新经济最后变成专利经济的误区。 崔冠杰：中国科技创新能不能变成产业？关键在于职业经理人队伍的建设，这对整个创新体系建设至关重要。制约中国发展的不是科学家太少，而是了解市场的职业经理人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