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铸造令为什么打不开

Ⅰ 汉武帝为什么要铸造麟趾金、马蹄金

汉武帝铸造麟趾金、马蹄金，一是认为这是一种祥瑞；二是充当政治工具，平复由“推恩令”引起的国内矛盾。

深层次原因

当然这是史书中记载的，也有传奇色彩，他看到的天马、白麟顶多是个云朵拼成的。但是汉武帝铸造麟趾金、马蹄金却是有深层次的政治目的。

这要追溯到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各个诸侯势力说起。当年为了做到这一点，朝廷实行了推恩令和“酎金夺爵”。推恩令不必说了，想必大家都很熟悉。

而“酎金夺爵”是汉武帝要求各个诸侯进献黄金，如果成色不够就会剥夺官爵流放。这两种政策有力加强了中央集权。

但是考虑到有点过火，于是汉武帝将铸造的麟趾金、马蹄金分封给他们，以起到维护国家稳定的目的。

Ⅱ 永乐大钟的铸造原因

“忏悔”说源自乾隆皇帝所作《大钟歌》中：“谨严难逃南史笔，忏悔讵赖佛寺钟”。由于该诗系帝王所作，又刻碑立于觉生寺（即大钟寺）永乐大钟之东侧，故“忏悔”说广为流传。殊不知这种说法是乾隆帝借题发挥，属一厢情愿的主观臆断，与史实有严重抵触。
首先，在中国历史上，宫廷政变屡见不鲜，可以说每次政变都是十分残酷的，未见哪个因政变登基的帝王“忏悔”过。比较典型的如唐初秦王李世民不就是通过“玄武门之变”，杀兄弟逼父皇，剪除异己之后登上皇位的吗?然而，他为政大有作为，创造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成为大唐盛世的主要开创者。明成祖当政后对唐太宗的许多做法和政策都赞许有加，并积极效法，由此观之，明成祖何“忏悔”之有?他不仅从未因“靖难之役”而忏悔过，而且恰恰相反，他曾多次谈到“靖难之役”的正当性。比如他在永乐十五年（1417）为刻在永乐大钟上的御制《诸佛如来世尊菩萨尊者神僧名经》所作序文中说：“谗言君臣，诬毁善良，所造罪业，无量无边。……今王法所诛皆不忠不孝之人，凶暴无赖，非化所迁。所以拔恶类，扶植善良，显扬三宝，永隆佛教，广利一切。”第二年，他在御制《姚少师神道碑》中又说：“及皇考宾天，而奸臣擅命，变革旧章，构为祸乱，危迫朕躬。朕惟宗社至重，匡救之责，时有所在……内难即平，社稷奠安。”《明太宗实录》（卷12）说得更加直白：“建文中，信任奸回，以残骨肉。朕于其时，迫于危祸，不得已起兵。赖天地祖宗之灵，克平内难云云。”
其次，负责监造永乐大钟的僧录司左善世姚广孝在乾隆诗中两次被提到：“晁谋弗善野战龙，金川门开烈焰红”和“道衍俨被荣将命，犍椎冶尽丹阳铜”。据此有学者认为姚广孝因自己曾帮燕王朱棣策划和指挥“靖难之役”而罪感深重，故有借铸钟“忏悔”之意。此说并无史实根据。虽然姚广孝因“靖难之役”确曾遭到亲、朋的冷遇和措词严厉的谴责，但他并未因此消沉，而是仍然当他的“僧录司左善世”，积极帮助永乐帝料理佛教事务，包括监制永乐大钟和从事著述等，直到84岁逝世为止。
《明史·姚广孝传》说他“晚著《道余录》，颇毁先儒。”其实不然，从《道余录》的内容看，主要是调和儒、佛矛盾，批驳宋儒对佛教的指责，阐述了儒、佛基本精神的一致性。他认为佛教的“妙真如性”与程朱理学“道即是性”在性本体论上是一致的；他说：“佛愿一切众生皆成佛道，圣人言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当知世间、出世间圣人之心未尝不同也”；为了证明儒、佛在纲常伦理方面的一致性，他以大慧宗杲为例，说宗杲虽身在丛林，但不忘世事，积极从事抗金事业，“当时士林中称其忠孝两全”。姚广孝如此立论，无非是想证明他一生的言行既符合佛教教义，又不悖于儒家学说，对其所作所为毫无“忏悔”之意。因此，他负责监造永乐大钟不但不能解释为是为“忏悔”罪过，而且恰恰相反，是为了使佛教“出世而致用”，为巩固当朝统治服务。
第三、袁宏道《万寿寺观文皇旧钟》诗中的“先皇举手移天毂，无冠少师鬓发秃。已将周吼一齐周，更假释梵庇冥族。”两句诗不能作为“忏悔”说的证据。袁宏道乃万历二十年进士，当是正统观念很强的人，他对道衍和尚及“靖难之役”颇具微辞是可以理解的，但他的观点正确与否也要看有无事实根据。事实上，如前所述，明成祖令姚广孝监制永乐大钟之前，先对在靖难之役中被杀之人口诛笔伐一番，说他们是“凶暴无赖，非化所迁”的“不忠不孝之人”，他怎么还可能以耗费巨资，铸万钧佛钟的方式去“庇护”这批“冥族”呢？因此，袁宏道之言也纯属掺杂着顽固的封建正统观念和诗人想象成份在内的主观臆测，不足为凭。
由上述可见，乾隆帝的“忏悔”说不能成立。那么，明成祖令姚广孝监制大钟的真正意图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认为，这应该到永乐大钟的铭文和永乐帝的施政活动以及他的思想根源中去寻找，看其内心世界到底是怎样产生的这些想法，然后才有可能正确地判断其铸钟的真实意图。 其实，明成祖铸钟意图已明确地表述在御制《大明神咒回向》当中了，它被铸在大钟东侧下方大钟“御制款识”附近非常容易看到的显著位置，这是经过将23万余字佛经铭文按“三进三出”的方式，精心排列的结果，我们推测其目的很可能是为了突出这一《回向》文及其中心思想。
该《回向》文的主要内容有：“惟愿如来阐教宗，惟愿大发慈悲念，惟愿皇图万世隆，惟愿国泰民安乐，惟愿时丰五谷登，惟愿人人尽忠孝，惟愿华夷一文轨，惟愿治世常太平，惟愿人民登寿域，惟愿灾难悉清除，惟愿盗贼自殄绝，惟愿和气作祯祥”，……“敬愿大明永一统”。从铭文的内容和逻辑分析，应该说，前边的所谓“十二大愿”既被囊括在“敬愿大明永一统”当中，又构成它的前提，因为如果这“十二大愿”仰仗佛祖保佑和经过自身努力都实现了，就可顺理成章地达到“大明永一统”的理想境界。
明成祖之所以煞费苦心御制《大明神咒回向》并把“大明永一统”作为最终的理想追求，绝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政治和思想文化根源。
从政治上说，明成祖作为一个有作为的守成帝王，他必须要考虑以他所能想到并有能力加以实施的种种方式来巩固和扩大由乃父朱元璋所创下的大明基业。早在永乐元年（1403）七月，他就命翰林侍读学士解缙负责编纂大型类书，并要求：“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第二年十一月，解缙等将所编图书进上，明成祖经过仔细翻检，发现“尚多未备”，于是又命姚广孝、刘季篪和解缙等组织人力重修，于永乐五年（1407）完成，赐名为《永乐大典》并亲制序文，其中说：“朕嗣承鸿基，勔思缵述，尚惟有大混一之时，必有一统之制作，所以齐政治而同风俗。序百王之传，总历代之典。……”可见编《永乐大典》是为了“齐政治”，“同风俗”，从而维护和巩固有明大一统的局面。
明太祖在位时期，历经30年的浴血奋战和苦心经营，通过用兵和招抚等手段，逐步统一了全国的大部分地区：“东起朝鲜，西距吐蕃，南包安南，北距大碛，东西一万一千七百五十里，南北一万零九百四里。”初步奠定了明朝的疆域。但是，它在面积上远不及汉、唐，西北尚未完全统一，北方还经常受到蒙元残余势力的威胁。明成祖夺得皇位之后，在加强中央集权，促进经济发展，努力增强国力的基础上，积极采取措施，拓展大明边疆，试图巩固和扩大明朝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其中有成功的举措如建立努尔干都司确立对东北地区的管辖；实行“改土归流”，设立贵州布政司，加强对西南边疆的治理；积极经营西北并设立哈密卫；通过派郑和下西洋，踏察了南海诸岛屿，扩大了同海外几十个国家的友好往来；册封西藏各派宗教领袖并通过他们加强了对西藏的管理等。
这些举措都充分表明，他维护和扩大“大明统一”，促进“华夷一文轨”的坚定信念以及他为实现这一信念所做的不懈努力。据杨荣：《后北征记》记载，他晚年于永乐二十、二十一、二十二年（1424）连续三次北征蒙古，试图以武力征服之，但均无功而返。在最后一次北征的回师途中的一次宴会上，他回顾了太祖御制词五章之后，举杯感慨道：“此先帝垂谕创业守成之难，……朕嗣先帝鸿业兢兢焉，惟恐失坠。虽今军旅之中，君臣杯酒之欢，不敢忘也。尚相与共勉之。”表明了他要光大“先帝鸿业”的心迹。不久，他就死在这次返师的途中。征服和统一蒙古的事业未竟，成了他终身的遗憾。因此，可以说，他当年铸永乐大钟不是为了别的，正是为了利用佛法对世人的感召力，来弘扬他统一中国的宏图伟愿。
明成祖之所以形成“大明永一统”的信念，其思想文化根源主要是儒家关于经过“修、齐、治、平”而达到“大一统”的理念。“大一统”思想首倡于孔子，他在《论语·季氏》中把春秋末年的“混乱”与西周时期的“秩序”加以比较：“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在这里，他又把“春秋”这个“天下无道”时期分为三个阶段，即“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和“陪臣执国命”，从而看出政权愈是下移，社会愈是混乱。因此，他主张建立象西周那样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中央集权制的统一国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结束战乱，恢复秩序。这虽然在形式上是“复古”，但骨子里却是要求实现国家统一。从汉代的董仲舒到宋代的程、朱理学均对孔子的“大一统”思想作过进一步的阐发，特别是朱熹，他通过对《大学》思想的解说，阐明了“大一统”观念的具体内容和实现途径，即所谓能容纳儒家精髓的“三纲八目”。“三纲”是指明明德、亲民和止于至善，概括了“大一统”的内容；“八目”包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和平天下，指明了实现“大一统”的途径。
明成祖在为《五经大全》、《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所作序文中说，要用孔孟之道和朱熹理学统一全国的思想，“使天下人获睹经书之全，探见圣学之蕴。由是穷理以明道，立诚以达本，修之于身，行之于家，用之于国，而达之天下。使家不异政，国不殊俗，大回淳古之风，以绍先王之统……。”可见，他对“圣学”之底蕴理解得十分透彻，修身、齐家、治国的最终目的是“平天下”，是拓展祖宗基业，扩大统一范围，是要实现“大明永一统”的理想境界。
正因为这些思想在他的头脑中已经根深蒂固，所以在永乐十四年（1416）讨论迁都和营建北京城的时候，有臣下奏言，称北京为形胜之地，“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诚帝王万世之都也”。他十分赞赏，并决定马上开工营建北京城，为迁都做准备。可见，迁都北京正是他“控四夷，制天下”的关键举措。因此，可以说，在迁都北京之际借助弘扬佛法来宣传以“大明永一统”为核心内容的施政纲领，才是他下令铸造永乐大钟的真实目的。 明成祖之所以以佛钟为载体，把自己从局部到整体的政治理念与众多经过精心编撰和筛选的佛经、咒语溶铸在一起，这并非他凭空想出来的，而是顺应元末明初中国佛教的发展状况，并加以巧妙利用的结果。
佛教发源于公元前五、六世纪的古印度，大约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在以后漫长的传播过程中，无论是传入最早的汉传佛教，还是公元六、七世纪传入的藏传佛教和南传上座部佛教都逐渐与中国各地的传统文化相融合，实现了佛教的中国化和民族化，成了在中国影响力最大的宗教之一。到了元末明初，由于元朝统治者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而大力崇佛，使佛教得到了超乎寻常的发展。早在至元二十八年（1291），“天下寺宇”就多达“四万二千三百一十八区”，僧、尼有“二十一万三千一百四十八人。”此后直至元末，仍然不断地在全国各地增建和扩建寺院，或拨大量的土地、资金以扶植寺院经济。这必然导致寺院和僧众的进一步增加。据此可以推知，元末如此众多的僧侣和密集的寺院，其所能影响的民间信徒，无疑将是一个十分巨大的数字。
元代佛教之所以出现寺院林立、僧团庞大和信徒众多的情况，固然有元朝统治者过度崇佛的因素在起作用，但归根到底是因为在当时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十分严重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元末战乱的黑暗岁月里，广大人民群众因无法摆脱现实生活中的苦难，便纷纷到佛教中去寻求精神上的解脱，从而使佛教赢得了广泛的信教群众基础。
这是新兴的明朝统治者无法回避和必须认真对待的现实。弄得好可以得到这一宗教群体的归顺和拥护，弄不好必将危及新兴王朝的统治和稳定。这一点，朱元璋和朱棣都看得比较清楚。朱元璋在登基之初招揽“善世禅师”时就曾说过：“佛教肇兴西土，流传遍被华夷，善世凶顽，佐王纲而理道，今古崇瞻，由慈心而顾重。是故出三界而脱沉沦，永彰不灭，”认为：“景张佛教……人皆在家为善，安得不世之清泰。”朱棣在为重刻《法华经》、《金刚经》所作序文中也明确指出：佛教具有“阴翊王度”和“善世”之功能。
正因为朱元璋父子对佛教的发展状况和佛教对巩固政权的重要意义都有了较深刻的认识，所以在他们当了皇帝以后，对佛教都采取推崇、扶植、利用和控制的方针。这一方针以及一系列具体的政策、措施诸如礼遇名僧，频举法会，广泛册封藏传佛教各派领袖，重建或修缮寺院，扶植寺院经济，大量刊印佛典，通过限制发放度牒和僧侣数目、年龄以及实行考试制度等方式抑制僧侣数目的过快增长，防止滥竽充数，严禁寺院藏匿非法之徒和取缔秘密宗教组织等。这些政策和措施，说到底都是为了在克服佛教负作用的基础上，更有效、更充分地利用它的强大感召力、凝聚力和巨大的社会能量来为巩固明朝统治服务。
上述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的实行对促进明初50年的社会稳定，特别是西藏地区的稳定起到明显的效果。在内地，有众多著名高僧如绍兴宝林寺别峰、杭州天竺寺东溟等等都率徒众接受朝廷的礼遇和规范，趋之若鹜地参与朝廷频频举办的各种“大法会”，大力弘扬佛法，劝人一心向善。这些都对促进社会稳定大有帮助，使明初50年的政局比较稳定。永乐年间（1403～1424）除了1420年山东唐赛儿假白莲教起义短时间就被镇压之外，没有再出现较大的不稳定因素。在西藏，由于明成祖在太祖册封藏传佛教各宗派领袖为“国师”并加强同西藏地区“茶马”贸易的基础上，进一步实行了对西藏佛教各宗派大小首领加封“大法王”、“大国师”及“西天佛子”等名号的举措，使他们“转相导化，以共尊中国”，从而实现了“西陲宴然，终明之世无番寇之患”的安定局面。
永乐大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着手铸造的，其目的是进一步以寓政治目标于佛教的方式，利用人们信佛的心理和佛教由来已久的影响力及感召力来潜移默化地引导人们：只有自觉地奉行“三纲五常”的伦理准则，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才能实现现世的安康幸福和对来世的美好憧憬。
首先，如前所述，永乐大钟虽然在形式上是铸满经文、咒语的佛钟，但它也绝不是单纯为宣扬佛法，而是想借助弘扬佛法来宣传明成祖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理想，也就是《大明神咒回向》所表述的内容及其中心思想。在佛家看来，“回向”一般是指以自己所修功德去教化人民，普度众生，引导人们尊奉佛法，积德行善，最后修成正果，进入西方极乐世界。明成祖正是利用了这一点，他铸钟供养佛法，劝人为善，其最终目的是要利用佛法教化民众，使之共同来维护明朝的“大一统”江山。
当然，唐宋以来有不少铸有少量佛经、咒语或简短吉祥祝语的佛钟。但是，象永乐大钟这样把《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神僧名经》、《大明神咒回向》、《妙法莲华经》、《金刚般若波罗密经》、《佛说阿弥陀经》、《仁王护国陀罗尼经》、《佛顶大白伞盖楞严陀罗尼经》、《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等经文以及百余种中、梵文咒语共23万余字都和谐有序地铸在如此硕大的钟体上，而且以《大明神咒回向》的形式把皇帝的施政纲领铸到经文环绕的显著位置，在历史上则为仅见。
其次，把上述经文铸到钟上，劝人念佛向善，是想借助佛教关于生死轮回和因果报应思想来维护儒家“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观念，从而达到巩固明朝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目的。明成祖“御制”《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神僧名经》约13万言，占大钟铭文的一多半，在铸上大钟之前，他还命人谱了曲，并向民间广为散发，鼓动民众念佛名求善报，目的是“朕统临天下，夙夜拳拳，以化民务。”其内容主要是宣扬忠孝观念和因果报应思想，鼓吹“孝弟忠信最为先”，“至孝在忠君”，并把忠孝观念和因果报应结合起来，强调“不忠不孝即为大恶”，“天网恢恢，报应甚速”等等。正像他在该《佛名经》序中所说：“凡发善心称赞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神僧名号者，即得种种善报，轻薄侮慢不敬不信者即得种种恶报……，所谓为善者，忠于君上，孝于父母，敬天地，奉祖宗，尊三宝，敬神明，遵王法，谨言行，爱惜物命，……如是则生享富贵，殁升天堂，受诸快乐。所谓为恶者，不忠于君，不孝于亲，不敬天地，不奉祖宗，不尊三宝，不敬神明，不遵王法，不谨言行，残害物命，……如是则生遭重遣，死堕地狱，受诸苦报。”
铸《法华经》、《金刚经》等，其实质也是在利用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来维护“三纲五常”。他在《金刚经》序中劝导世人说，想达智慧成正果，“觉路非遥，履之即至”，“惟尽心以忠于君，竭诚以孝于亲，不亏六行（据《金刚三昧经》载，六行包括：十信行、十住行、十行行、十回向行、十地行、等觉行。——引者），不犯五刑（中国古代的五种刑法，隋至清代指笞刑、杖刑、徒刑、流刑、死刑），不缠根尘，心无妄想，无所住著，即见本性，不离宗旨，又能持诵此经，勤行修习，当即证大乘。”
第三，把政治意图和“纲常”伦理溶于佛教之中，再把这些铸于千百年来对人们特别是对佛教信徒具有特殊感召力的佛钟上，意在借助佛钟的传播功能使自己的政治理念更加普及和更加深入人心。
佛钟亦称梵钟，大约产生于东汉时期，因为这时圆形的报时钟已广泛用于民间，而佛教恰好在东汉时期广泛在中国传播，为了适应中国的国情，在原有犍稚的基础上，采用当时流行的报时钟的形式来警示僧众和传播梵音。按《长阿含五?尼沙经》的说法，梵音有五大特点：正直、和雅、清澈、深满和遍周远闻，故采用报时钟来传播梵音和弘扬佛法比木制的“犍稚”更能满足这些要求。现存最早的佛钟即南朝陈太建七年（575）钟就是一口圆形钟。在以后的发展中，为了更好的传播梵音，人们不断地改进圆形钟的形态和铸造方法，追求钟声的完美、庄重、悠扬和远播，从而使钟成了寺院不可缺少的法器，以至达到了“有寺必有钟”的程度。
可见梵钟是佛教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的产物。由于它的功能除了作为起居作息和召集僧众的信号之外，更主要的是传播梵音、醒世弘法和拯救众生。如唐朝和尚释道世所撰《法苑珠林·鸣钟部》所言：“洪钟震响觉群生，声遍十方无量土。含识群生普闻知，祓除众生长夜苦。”又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所藏北宋熙宁十年（1077）所铸铜钟载有阴刻铭文：“增一阿含经云，若打钟愿一切恶道并皆停止，得除五百亿劫生死罪，云云。”受这些信念的影响，普通大众对钟声的神奇功能也深信不疑，还编出了朗朗上口的歌谣在民间流传，并把它郑重其事地铸到了钟上：“闻钟声，烦恼轻，智慧长，菩提生，离地狱，出火坑，愿成佛，度众生。”
永乐帝正是适应和利用这种需要，在迁都北京之际动员了众多能工巧匠的智力，耗费巨资铸造了这口空前的寓政治理念于神祉的永乐大钟。它承载着经过精心编撰的经文、咒语，一击，“声闻数十里”，字字皆音，达到了使“梵音”以其“正直、和雅、清澈、深满”的谹谹之声“遍周远闻”的极至，意在使佛祖保佑他，信徒支持他，实现在《大明神咒回向》中所提出的以“敬愿大明永一统”为终极诉求的一系列政治理念。
因此可以说，永乐大钟是寓政治于佛教的成功典范，是永乐帝利用佛教的一大创举，也是留给我们的历史文化遗产。从今天来看，剔除其封建专制主义的糟粕，宣传其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谋求人民生活幸福的理念，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Ⅲ 秦始皇为什么要铸造十二金人

作为第一位皇帝，秦始皇铸造十二金人是为自己做替身吗？各位，小编可以明确告诉你，关于秦始皇为啥要铸造十二金人，目前学术界说法不一。但，肯定不是为自己做替身。有人说过这样一个观点，说嬴政在扫清六国后，建立了我国首个大一统的封建制朝代，秦朝.嬴政建立秦朝后不久，为了防止天下人造反，于是收天下之兵，铸以为金人十二，因为嬴政怕人造反，才将天下的兵器全部没收，这件事是真的吗？

在秦始皇看来，只要他控制了武器，那么底下人就不敢造反，秦朝的江山便可以千秋万代，于是秦始皇就下令让手下人将百姓的兵器没收，铸造成12金人。然而，嬴政这么做，并没有阻止民众的起义，铸金人之后不久，陈胜、吴广、项羽、刘邦纷纷起义，推翻了秦朝暴力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