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经济下行的工具箱

『壹』 如何应对经济下行压力，适应新常态，实现弯道超越

新常态需要新心态新作为 尊重并积极引领经济新常态

经济增长速度由什么因素决定？目前有许多人用消费、投资和出口等
“三驾马车”的状况来解释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他们认为，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是因为由消费、投资和出口构成的总需求不足，而总需求是可以用宏观经济
政策来加以调节的，因此，政府应当采取有力措施“扩需求”，“保增长”。十分明显，人们在这里运用的，其实是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即使认为凯恩斯主
义的理论是正确的，用它来分析中国的长期增长问题，也是一种误用。在我看来，一个国家的长期增长走势，是由支持经济增长的劳动、资本、效率等基本因素的状
况决定的。因此，我们只能用产出总量由劳动、资本、效率等基本因素的状况决定的“生产函数”作为基本的分析框架来进行分析。

经济增长的第一个驱动因素是劳动力的增加。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得到了“人口红利”，即大量新增劳动力的支持。但是，早在本世纪初，中国社
科院的蔡昉教授就已指出 “刘易斯拐点”（富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况发生逆转）的出现，“人口红利”会逐步缩减以至消失。这种情况现已表现得愈来愈明显。

第二个驱动因素是资本的增加，即投资。从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中国一直是靠大规模投资拉动经济。经济学家对投资拉动经济造成的消极后果
做过许多分析。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就已指出，当时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的投资拉动的增长方式，必然引起生产过剩、需求不足的经济问题和无产阶级贫困
化、阶级矛盾尖锐化的社会问题。多年来，我们主要靠大规模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到20世纪末期，资源耗竭、环境破坏、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变得愈来愈突出。近
年来，不但以上矛盾日益激化，而且造成了宏观经济的失衡。这集中表现为国民资产负债表特别是其中地方政府和企业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负债率）过高。如果继
续用大量投资去拉动增长，就会进一步提高杠杆率，甚至导致系统性风险的发生。

第三个驱动因素是经济效率的提高。我国的经济效率在改革开放以后比起改革开放以前有所提高，主要原因是：第一，市场化改变了过去城乡隔绝的
状态，大量农村用的资源，包括劳动力和土地转入城市，得到了相对高效的利用。第二，开放以后引进外国设备、学习外国技术，很快缩小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
水平差距，推动了效率提高。这些都使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对增长的贡献率增加。但是，这种情况在本世纪初发生了变化。首先，不论是人口城市化还是土地城市化
的速度都在放缓。其次，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的一般生产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日益接近。这样，用学习引进的方法提高技术水平的空间就不那么大了。哪怕
是引进外国技术，也要经过消化以后的再创新。这时，原有的体制缺陷就表现出来了。许多经济学家对中国潜在生产力的研究都表明，从本世纪初开始，效率提高对
于增长的贡献率开始下降。

在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都发生推力下降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就面临会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实即原来支撑经济增长的一些动力开始减退，如果找不到新动力，就可能陷入陷阱，停留在中等收入水平而无法超越。

以上分析说明，我们面临的一项迫切任务，就是找到新增长动力。根据理论分析和各国的历史经验，这个新动力集中到一点，就是技术创新和效率提高。

要以冷静的平常心态来对待GDP的减速

既然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是客观因素决定的，我们就只能用平常心态来对待它。所谓用平常心态对待，就是不要急急忙忙用强刺激和大规模投资的老办法去把增长速度拉起来。

2009年以来的经历表明，用强刺激的办法去拉动经济增长，时效变得越来越短。经济学所说的“投资回报递减规律”的作用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
了。另外，用强刺激的办法，大规模进行投资，投资回报又很差，结果就使宏观经济状况变得越来越脆弱。不管是各级地方政府的负债率，还是企业的负债率，都增
长得非常快，已经达到甚至超出公认的警戒线。最近个别企业资金链断裂、“跑路”的事件频频发生，一些地方政府发生偿债困难，都发出了警示信号。资产负债表
状况的恶化蕴含着系统性风险。一些曾经有过长时期高速增长的东亚国家，比如日本，在爆发了系统性危机以后不但丧失了原来的优势，还造成了国民经济长期低
迷。这是我们必须竭力避免的。

必须努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用平常心去对待经济减速的新态势，不等于说我们可以无所作为。如果我们不能在GDP增长减速的情况下改善增长质量，优化结构和提高增长效
率，过去被GDP数量所掩盖的经济和社会矛盾就会暴露并趋于激化。具体表现，一个就是使减速过快，造成很多问题。另外，在增长速度降低的同时如果不能通过
提高增长质量得到弥补，我们就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许多社会的物质文化需要就无法得到满足，许多历史欠账无法得到补偿。如果减速的同时能够提高增长的
质量，提高增长中效率的贡献度，虽然数量增加得少了，可是人民和整个经济所得到的实际好处会比过去的低效率、高增长时期还要多。

从国际范围内看，有一些国家因为它的增长主要是靠效率提高，所以有个3%、4%、5%的增长率就是很好的情况了。我们也应该争取这样的结果。所以，现在不应该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到拉动经济增长的数量上，而是集中到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率上。

在较高效率支撑下的中速增长，才是一种合意可欲的新常态。

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要靠推进改革

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率，对于中国来说并不是一个新问题。改革开放刚开始，全国人大在1981年12月批准了国务院提出的经
济建设十大方针。它环绕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提高效率（当时叫做“效益”）。
到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时，就明确提出了“实现两个根本转变”的方针。第一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变”，即从主要靠投资驱动的增
长方式，转变到主要靠技术创新和效率提高驱动的增长方式。第二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后一转变是前一转变的基础。

几十年中，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针在不同时期的执行情况差别很大。问题在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要靠经济体制以及其他社会
政治体制的转变来推动。“九五”改革的力度比较大，转型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十五”、“十一五”期间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显得不那么有力，以至于到“十一
五”最后一年的2010年，党中央提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刻不容缓”。

30多年经济发展的历程表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进行得好不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体制改革的进度。改革有所推进，体制有所改善，发展方式转型就容易取得成效；否则即使三令五申，反复动员号召，转型也还是举步维艰，成效不大。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推动下确立技术进步、效率提高支持下中速增长的新常态

值得庆幸的是，当前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得到了新的强大推动力。十八大决定全面深化改革，这就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体制上的基础。

近年来，一些同志对经济增长持续减速十分着急，因为按照过去的经验，经济增长一减速就会立即导致严重的社会经济后果。但是实际情况没有那么
严重。特别是近几年，经济增速虽然一再探底，但是就业和经济结构的状况在改善。最明显的是普通劳动者就业情况的改善。去年政府预期的城镇新就业人数是
900万人，结果完成了1310万人，达到预期目标的145%。今年把这个预期目标提高到1000万人，到10月已经完成，全年的情况比去年还会稍有改
善。经济减速并没有引起失业增加和社会动荡。

普通劳动者就业情况良好，是和产业结构改善相联系的。我国的产业结构从前年开始发生了良性改变。过去我国的产业结构一直存在一个问题，就是
第二产业一枝独秀。2012年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和第二产业第一次实现齐平。到去年，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进一步超过了第二产业，并使第三产业第一次成为整
个国民经济的最大产业。今年这个趋势还在继续。

为什么“十一五”反复强调要发展服务业却没有取得明显成效，近年来却突然发生了改变呢？答案无非是从十八大前开始进行了一些改革。这些改革不算大，但对改善产业结构和增加就业却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一项是2012年从上海开始然后很快在全国推广开来的营业税改增值税改革。对于“营改增”，许多人注意的是它减轻税负的作用，经济学界关注
和支持的原因却是这是一项有利于分工深化的改革。营业税是全额征税的，分工越细，税收重复的次数就越多；增值税是就价值增值征税的，有利于分工深化。而正
如亚当·斯密所说的，分工正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推动力量。大家可以看到，“营改增”在全国推广以后，对分工深化、新行业的出现产生了强大的推动作用。光一
个网络购物就分化出众多行业：快递、结算、售后服务等等，增加了许多就业。

另一项改革是2012年从广东开始、本届政府把它作为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内容在全国推广的，这就是工商登记的便利化，它导致新增工商户数量大大增加，今年前三个季度全国新注册登记的工商户数比去年同期又增加了60%。

这只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序幕期间的一些不算很大的改革，我把它叫做小试牛刀。小试牛刀尚且能够取得这样的成效，这就证明全面深化改革能够显著改善经济增长的质量，提高效率，从而从根本上解决我们面临的各种深层次问题。

实现从粗放发展方式向集约发展方式的转型，这是整个经济和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只要我们按照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扎实有序地推进改革，就一定能够使中国经济在进入中速增长的情况下，增加经济增长中效率的贡献度，最终确立我们所希望的新常态。

『贰』 货币政策工具将怎样“灵活运用组合”

进入2015年不过十几日，“流动性”就显示出不凡的热度。
1月16日上午，央行发布消息称，近期已下发《关于完善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管理政策 支持扩大“三农”、小微企业信贷投放的通知》，改进支农和支小再贷款发放条件，明确金融机构借用央行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发放“三农”、小微企业贷款的数量和利率量化标准，并增加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额度500亿元。
而就在1月14日，市场上传来央行“从容应对流动性”的消息。消息称，近日，央行续作约2800亿元到期中期借贷便利（MLF），主要“一对一”面向中信、浦发等股份制银行。
市场分析认为，通过央行短短数日内的操作可以预见，为保障全年经济实现稳增长目标，手握各种政策工具的央行，将继续发挥定向调控的思路，既不会“大水漫灌”，也不会让资金紧张超出市场承受的范围，而是精准发力，通过各种工具组合的运用拿捏好“合理充裕”的尺度，不断加强流动性管理。
央行刚刚公布的2014年金融统计数据，也显示出2014年流动性管理已交出令人满意的答卷。
数据显示，2014年末，M2余额为122.84万亿元，同比增长12.2%；人民币贷款增加9.78万亿元，同比多增8900亿元，创历史最高水平。此外，2014年12月，银行间市场同业拆借月加权平均利率为3.49%，比上年同期低0.67个百分点；质押式债券回购月加权平均利率为3.49%,比上年同期低0.79个百分点。
“从数据情况看，2014年我国贷款和社会融资规模适度增长，银行间市场流动性合理适度，利率水平总体呈回落态势，金融有力地支持了国民经济平稳发展和结构调整。”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表示。
面对日益复杂的经济形势，日前刚刚闭幕的2015年人民银行工作会议对今年流动性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会议明确，今年将“灵活运用各种工具组合，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其中，“灵活运用各种工具组合”是一个新的提法，这一确切表述尚属首次。
总量把控下的定向发力
尽管“灵活运用各种工具组合”的表述提法新颖，但这一理念贯穿了整个2014年的货币政策操作。
这一年，货币政策在操作上实现了几个组合：
价格型和数量型工具的组合。年内，央行两次实施定向降准，在运用数量型工具的同时，于年底祭出不对称降息，并进一步扩大了存款利率上限浮动区间，实现了对价格型工具的创造性运用。
长短期政策工具的灵活搭配。这一年，央行创设并运用了包括抵押补充贷款(PSL)、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常备借贷便利（SLF）、中期借贷便利（MLF）在内的一系列流动性管理工具。这些工具长短结合，有效保持了流动性合理充裕。
定向型工具和全面型工具配合发力。2014年初，央行前瞻性地在北京、江苏等10个地区开展分支机构常备借贷便利操作试点，同时，根据流动性不同的特征，创设了多个工具，定向并定量地释放流动性，如PSL、MLF等。这类工具与降息等价格型、偏向于全面调控的政策工具配合使用，使得全年操作亮点纷呈。
“无论是公开市场操作、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常备借贷便利等，还是传统的再贷款、降息、降准等，工具使用频率明显较以往加大，调控的‘精准’、‘小步’、‘频率高’等特点很好彰显了灵活特性。”接近央行的分析人士表示。
一位熟悉央行的权威人士则将2014年全年货币政策操作概括为：“以结构带总量，以点带面，以微刺激政策促进经济整体平稳增长，以定向带全面”。该人士强调，2014年最为显著的操作特点是“定向”，预计2015年定向的思路仍将继续，并进一步发扬光大，结构调整的目标将与总量政策相结合，这是今年货币政策的重要特点之一。在工具使用上，定向的工具操作仍将占据主流。
“一般来说，货币政策是总量政策，以管理和调控货币总量为主，但在特殊时期，货币政策也发挥出了促进结构调整的作用。这不仅有理论基础，也有着较为成功的国际实践。”上述人士表示。
比如，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通过开展定向操作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成为主要经济体央行的新动向。美联储实施“扭转操作”以打通短期利率向中长期利率的传导梗阻，欧央行推出“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引导资金通过信贷等途径流向实体经济。在此背景下，我国央行积极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支持经济结构调整符合国际趋势。
显然，2014年两次定向降准、创设抵押补充贷款工具、改进合意贷款管理等定向措施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思路。
宏观调控任务更加艰巨
强调“灵活运用各种工具组合”的政策考量之一，在于今年货币政策面临的经济形势更加复杂多变，宏观调控任务更加艰巨。
记者从接近管理层的相关人士处获悉，近期中央的各项会议都显示出对“经济下行压力”的重点关注，这表明今年经济确实比较复杂，充满不确定性。而近期公布的经济和金融数据亦显示出这一特点。
该人士称：“经济下行压力不减，意味着稳增长仍是今年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一方面，央行不能大面积‘放水’；另一方面，还要落实保增长的任务，这就意味着在工具使用上要精准发力，灵活运用各种工具组合。”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也表示，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货币政策操作框架也处于调整和过渡时期。当前，宏观调控仍需要在稳增长、防风险和去杠杆之间进行平衡。在此复杂局面下，单一政策工具的调控效果较为有限，有必要运用多种政策工具进行组合操作，灵活搭配使用。
连平进一步表示，在总量和结构问题同时存在、短期宏观调控和长期结构调整并行的复杂形势下，任何单一政策工具的效果都可能比较有限，需要运用政策“组合拳”进行灵活调控。鉴于定向降准在提高调控的针对性、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方面具有一定优势和效果，预计2015年定向降准、定向再贷款等定向调整工具有可能继续被使用，但频率不会太高，综合运用各类工具、灵活搭配使用将是2015年货币政策操作的“主旋律”。
而在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看来，“灵活运用工具组合”至少包括三方面内涵：一是松紧适度，根据宏观经济形势变化，采取相机抉择，进行逆周期调控；二是常规货币政策工具和新型货币政策工具的结合，利率、存款准备金率与SLF、MLF、PSL择机使用；三是总量和定向的结合，比如全面降准和定向降准，再贷款和定向再贷款。
“这种政策内涵还会随着宏观调控形势的变化不断得以丰富。”温彬表示。
流动性扰动因素不可忽视
“灵活运用各种工具组合”，旨在“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2015年，我国经济运行中有哪些因素会对流动性产生影响？
央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马骏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2015年影响流动性的因素很多。首先，是国际收支状况。过去，在国际收支大幅顺差的情况下，央行外汇占款增加是创造基础货币的主要渠道。近年来，国际收支趋于均衡。其次，央行使用的各种货币政策工具都会影响流动性，有些直接影响基础货币，有些通过影响货币乘数来影响广义货币。再次，金融机构行为。比如，如果银行出现惜贷行为，就会弱化货币派生的功能。有些监管政策和金融创新也会通过影响金融机构的行为来影响货币乘数。”
在进一步的采访中，受访专家从国内外经济环境和全球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取向，总结了未来一年中扰动流动性的主要因素。
首先是外汇占款变动的影响，而这又和国际收支变化密切相关。在我国国际收支顺差收窄、美国退出QE的背景下，近年来我国外汇占款增速持续下降。2014年1至11月累计新增外汇占款不到9000亿元，较上年同期少增1.6万亿元。2015年，在美国进一步退出QE甚至加息、全球资本回流美国、中国经济仍有下行压力、我国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人民币汇率预期出现分化的情况下，预计外汇占款仍会低迷，不排除出现持续数月负增长的可能，从而对国内流动性构成紧缩的压力。
其次，贷款的存款创造能力有所减弱。预计2015年新增人民币贷款在10万亿元至11万亿元，绝对水平并不低。但近年来，受金融脱媒加快、互联网金融崛起对存款分流的影响，贷款的存款创造能力有所减弱。2014年以来，人民币存款余额同比增速持续低于人民币贷款余额增速。11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3.4%，而存款增速只有9.6%。未来这一趋势还将继续，贷款的存款创造能力趋弱。
再次，财政存款变化影响流动性波动。财政存款不计入一般性存款，财政存款增加对流动性有紧缩影响。2015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力度会有所加大，赤字率有所上升。但财政存款的季节性变化仍会影响市场流动性，造成流动性的波动变化。
“总体上看，对2015年流动性有负面收紧影响的因素居多，这需要货币政策保持中性偏松，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加大投放、SLF等新型政策工具以及必要时下调准备金率来加以综合应对，保持流动性适度充裕。”连平称，针对我国经济的复杂性，当前货币政策尤其需要有机结合价格、结构和总量开展操作，以寻求更好的效果。
2015年货币政策预想
“从央行近期货币政策操作的从容不乱、有序发力来看，尽管今年经济形势复杂，但央行无疑已做好了政策和工具储备。”来自工行的市场分析人士称。
有关人士表示，综合各方面信息分析，央行于2014年初在北京、江苏等10个地区开展分支机构常备借贷便利操作试点，今年有望进一步扩大。此外，央行去年两次实行定向降准，后期效果有待评估。评估效果将成为是否继续定向降准的重要参考依据。
综合各方分析，2015年货币政策操作预计将从以下几方面着力：一是继续丰富工具箱，完善工具储备。继续加强对国际流行政策工具的研究，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进行本土化，不断丰富和增加工具篮，并对这些工具进行组合和运用。根据经济发展的客观现实需要，灵活搭配、合理创新。
二是不断创新工具组合。要进一步研究归纳各类工具特征，不断完善工具箱中长期、中期、短期品种；精准把握工具操作量、发力方向和节奏。认真探索并思考为了解决什么问题而采用什么工具这一问题。同时，积极完善一套非常规的货币操作机制，以应对宏观条件的不确定性变化。
三是继续坚持定向调控的思路。在转方式、调结构的过程中，应发挥货币当局更大的主动性，积极引导资金流向，继续坚持定向调控，引导金融机构盘活存量、用好增量，增加对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信贷支持。进一步完善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加大宏观审慎政策参数调整力度。适度增加贷款进度弹性，引导金融机构根据实际需求和季节性规律合理把握贷款投放节奏。
连平认为，其中要处理好几个关系，一方面，要继续加大对SLF、MLF、PSL等创新工具的使用力度，充分发挥这些工具灵活性、针对性、引导性强的特点；另一方面，也要根据经济金融形势变化，对法定准备金率、基准利率等传统工具进行适时、适度调整。既要合理运用公开市场操作、法定准备金率调整及差别准备金率动态调整机制等数量型工具，确保货币和信贷总量平稳运行，又要充分发挥基准利率、汇率中间价等价格型工具的引导作用，促进贷款利率和社会融资成本下行，保证汇率运行基本平稳。

『叁』 国家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政策一般有哪些这些政策制定的依据是什么

A不合题意，调整利率属于货币政策而不是财政政策；
B不合题意，增加央行的货币发行量属于货币政策而不是财政政策；
C不合题意，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国家可以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可降低税率，增加财政支出而不是财政收入；
D符合题意，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国家可以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可通过增加财政（经济建设）支出，减少税收，（增发国债、适度增加赤字）刺激总需求的增长，降低失业率，拉动经济增长．
故本题选D

『肆』 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我国形成了怎样的经济新格局

今年上半年在疫情的影响下，中国经济面临的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同时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也在增大。中国经济今年尽管面临着下行压力，到了下半年但是全年要实现年初确定的百分之六到百分之七的增长，是没有问题的。中银国际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说，中国经济受影响的程度将有限。粗略估计，肺炎估计会拉低2020年全年GDP增速0.1到0.2个百分点，他还说应对疫情的负面影响，宏观经济政策关键是要稳定大家的信心。如何稳信心，货币政策要保持宽松的态势，有必要降准降息。同时，去杠杆政策的力度也需要有明显的放松。财政政策可以结构性地发力，而这需要财政政策空间的支持。因此，财政赤字率没有必要拘泥于百分之三这个红线，应该灵活调整。

『伍』 一张图看清全球央行工具箱 下一步央妈们将出什么招

在22日发布的报告中，摩根士丹利汇总了全球主要央行的货币政策工具，包括回已经实施了的，以及答下一步可能采用的工具。
此外，该投行还分析了主要央行们在使用包括负利率在内的非常规政策工具可能面临的法律障碍。

图表中，摩根士丹利分析了央行政策工具的效果与效率。例如，其认为，尽管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上，美联储仍有强有力的工具执行货币政策，但是利率已接近于零，资产负债表规模已经庞大的现实，使得美联储扩大宽松的空间并不如以往在应对经济下行周期时那么

『陆』 快来！企业总部落户，广州白云最高奖励2亿元

优质企业到白云安家，安家费最高2亿元！8月5日，记者从广州市白云区了解到，该区出台《白云区促进招商引资企业落户若干办法》（以下简称《若干办法》），企业总部落户白云最高可获奖励2亿元，还可享受办公用房补贴 、企业人才入户指标 、企业人才随迁子女入学指标等8项扶持“大礼包”。一系列利好，刷出了该区扶持企业的新高度。

据了解，凡是在白云区新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税务登记，主要经营地在白云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进行独立核算，且已在白云区开展业务并缴纳税收的企业，申请扶持年度的上一年以来，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无重大安全、环保事故，均可按照不同行业达产经济贡献申请全方位政策扶持。
《若干办法》对包括战略性新兴产业、信息软件技术产业在内的工业、建筑业、现代服务业等三类重点行业分类扶持，推出总部落户奖、办公用房补贴、企业培育扶持、企业人才入户、建设项目审批代办服务等8项惠企政策。

《若干办法》有两大亮点。一方面，创新对企业从落地到达产的全流程、全方位扶持。新落户白云企业符合申请扶持条件，承诺达产经济贡献达到相关标准的，可立即申请获得各项扶持，让新落户白云企业真真实实感受白云服务、白云惠企政策，扎根白云发展壮大。
同时，为新落户企业提供“扶上马、送一程、促发展”全心服务。政策加码助力新落户白云企业复工复产，为疫情冲击下受影响企业推出八项专属惠企政策，以实实在在的服务，纾解受困企业发展难题。

【总部落户奖】属于世界500强企业总部，补助最高2亿元。
【办公用房补贴】每年最高50万元，原则上不超过3年。
【企业培育扶持】可给予三年扶持，每年最高100万元。
【企业高管人才补贴】最多可申请12个指标，每个指标补贴最高100万元。
【企业人才入户指标】最多可申请7个指标。
【企业人才随迁子女入学指标】最多申请9个指标，如区重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则最多申请10个指标。
【企业人才绿卡、云聚英才卡】符合市人才绿卡申领条件的企业人才，推荐申领；符合云聚英才卡申领条件的，申请发放。
【建设项目审批代办服务】可享受工程建设审批咨询、帮办、代办等无偿服务。

其实，早在2018年11月，白云区大手笔出台六大惠企政策，初步形成了鼓励企业发展、提振实体经济的一套层次分明的政策体系。其中，还包含两个亿元奖励金“大礼包”，最高单项奖励可达到1.3亿元，以鼓励企业创新发展、做大做强。仅去年一年，白云区就兑现奖补2.6亿元，为企业减税降费38亿元。
据了解，白云区六大惠企政策不仅覆盖面大，而且指向精准，易于理解和操作。
◆“普惠10条”“总部10条”“培优计划”在申请奖励要求和奖励力度上形成阶梯式递进，即申请奖励要求逐渐提高、奖励力度也逐步加大。
◆“上市10条”“创新10条”“设计政策”分别在各自领域内为符合条件的“四上”企业提供奖励扶持，形成有效政策补充。

在此基础上，白云区惠企政策再加码。此次出台的《若干办法》，有效衔接了此前区内六大惠企政策，进一步吸引境内外优质企业与重大项目落户白云，增强白云区经济的创新力、竞争力，稳住经济基本盘。自此，白云区亦集齐“6+1”七大惠企政策，形成了一套既分梯度层次又兼顾重点领域的惠企“组合拳”。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白云区此次出台《若干办法》，有利于加强区内优质企业和重大项目的引进，对该区新引进的、对产业发展具有重要带动作用的总部企业和行业龙头企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七大惠企政策和8条复工复产有效助力企业复工复产补产，推动经济回归增长常态，对冲疫情对经济发展影响，应对目前经济下行压力。

白云区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区将充分运用好政策“工具箱”里的工具，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重点围绕产业平台、招商引资、项目落地、土地收储、服务保障等工作精准发力，吸引一批白云区经济急需的，能给白云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的优质企业（项目）落户、发展、壮大，推动白云区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柒』 面对经济下行的趋势，十三五关键应对措施有哪些

一．正确认识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采取坚决、果断的应对措施：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国内基础设施的大建设、对外出口的蓬勃发展以及居民吃、住、行排浪式大消费的开拓，中国经济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跃成为了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但这一切仅代表过去，如今受内外环境的影响及发展阶段的改变，中国经济出现了较大幅度地下滑，拉动经济运行的投资、出口、消费都不同程度地收缩，企业生产价格指数连续50个月下行，铁路货运量连续几年负增长，今年有二位数扩大的趋势，大批中小企业、奢侈品店，中高档餐馆、超市、小商铺倒闭歇业，大学生就业非常困难，经济衰退、企业倒闭会快速蔓延，极大地破坏生产力，危及人们的就业。政府的决策层决不能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沾沾自喜、麻木不仁，嘴上吐GDP，必须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大刀阔斧地全方位进行改革，以合理收入分配、促进全社会各阶层的升级消费、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共同振兴来作为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千方百计地止住经济的不断下滑。
从投资来看今年的形势很不乐观，由于拉动中国经济的两个最大发动机房产和汽车排浪式消费已进入了发展后期，低层次的产品供给相对过剩，今年出现了销售不畅，使得这方面的投资与生产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滑，加上其他工业领域、出口企业一般的产能都过剩，企业不愿意再投资，因此今年的投资减速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政府的债务已达到了GDP的230%，也没有能力大规模地搞基本建设投资来拉动经济。对出口来说，形势也不好,今年1-9月份我国的进出口总额同比下降了8.1%,其中出口下降了1.9%,出口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国际需求持续低迷、出口企业要素成本上升以及产业和订单转移到了东南亚、印度等新兴经济体所致.对消费来说，由于投资与出口不同程度下滑，显得消费拉动GDP的比重相对上升（并非消费蛋糕做大主动性地改变了经济结构，电商的消费增长也是挤占了实体店的消费市场所致），一般来说，经济规模缩小，消费不可能上升，一是企业的生产性消费会大幅下降，二是企业效益差了或者倒闭了，一部分工人被减了工资，另一部分工人则完全没有了收入，居民的终端消费是不可能逆市增长的。
三驾马车累了，跑不动了，中国经济该怎么办?向何处走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难题，十八届五中全会在中国经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的情况下制定了宏伟的奋斗目标，题目确实很大、很难，但我们不能退缩，必须认清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形势，找准问题产生的根源，集思广益拿出对策、杀出一条血路，制定出改革的关键性措施，确保宏伟目标的实现。
二．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关键性改革举措：
1.五年发展规划就象是一个国家今后一段时期经济发展运行的操作指导书，编制出接地气的十三五发展规划，让人们知道有劲往哪里使，是至关重要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农业、高端制造业、先进服务业与科技、教育、医疗、居民消费门类、档次等都是中国在十三五期间努力追赶的方向，国家要和老百姓讲清楚，中国经济遇到了什么麻烦，原因在那里?怎么样进行弥补?今后应当发展什么?限制什么?补什么短板?调什么结构?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一是居民消费因种种原因推动经济增长的比重过低，美国是70%，政府也不大干预市场，中国不足40%，在改革开放初期，大家缺少第一桶金的时候，居民储蓄率高是中国发展的红利，但到了工业化的中后期，随着各行各业的产能提升，企业的经营者也有了一定的资本积累，储蓄率再高就不对了，供需失衡经济无法可持续发展；二是正确的宏观调控缺失，大家象股市“抢”钱那样，一哄而上高负债重复投资、盲目发展，发展质量和效率低下，自身底子不厚一遇到风吹草动就玩不下去了。现在大家都认识到了这一点，提出要将扩大居民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那么十三五规划中一定要体现居民提高消费水平的实物量奋斗指标，比如老百姓的收入要番一番，住房面积不扩大，小汽车排量不提高，新的大消费不挖掘能番吗?接地气的十三五规划必须体现出十三五末的城市人均住房面积争取达到什么标准?汽车饱有量是多少?医疗设施达到什么条件?残疾人的就业如何得到保障?农村的水、电、气、通讯等基础设施达到什么水平?制订规划者不仅仅是文采闪耀的笔杆子，更多的是各行各业的行家里手，熟知中国经济发展深层次的矛盾和存在的短板，规划不能是云里、雾里空泛地光喊口号，必须说真话、办实事，定标准，有考核。一个有份量的、科学的发展规划能助推中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也使成千上万家企业找准了自己的投资方向、做到有的放矢；
2.在追赶式发展过程中各取所需、利用市场的吸引力借助外部的资金和技术优势来提升自己的发展水平是明智之举，笔者认为中国的发展才刚起步，人均GDP7800美金，不到西方发达国家的七分之一，在国内要做的事很多，追赶的空间还很大。中国老百姓的人均住房面积、装修标准、室内生活配套；百户高档住宅的拥有量；小汽车的普及率、车辆的排量等级；中西部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老百姓文化、娱乐、旅游、餐饮、保健、医疗水平、信息消费量等都不高；对西方发达国家私人很普遍的游艇、房车、狩猎、高尔夫球、私人飞机消费则更是空白，加上现代高新产业、现代农业、服务业的总体水平都比较低，核心技术还有很多没有掌握，要开拓的投资空间还很大，吸引外资帮助中国经济二次腾飞是当务之急，产能不严重过剩的企业没有理由丢掉本土都跑出去找机会（其实许多企业在外人生地不熟遇到了老狐狸吃了哑巴亏，投资还不如在国内）,作为国家层面来说，一定要在企业的项目审批、融资、税收减负、人才劳动力吸纳、技术市场专利成果转让、产学研对接、公平市场竞争、企业的销售环境改善等方面为企业做好服务；
3.消费拉动经济必须将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到广大老百姓的身上，中国必须排除利益集团的干扰，扎实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限高、整中、提低”培养出规模庞大的、热衷于在国内消费的橄榄型消费群体。中国不是避税的天堂，年收入超过20万元以上就应当大幅增加累进税的征缴额度，对重点人员属地化管理并建立税收台帐，对画家,演员,股票套现的小非,球星,教练、节目主持人、企业的CEO、垄断企业的中高管理层要分门别类地制定个税征收细则并实施具体的操作.建议对12万年薪以上的收入起征个人调节税，20万以上加大累进税的收缴力度，在中国挣钱，除了承担风险的老板，98%以上个人年收入都控制在60万元之内。中国足球在亚洲属二流球队，但球员的收入在亚洲名列前矛，许多球员的年收入高达七、八百万元，一个人吃了上千人的口粮，不符合全社会按劳分配的原则，税务部门不要啥也没看见，有义务制定规则去“杀富济贫”。对出了名，个人演出、广告代言年捞金数百万甚至数千万的明星，税收收缴特别严格，不仅委托代言和邀请演出的单位为其扣税，税务部门对其年度总的收入也要分级累进缴税。对偷逃税行为实施严厉的打击，目前看国家要振兴消费，必须对个人所得税法进行修订、补充；“整中”就是每个地区都应当参照当地出租车驾驶员、门卫保安、饭店服务员的收入水平并根据财政收支及经济发展的现状，按照一定的倍率相对公平合理地确定各级、各类公职人员的收入，3-5年调整一次。“整中”还有一个重要任务是削减公职人员，切实为企业减负，当经济形势发生了变化，一些部门人浮于事就应当精简、撤消，监督这种事最好交由纳税的企业代表去完成。“提低”就是将全社会的低收入群体纳入基本的社会保障，人人有饭吃、有基本的房子住、大病费用基本能报销。政府通过对农业的各种补贴、农民宅基地、农林用地等的确权后出租、提高土地集约化经营的效益，增加农民的收入，同时“整好中间”，提高城市人口对农副产品的购买力也是对农民收入“提低”有较大的促进作用。笔者建议目前对没有纳入保障的城乡65岁以上老人每月发放300元人民币的消费券，对残疾人有分类的帮扶政策，以提高底层老百姓的消费安全感，资金来源可以在增加收缴的个人所得税和暴涨的股市交易印花税中索取。

『捌』 如何应对经济下行压力下发展县域经济

坚持科学研判形势，理性面对困难。针对县域经济实际特点，切实研究经济下行对我县的深度影响。坚持查找问题要“把准脉”，解决问题要“对症下药”。准确掌握当前形势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科学估算财政收支能力，针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前做好预防工作。

坚持加强政企交流，增强企业信心。在主导县域经济实际情况，我县始终坚持“信心”就是生产力，以走访企业的形式进行深入沟通，不断增强企业信心。

坚持提升服务意识，强化服务实效。通过积极争取落实，帮助企业用好用足扶持政策、优惠政策，进一步降低了企业经营成本。

坚持投资带动作用，促进财政增收。多措并举，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力度。既要以推进项目实施为目标，以项目稽查为抓手，通过明确责任分工、及时协调解决存在的问题，大力推进项目工作有序进展；又要进一步扩宽融资渠道，着力推广PPP融资模式，从而形成对投资的拉动作用，实现对财政收入的“反哺”作用。

坚持财政杠杆功能，发挥调控作用。坚决贯彻落实各项财税改革制度，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坚持不断盘活存量资金，不断创新工作机制，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在确保资金安全和规范审批流程的前提下，加快财政资金拨付速度。

『玖』 三大传统货币政策工具及其作用机理

1、存款准备金率。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央行在传统货币政策的操作上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应对全球金融危机阶段（2008年下半年）、应对国内通胀压力阶段（2010年至2012年上半年）、应对经济下行压力阶段（2014年以来）。

在这三个阶段实施的货币政策最为显著的特征是，持续下调或持续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

2、公开市场操作。

在公开市场的操作品种中，值得一提的是中央银行票据，它是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短期债券，发行对象为商业银行等一级交易商。

央行通过发行央行票据可以回笼基础货币，央行票据到期则是投放基础货币。央行票据可以视为我国（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 的一项货币政策创新。

3、再贴现。

“新型”再贷款政策的主要特点在于央行要求商业银行提供合格抵押品，包括高信用级别的债券（国债、央行票据、政策性金融债券）、商业银行持有的优质信贷资产、地方政府债券等，而传统的再贷款是一种单纯的信用贷款，使央行面临潜在的信用风险。

(9)应对经济下行的工具箱扩展阅读：

存款准备金率的局限性：

1、存款准备金政策缺乏弹性。

存款准备金比率的调整所带来的效果非常强烈，中央银行难以确定调整准备金率的时机和调整的幅度，因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不宜随时调整，不能作为中央银行每日控制货币供应状况的工具。

2、由于存款准备金政策对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货币乘数及社会的货币供应量均有较强烈的影响，对整个经济和社会大众的心理预期等，都会产生显著的影响，因而存款准备金率有固定化倾向。

3、存款准备金政策对各类银行和和地区银行的影响也不一致。

由于超额准备金并不是平均分布在各家银行，而且银行的规模大小有差别，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不同，银行类别各异因此，存款准备金率“一刀切”式的变动对各家银行的影响就不一致，有的银行往往陷入严重资金周转不灵的困境。

『拾』 面对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作为普通人怎么办

一、经济运行仍处于合理区间但下行压力较大
受出口和投资两大需求明显回落的影响,一季度经济增长比去年四季度有所放慢,但仍处于合理区间内.经济增长和就业仍在下限之上.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GDP同比增长7.4%,比去年同期和去年四季度均回落0.3个百分点,处于7.5%左右的预期目标内.较为可喜的是今年以来就业形势较好.据广东省调查资料显示,企业用工好转,春节后员工返岗率为92%,比去年同期提高2.8个百分点.同时,物价增长小幅回落,持续在上限之下.一季度CPI同比增长2.3%,比去年全年回落0.1个百分点,明显低于3.5%的调整目标.
不容忽视的是经济增长下行压力确实在增大,最大的压力来自于房地产市场的调整.一季度投资增长比去年同期明显放慢同比增长17.6%,比去年同期回落3.3个百分点,比去年全年回落2.1个百分点.投资增长放慢最主要的原因是房地产市场的调整,我们估算,今年一季度房地产投资增幅回落拉动总投资增幅回落2.2个百分点.房地产投资明显放慢的原因则是因为商品房销售量的持续下降和投资房地产的资金增长放慢,这意味着房地产市场的“拐点”真的已经来临.这对投资和经济增长较大的内在压力.导致投资增幅放慢还有一个因素值得注意,即产能过剩问题导致生产价格持续下跌,一季度PPI同比下降2%,比去年同期和去年四季度的跌幅分别扩大0.3个和0.6个百分点,这对投资预期和企业效益增长都会产生不利影响.经济下行的压力还来自出口下滑,一季度贸易出口同比下降3.4%,意外的出现了金融危机以来的第二次负增长.出口负增长主要是受对香港转口贸易出口大幅下跌引起的,一季度我对香港出口同比下降31.3%,拉动出口增长回落6.5个百分点,剔除对港出口下降的影响,我国对其他地区出口还有所增长,但与全球经济总体向好的趋势是不相称的,出口增长形势严峻.
二、要正确看待经济下行压力增大
我们既要看到新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的“忧”,也要看到经济运行特别是经济结构调整的积极变化.
经济下行是经济步入长期调整期的一种自然反映,去年有,今年再有,明年后年可能还会有,主要是防止滑破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底线.金融危机以来,国内外各界都不适应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换档”的现实,容易产生过度焦虑情绪,甚至一些人或机构借此唱空中国,唱衰中国,认为经济速度放慢就是硬着陆.中国经济已进入只有靠转型升级才能保持持续健康发展的新阶段,中国经济必须经过一个较长时间的调整,才能获得新的发展动力,一味靠货币刺激政策保增长、稳增长,会适得其反,增长保不住,而结构调整被忽视.特别是我们要对房地产市场调整保持平常心,要防止出现过度调整但也要稳定房地产政策,不能遇压力就反调整.房地产市场调整是一种内在趋势,既要看到其增加经济下行压力的一面,也要看到其对经济转型升级有利的一面.
今年国际经济是向好的,但出口不升反跌,正是由于我们金融危机后的几年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调结构、促改革上,练内功,导致我国传统产品的竞争力下降、而新的竞争优势迟迟难以形成,结果使我们的出口增长面临“前堵后追”的不利局面.
新一届中国政府上任后改变了传统的保增长方法,把政策的重点放在调结构、促改革上,经过一年的实践,已取得积极成效.也正是如此,我们对经济下行压力不能反应过度,要看到目前经济增长速度尽管在继续下降,但也出现了许多积极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在提高.一季度反映宏观经济效益的财政收入增长较快,明显好于去年同期；反映微观经济效益的工业企业利润也保持较快增长态势.同时,居民收入增长稳中有升.
二是市场活力逐步增强.去年以来中央大力度推进的简政放权和工商登记制度改革,有效地激发了市场活力.据统计,今年一季度浙江全省新设企业数同比增长32.1%,新设个体工商户同比增长18.3%；安徽新登记私营企业数同比增长32.7%；广东新登记各类市场主体同比增长27.9%,其中私营企业数增长50.5%.
三是经济结构继续优化.从工业结构看,尽管工业增长有所放慢,但结构趋于优化.高耗能行业回落较为明显,汽车及装备制造业保持快速增长.一季度钢铁行业和水泥行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7.2%和10.3%,分别比上年同期回落3.4个和1.6个百分点.同期,汽车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等行业增加值增幅均有所加快.从区域结构看,中西部投资增长较快,区域结构继续改善.一季度中部和西部地区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0.2%和19.1%,分别比东部地区快3.8个和2.7个百分点.从服务业看,不仅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在持续上升,且服务业投资保持较高增长水平.2013年以来服务业增长持续快于第二产业,2013年占比上升到46.1%,首次高于第二产业的占比（43.9%）.今年一季度服务业继续保持增速高于第二产业的良好态势.一季度,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19.6%,比全部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幅高2个百分点.从需求结构看,内需中投资与消费增长协调性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增强.
三、有关政策建议
一般来讲,一季度经济形势并不能说明全年的走势,目前经济的小幅波动属正常范围.我们要对稳增长、转型升级充满信心,我们在内需增长和区域增长等的回旋余地很大.从去年上半年经验看,信心十分重要.当前,加强预期管理,增加市场信心,是做好宏观调控、把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的一个重大课题.同时,要高度关注经济运行中存在的普遍性、苗头性问题,做好应对准备.
一是可以对宏观经济政策做适当微调,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目前总体上要继续实行稳健货币政策.在当前通胀压力小的情况下,可适当降低基准利率,最好结构性降息,仅降至贷款利率,存款利率保持不变,以此降低企业负担,增加市场信心.同时,积极运用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加大金融对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支持力度,加强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鼓励和规范互联网金融与商业银行竞争,提高金融市场效率.
二是加大改革力度,进一步增强市场活力.加快落实简政放权年度计划,积极在全国推进工商登记制度改革,进一步增强市场活力.加快放松对各类服务业发展特别是社会组织发展的准入限制,进一步优化服务业发展体制和政策环境.加大新型城镇化相关改革的力度,推进“三个一个亿”的战略和政策的落实.
三是坚持着力调结构,挖掘内生动力.坚决淘汰落后产能,积极研究出台向国际市场转移过剩产能的支持政策.加大治理雾霾力度,把环境整治与结构调整、转变方式更好结合起来,加大对节能环保产业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积极发展服务业和新兴业态,加强保障房建设和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