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上海三北轮船 荷兰 诉讼 虞洽卿孙子
虞洽卿可以充分利用荷兰银行买办身份,在银行业借到更多钱,发展三北轮船公司。最初购“慈北”、“姚北”、“镇北”三艘轮船,航线上海至宁波、沈家门,...
虞洽卿（1867—1945年）名和德，字洽卿，出生在浙江镇海县慈溪镇伏龙山下一户贫苦的裁缝家里。7岁父亲病故，他与母亲方氏和3岁弟弟相依为命。家境贫寒，失去了读书的机会，村内同族的私塾老师虞世民，见虞洽卿聪明睿智，待人平和，认为此小孩将来必成大器，就免费收为学生，授传诵书习字，为虞洽卿后来在上海叱咤风云打下基础。虞洽卿发迹后，知恩图报，敬虞世民老师为上宾，使之安度晚年。
1881年，15岁的虞洽卿经祖叔虞庆尧的帮助，告别家乡，坐船来到上海学“生意”（当学徒）。他去报到的那天，走在半路上，天上突然下起了大雨，虞洽卿马上脱下母亲缝制的新布鞋，手捧两只鞋子赤着脚走进瑞康染料商店。店主奚老板见了哈哈大笑，双手拉住了虞洽卿的手，连声说：“好！好！”说起来也奇怪，奚老板昨夜做了一个梦，梦见财神爷手捧两只元宝走进家里来。今日见到虞洽卿的模样，正好与梦兆印证，乐得奚老板哈哈大笑。虞洽卿“赤脚财神”的故事，广传为佳话。
瑞康颜料商店的奚老板经过多次观察和考核，见虞洽卿头脑灵活，做事精明，决定加以重用，让他跟大伙计外出“跑街”（接洽业务）长长见识。有一次，虞洽卿来到一家洋行，看到一批生锈的颜料箱正要低价抛售，他细心地察看箱子，发现铁箱是海运中碰到水而生锈的，颜料质量没有受影响，他向奚老板汇报后，全部低价“吃进”，使瑞康颜料商店发了大财。虞洽卿做学徒，年底按惯例发给鞋袜费12元，可奚老板另外追加40元，破格提升他为“跑街”先生。
虞洽卿经常跑洋行，见洋人，虽然在工作生活中学会几句“洋泾浜”英语，但他看不懂英文，更不会书写英文。他利用晚上去英国人在青年会开设的夜校学习英文，在夜校里交结了许多外国朋友。通过刻苦认真的学习，虞洽卿能讲一口流利的伦敦口音的英语，并能读写英文，同时又学会了德语、俄语、法语，虞洽卿学习外语可说是天赋奇才。虞洽卿在瑞康颜料商店工作12年，为瑞康店尽心尽力，使颜料店在剧烈竞争中站稳了地位。商店事业有了进展，奚老板为拉拢虞洽卿，送他股份成为股东，虞洽卿承蒙老板栽培，出资200两银子，做了瑞康店的股东。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战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宝岛台湾被日本割占。那时候的上海，洋人气焰十分嚣张，越界扩展租界，清政府对洋人屈膝妥协，对百姓加重欺压。虞洽卿要想出人头地做一番大事业，还是要借助洋人，他跳出“瑞康”，请人推荐进入德商鲁麟洋行做“跑楼”（副买办）。虞洽卿在上海滩“人头熟”、“吃得开”，工作非常出色，深得洋行总裁的赏识。不久，被提拔为买办。中国人做买办除了高薪之外，最主要的收入是在为洋行买入卖出货物中收取Commission（佣金）。佣金是外国洋行对中国人做买办的一种奖励。虞洽卿在德商鲁麟洋行做了九年买办，集聚一大笔财富，开始投资闸北房地产业。虞洽卿牢记阿姆（母亲）的话：“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在宁波同乡中，他乐于助人，帮人排愁解难，尤其宁波籍的店主，经常在贸易中受到洋人欺诈，自己不懂英文，有理亦说不清楚。他们请“阿德哥帮忙”，阿德哥乐于帮助店主与外国人交涉，争取权利。虞洽卿名和德，宁波人叫他“阿德哥”。“阿德哥”名声大扬。1897年法租界公董局借口拓展马路，强制宁波同乡会设在上海法租界四明公所的殡仪馆和义冢墓地拆迁。法租界当局的做法使亡灵不得安宁，触怒了宁波人的愤怒。在中国土地上，中国人有权利保护自己的祖先，中国人，尤其大批在上海的宁波人，团结起来抗议法租界当局的拆迁决定。具有民族正义感的阿德哥虞洽卿当仁不让，协同四明公所，发动抗议示威，组织中国劳工，进行罢工斗争。在强大的人民群众坚决的抵制和斗争下，法国租界当局收回拆迁决定，法国领事馆立下石碑划定地产，保证不再侵犯，四明公所取得胜利。虞洽卿的大名在上海家喻户晓，成为商界的大亨。
1903年华俄道胜银行聘虞洽卿出任中国买办，首次进入金融业银行界，与高层洋人社会交往。在与外国驻华银行金融业务的交易中，虞洽卿精明干练，办事效率高，这使得银行界高级洋人对他有很好评语。1905年荷兰银行急需聘用熟悉中国社会情况的买办，在洋人的推荐下，荷兰银行重金聘任虞洽卿为中国买办，管理银行业务。虞洽卿尽心尽职为银行拓展业务，获得丰厚的利润，深受荷兰总行的信任，虞洽卿在荷兰银行任职22年，直至60多岁退休。
虞洽卿任银行买办时期，1900年中国北方爆发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英、法、日等组成了八国联军侵犯中国，攻入北京城，签订《辛丑条约》，1901年签约庚子赔款条约，赔款总额四亿五千万两银子。清政府急于支付各国赔款，筹措赔款，不得已向各国组成的银行团借款。华俄道胜银行、荷兰银行都参加筹款银行团，虞洽卿有机会参予借款的工作，与清王朝的皇亲大臣攀龙附凤，并进言建议如何谈判，受到清政府的重视。1906年慈禧太后颁布“预备立宪”，派端方、载泽等五大臣赴日本考察，虞洽卿被钦点随团出访。这使他对国外工商业有了进一步了解。回国后，他上疏慈禧太后，提出“列强利用银行来盘剥中国，制约中国工商的发展，为了振兴实业，挽回权利，必须创办中国人自己的银行”。这个建议被清政府采纳。虞洽卿邀集宁波籍的大资本家周金箴、朱葆三等人发起创办四明银行，资本150万两白银，清政府农工商部注册，中国第一家私人银行在1908年9月11日，英租界江西路上正式开始营业，虞洽卿被推为理事。
20世纪初，上海至宁波的水上运输被洋人太古轮船公司、东方轮船公司以及官僚经营的招商局轮船公司所控制，船票价高使宁波人非常不满意。虞洽卿见是一个很好的商机，他邀集严筱舫等人筹建一个股份制公司，每股5元，许多宁波人购买股票入股，共集资40万元，于1909年成立宁绍轮船公司，虞洽卿担任总经理。为了与外国轮船竞争，宁绍轮票价比其他三家轮船公司便宜，船员服务好，所以客运货运都很兴旺。英国太古轮船公司为打垮宁绍公司，把统舱票从一元降到三角，并送毛巾、肥皂，进行“亏本竞争”，使宁绍轮业务直线下降，无法维持。在危机时刻宁波同乡会组织船票维持会，筹集资金贴补支持，宁绍公司以低价票价和外商竞争，这种竞争“两败俱伤”。最后外国轮船公司与宁绍公司协议平衡船票价格，竞争中宁绍公司在航运业站稳脚跟。
三年后，虞洽卿与公司大股东因购买“甬兴轮”产生矛盾，退出宁绍公司。1913年他独资创办了三北轮船公司，资本20万元，总部迁到上海。虞洽卿的理财投资有独到之处，买船只要首付30%，航行后逐年付清船款，以船养船。买船以船作抵押，可以向银行贷款70%船款价，只要首付30%买船的现金，40%的钱可以作为公司的流动资金周转，买船越多，公司越有钱。虞洽卿可以充分利用荷兰银行买办身份，在银行业借到更多钱，发展三北轮船公司。最初购“慈北”、“姚北”、“镇北”三艘轮船，航线上海至宁波、沈家门，以及上海至镇江，所以称“三北轮船公司”。不久又以100万元买进荷兰造1320吨的钢壳轮船，航行于南北沿海大城市天津、大连、青岛、宁波、福州、广州和南洋各岛。1917年又创办宁兴轮船公司，购买了3439吨的“宁兴”轮，专营天津、大连至上海的航营业务。1918年12月虞洽卿出资盘进英商注册的华英合资鸿安商轮公司，购回英人的股份。盘进了“长安”“德兴”二艘船舶，以及仓库、码头，总资金45万元，改组为华商轮船公司。增加资本为100万元，新购“武林”、“之江”、“华威”三艘轮船，共计5604吨，继续营运长江、沿海及远洋航行。
虞洽卿认识到“航业之兴替，码头栈房为重要”。在1916年就建造鸿升码头堆栈公司。为了修理本集团公司的船舶，又建立了三北轮船公司机器厂，设有修船的船坞，还能制造小型轮驳、趸船及其附属设备。
从1914到1921年，三北集团已形成了三北、宁兴、鸿安轮船公司，成为拥有18艘大轮船和行驶浙江沿海的45艘小轮船，以及码头栈房、船舶修造的联合企业，资本320万元，轮船码头堆栈、工厂资产700万元。三北集团成为中国最大的华商航行集团。
20世纪初，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动荡不安，政局变幻莫测。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的清王朝，袁世凯篡夺革命成果，孙中山领导第二次革命，护国运动反对袁世凯称帝，袁世凯死了，北京出现北洋军阀政府。北洋军阀直系、皖系、奉系三派为了争夺北京政府权力和地方割据势力，长期混战，永无宁日，人民朝不保夕，国土四分五裂。在这样的政局动乱时期，中国民族资本家为了保护自己创立的工商业，为了应付军阀、官僚和地方黑势力，心态非常复杂，他们具有基本的爱国、爱民族的精神，要求国家统一、富强。另一方面为了生存，保护自己的工商业，借洋人势力，与军阀、官僚拉关系。他们知道“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道理，又要借洋人势力压军阀，借老百姓的力量压制洋人侵略扩张。虞洽卿从小接受传统的爱国主义教育，在十里洋场租界里成长，受到西方民主思想的熏陶，经历过戊戌变法思潮，接受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洗礼。在与洋人长期交往过程中，他了解了洋人租界当局如何统治租界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说虞洽卿有了自己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处世的人生哲学。1911年虞洽卿支持辛亥革命，提供房屋供同盟会秘密活动，派人保护同盟会上海负责人陈其美的安全，提供活动经费8000银元，动员商团武装参加上海起义。辛亥革命胜利，成立南京临时政府，虞洽卿以上海总商会的名义募捐百万多元以资解决临时政府的财政困难。孙中山先生非常感谢上海财团虞洽卿等人的支持。
辛亥革命失败后，虞洽卿卷入军阀斗争的旋涡，支持直系军阀段祺瑞北洋政府。段祺瑞北京政府1924年聘他出任上海总商会会长和全国商会副会长。1925年5月，日本内外棉七厂资本家开枪打死共产党员顾正红，打伤10多位工人，这一暴行激起上海人民的无比愤怒，中共中央决定把工人运动和市民反对租界当局的斗争结合起来，举行反帝示威斗争，5月30日，上海各校学生2000多人，在南京路老闸捕房门前示威，提出“抵制日货，爱用国货”“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口号。英国巡捕向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死伤数十人，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中共中央决定组织反帝统一战线，发动“三罢”斗争。上海20万工人实行总罢工，5万学生罢课，大多数商人罢市。上海成立反帝运动领导机关工商学联合会。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激于义愤，尤其认为抵制日货，爱用国货是“有利”民族工业发展的爱国运动，于是他率领商会参加反帝斗争。20万工人罢工，重要的是解决工人和家属100万人的生活问题。总工会李立三与总商会虞洽卿协商，做到“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相互支持，坚决进行反帝斗争”。以总商会名义公开登报，致电各大城市的商会、爱国人士、侨商侨胞，呼吁募捐支持上海反帝斗争。虞洽卿领头捐出巨款，上海各界纷纷捐款，各地工商界人士、华侨以及国际工人组织的捐款源源而来。仅10多天，汇集到上海总商会的捐款达237万多元，有力地支持了“五卅”反帝运动。
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威逼利诱民族资产阶层，对虞洽卿施压。虞洽卿表示“决向各商劝导早日开市”、“设法改善局势”，商会专门成立了“五卅委员会”，提出的13条与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17条分庭抗礼。修改后的13条删去了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陆军等4条，这是帝国主义难以接受的条款，商会作出暂时妥协，但保留了维护中国人的民权，抚恤死伤工友；惩办肇事的英国警官与枪杀中国工人的日本资本家；改善工人的工作条件；增加工人工资，罢工工人给予生活费补助等。条款送租界交涉署，转交各国驻沪领事团。帝国主义各国一致认为为了保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可以在民权上经济上作出重大让步，同意上海总商会的条件。为了保存力量，满足工人提出的经济要求，中共中央决定逐步复工。五卅运动形成了反帝斗争的新高潮。
1924年，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使之成为国共合作的基础。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建立了国民革命军，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1925年3月，伟大的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逝世后，广东国民政府成立。1926年，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蒋介石任北伐军总司令，两湖战场歼灭吴佩孚军队主力，攻克武汉。江西战场歼灭孙传芳军队主力，攻占南昌。东路北伐军攻克福建，占领杭州，前锋直逼上海。北伐战争胜利进军，促使了上海商界头面人物虞洽卿与国民党军事特派员钮永建的见面，商议推翻孙传芳在上海的统治，夺取政权。虞洽卿主要为了报复孙传芳取消了他的上海商埠帮办和上海总商会会长职务，所以极力联络共产党，发动民众暴动，夺取上海政权。中共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主张建立从资产阶级到工人的联合战线，发动工人武装起义。陈独秀讲：“无产阶级避免领袖地位。”“即使起义成功，工人可不参加政权，”“我们只求得民众自由。”陈独秀主张：“我们现在可以有两个领袖，钮永建是军事的、虞洽卿是民众的领袖。”虞洽卿等筹集起义的经费，支持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3月22日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经过28小时战斗，取得了胜利。陈独秀在活动分子大会上发表演讲：“我们看清楚了无产阶级的力量。大资产阶级是不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对革命是赞成的，但自己是不干的，所以中国革命只有无产阶级出来担任。”大会产生了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执行委员会19人，共产党人有9人，占多数，无产阶级掌握了上海市政权。钮永建、虞洽卿是执行委员。不久，资产阶级代表6人声明辞去市政府委员，与无产阶级分道。
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胜利后不久，蒋介石以北伐军总司令身份到达上海。上海财团虞洽卿、钱新之等十分担心上海被共产党和工人掌握，他们把自己的命运挂到蒋介石的战车上。虞洽卿于1920年2月1日创办了中国以股票为龙头的第一家综合交易所——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任理事长。一般交易所的买卖是由经纪人经手代办的。此时，蒋介石、陈果夫、戴季陶等组成的“恒泰号”，是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经纪机构之一。蒋介石等成为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经纪人，进行各种证券及棉纱的投机买卖。蒋介石赚到了大钱。1921年夏秋时，交易所突然崩盘，股票大跌，1922年2月蒋介石变成穷光蛋并负债累累。当时蒋介石参与策划大闹上海证券交易所，妄想侵吞日商100万元汇款。虞洽卿为此请“大亨”李征五帮忙，最后由金融界大亨叶琢堂出面调停，虞洽卿由交易所拿出6万元给蒋了事。蒋介石拿着自己分到的钱，结束了在上海的经济投机，赴广东投奔孙中山。
蒋介石衣锦荣归上海，深知上海的实际控制者不是官府，而是大商人和黑道青洪两帮的老大。蒋介石的势力要在上海和全国站住脚跟，就必须得到上海大财团的支持，得到庞大军费和政治活动资金。蒋介石到达上海即向欧美各国表示：“国民革命军是列强各国的好朋友，决不用武力来改变租界的现状。”3月26日晚，蒋介石接见了上海商会联合会主席虞洽卿，蒋表示：“直鲁联军完全撤至长江以北，北伐军攻占南京。”“我对收回租界问题，决不诉诸武力，希商界放心。”虞洽卿得到蒋介石保护有产者的保证，以商会联合会主席的名义，向银行、钱庄业摊派300万元交给蒋介石，商业联合会“自动捐助”500万元，支持蒋介石“4·12”政变。
“阿德哥”虞洽卿身兼全国工商协会会长、上海总商会会长、上海航业公会主席、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理事长、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主席、工部局华董、万国商团中华队公会会长。“在商言商”，不涉及政界，作为一个近代民族工商业家，他所代表的民族资本家利益，势必同外国资本有经济上的矛盾。他处于旧中国的社会里，担任多年买办，“则因职务关系，与外人日益接近，对于外人性情习惯，莫不了然于胸，由是，有事交涉，辄能不卑不亢，洞中窥要，以自维其大国人民之气概。”社会是培育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学校，在民族、国家的问题上，能表现出一个人的良知与气质。民族资本家有软弱妥协的一面，虞洽卿在五卅运动中能参加斗争，积极募捐支持工人罢工斗争，但在关键时刻考虑有资者的利益，与帝国主义妥协，平息斗争。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虞洽卿从资本家立场出发，为了推翻直鲁军阀孙传芳与中共谋划上海民众暴动。武装起义胜利后，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他就辞去市政府委员，投靠蒋介石，谋求在国民党政权的扶助下发展企业。
1927年以后虞洽卿从荷兰银行买办退休，集中精力经营航行事业，成为上海的大闻人。1936年虞洽卿的70大寿，由上海市第一特区（公共租界）市民联合会主动发起。经过工部局董事会开会讨论，虞洽卿为“维系和推动中外关系”做出贡献，会议一致通过以虞洽卿之名来重新命名“西藏路”的决议，改西藏路为虞洽卿路。
抗日战争爆发后，虞洽卿断然拒绝出任上海伪政府市长，顶住日本特务机关和汪伪政府的威胁。抗战时期，租界人口激增，粮食短缺发生恐慌，为了平稳粮价，稳定社会，工部局决定让虞洽卿筹措粮食。虞与意大利商人泰米那齐合伙组织了中意轮船公司，轮船挂意大利国旗，意大利是日本的同盟国，所以往西贡、仰光等地运米到上海的轮船，不受日本海军干涉。解决了租界缺粮的危机。实际上虞洽卿每次运粮都私留出一定吨位给自己装米，返沪后米高价流入黑市，他从中赚了500万元。
1941年春，战争局势紧迫，虞洽卿告别上海乘船赴香港，1942年转到重庆。76岁的虞洽卿，在重庆与王晓籁等组织了三民运输公司，购买了300辆道奇卡车，从缅甸、仰光等运送五金配件和机器，供抗日战争军需民用。
1945年4月26日，虞洽卿因患急性淋巴腺在重庆逝世，享年7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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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 关于宁波的历史
宁波历史
宁波历史十分悠久。早在七千年前，人类先民就在此繁衍生息，创造出了灿烂的河姆渡文化。春秋时
期，宁波一直为越国辖地；战国中期以后，宁波为楚国所据。公元前222年，秦始皇平定江南，置鄞、鄮
、句章三县，属会稽郡。
两汉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三县辖地未变。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三县与余姚合并，名为句章
县，县治置于小溪（今鄞县鄞江镇），仍属于会稽郡。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改置鄞州，定州治于
三江口；武德八年（公元625年）改称鄮县，属越州，县治复置小溪。唐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设明
州，下辖鄮、慈溪、奉化、翁山4县，州治在小溪。唐长庆元年（公元821年）明州州治由小溪迁往三江口
，并建城筑池，为日后宁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明朝建立后，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为避国号的讳，改称明州为宁波。从此宁波之名沿用至今。
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设宁绍道台，驻宁波。1927年划鄞县城区设宁波市。
1949年5月浙东解放，鄞县城区建置宁波市。1986年宁波列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
宁波人在北京经营的名店———同仁堂。“宁波帮”，泛指旧宁波府属的鄞县、镇海、慈溪、奉化、象山
、定海六个县在外地的商人、企业家及旅居外地的宁波人。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商
人都涌向经济较发达的城市经商，形成了商帮，当时较著名的商帮有“广帮”、“徽帮”、“闽帮”等，
但有些商帮逐步衰落，销声匿迹，而“宁波帮”历久不衰，不断发展、壮大，尤其是在港、澳、台等地的
“宁波帮”企业家，更是举世闻名。
肇始———壮大———鼎盛：宁波帮的发展
1 . “宁波帮”的肇始时期。宁波，地处东海之滨，居全国大陆海岸线中段，海道辐辏。宁波有众多
的优良港湾，从宁波港起航，商船可借助海潮和风力往来南北，是我国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陶瓷
之路”的出发港，在秦代商贸活动已相当活跃。唐时，宁波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外贸事业颇为
兴旺，唐开成四年至天佑四年( 8 3 9 —9 0 7 年) ，中日往来贸易船舶3 7 次，其中通过明州( 宁波)
放洋，有确切记载的达7 次，唐会昌二年( 8 4 2 年) 至咸通六年( 8 6 5 年) ，海商李邻德、张支信、
李延孝分别率领商帮从明州望海镇( 今宁波镇海) 出发，7 次赴日本进行商贸活动，每次去的人数在5 0
人左右，规模颇为可观。日本的遣唐使节、留学生及高僧等也从宁波口岸入唐。北宋淳化六年( 9 9 0 年
) ，宁波设市舶司，同广州、杭州的市舶司合称为“三司”，除与日本继续交往外，与朝鲜的往来显著增
加，专设高丽使馆，沿途设有“航济亭”、“高丽亭”，接待朝鲜的使者和商人。南宋时，又与真里富(
今柬埔寨) 、占城( 今越南) 、�婆( 今印尼) 、大食( 今阿拉伯) 等国进行贸易往来。元时，设庆元(
今宁波) 市舶提举司，直隶中书省，海运事业
非常兴旺，海运户达1 0 0 0 余户。明朝和清康熙二十三年( 1 6 8 4 年) 以前，较长时间里实行海禁，
宁波的合法海外贸易一度停滞，但走私商贸活动仍非常活跃。在明末清初期间，宁波商人向北京及沿江、
沿海的城镇发展，在北京的宁波商人，经营的主要行业是药材和成衣。明崇祯年间，宁波的药材商在北京
建立起“鄞县会馆”。清初宁波商人又在北京建立“浙慈会馆”。乾隆、嘉庆年间，宁波商人在汉口建立
了“浙宁会馆”。在清嘉庆二年( 1 7 9 7 年) ，宁波在沪商人钱随、费元圭等发起募捐，筹建以行帮为
基础的“四明公所”。道光十一年( 1 8 3 1 年) ，又有方亨宁等发起重修，这时期的“四明公所”以办
理同乡善举为主。咸丰三年( 1 8 5 3 年) ，得到镇海大商家方仁照兄弟捐巨款又进行重建，作为同乡集
会之所，“四明公所”把上海的宁波人集合起来，在上海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上述这些，标志着宁波
作者： 60.179.156.* 2006-6-12 11:56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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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宁波历史
商帮已开始形成。
2 . “宁波帮”发展壮大时期。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势力入侵我国，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
上海被辟为通商口岸，上海以其地处长江流域终点，腹地深广，交通便捷的优势，逐渐成为全国内外贸易
的中心，各省商帮都云集上海，宁波商人以甬沪交通仅一水之隔的优势，大批涌入上海，据估计清末在上
海的宁波人已达4 0 万人。他们当中，既有地主、商人，也有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城市居民、苦力者
，他们在上海经营南北洋的埠际贸易及颜料、钟表、粮油、海味、煤炭、棉布、药材、西药、棉纱、银楼
、五金、机械等行业，并经销洋货，开展对外贸易。上海最早受外商雇用的洋行和银行的买办多数是宁波
人。有些宁波商人既是金融买办，又是贸易买办。宁波商帮在我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经济中急剧
崛起，形成自己的实力地位。成为我国民族资本的一支重要力量。宁波商人基于发展需要，在上海相继组
成各种行业小团体，在商业行帮中有同善会( 渔业) 、崇德会( 海味业) 、济安会( 酒业) 、永兴会( 南
货业) 、敦仁堂( 猪业) 、喻义堂( 药业) 、诚仁堂( 肉业) 、永济堂( 洋货业) ；手工业行帮有长寿会
( 石作业) 、年庆会( 木业) 、同义会( 银匠
) ；劳工团体有四明长石会、水手均安会等。这类小团体具有同乡和同业的双重结构，它以维护帮会利益
、互济互助为目的，是“宁波帮”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宣统
元年( 1 9 0 9 年) ，在上海的宁波商人筹建四明旅沪同乡会，成为上海最早的地域性同乡会组织，1 9
1 0 年改名为“宁波旅沪同乡会”，作为同乡人彼此交往、相互照应、休戚与共、同乡人谋取共同利益的
自治社团组织，又是联络旅沪宁波人的纽带。1 9 2 0 年—1 9 3 5 年间，还分别建立了镇海、定海、奉
化、象山等地以县为单位的旅沪同乡会。从“宁波帮”在上海商界举足轻重的地位到集合同乡力量的组成
，标志着“宁波帮”趋于成熟阶段。
3 . “宁波帮”的鼎盛时期。民国时期，“宁波帮”臻于鼎盛阶段。随着财力的积聚、业务的扩大、
人员的增加，“宁波帮”以上海为基地，将活动地域伸向汉口、天津、苏州等大城市。1 8 5 8 年汉口开
埠，宁波商帮很快向汉口扩展，汉口成为上海以外宁波商帮较集中的地区，主要经营水产、银楼、航运、
火柴、水电、杂粮、洋油、五金、银行等行业，其中石油行业几乎全部被宁波商人所占，长江夹板船航运
业皆属宁波商人所经营。有许多宁波商人还充任洋人在汉口的洋行、银行的买办。在天津的宁波商人，远
在清中叶闭关自守时代，就经营航运业，代清廷南粮北运及民间的南北货运输，以6 艘船为一小队，1 0
艘船为一大队，成群结队往来于宁波、上海、天津之间，最多时达六七十艘，主要经营户为鄞县的秦氏、
吴氏，慈溪的孙氏、董氏，镇海小港的李氏、乐氏。天津开埠后，宁波商人进一步向天津发展，1 8 4 0
年以后，宁波帮在天津的势力日益扩大，在天津建立上海的分支机构。除继续经营航运业务外，还在天津
开展进出口贸易、银行保险业、绸缎呢绒业、金银眼镜业等。民国时期，在天津商业中心劝业场一带有不
少名店，都是宁波商人经营的。一批实力雄厚
的宁波商人，分别在天津开设钱庄、金店、绸缎庄、五金商号、洋行、房产公司、轮船公司等，还代为洋
人在天津经营猪鬃、皮毛、山货、棉花等进出口业务，成了洋人在天津的买办。
开拓———创业：足迹遍布全球
从“宁波帮”的活动地域看，宁波商人的开拓创业精神的确令人惊叹。从《鄞县通志》记载的旅外同
乡会的情况看，宁波商帮的主要活动点除上所述外，还有南京、杭州、苏州、常熟、温州、无锡、扬州、
徐州、芜湖、南昌、沙市、长沙、重庆、厦门、汕头、青岛、烟台、郑州、大连、沈阳、临海、兰溪、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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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宁波历史
德等地。宁波人所到之处，那里的商业活动就繁荣起来。宁波人在各地还经营了许多名店、大店，如北京
、天津、上海等地的同仁堂、童涵春、蔡同德等著名药铺，亨得利、亨达利钟表店，都是宁波人经营的。
宁波大慎木行金廷荪在福建设坐庄，置有宁波南船和大北船各三四十艘。在上海经营五金机械进出口业务
的，绝大多数都是宁波人，仅叶澄衷( 镇海人) 一人，就在上海开设了老顺记、南顺记、义昌顺、新顺记
、瑞昌顺等5 家。虞洽卿( 镇海人) 、朱葆三( 定海人) 等集资创办宁绍、三北、鸿安、长和、永利、永
安、舟山等轮船公司。这些轮船公司，由于得到上海等沿海口岸和长江各埠“宁波帮”的大力支持，在外
国轮船公司的倾轧下，不仅屹立存在，并且有所发展。仅三北轮船公司的船只曾占全国民族航运业吨位的
1 / 7 。“宁波帮”还创办了我国第一家机器
轧花厂、第一家榨油厂、第一家火柴厂、第一家机器制造厂和第一家银行，为我国近代经济的发展，作出
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宁波帮”不仅闻名于国内，且足迹遍布全球，在世界各地，凡有宁波人聚居的地方，就可找到“四
明公所”、“宁波同乡会”之类的组织。如新加坡宁波同乡会，其会员每月聚会一次，4 0 余年来从未间
断，他们的后代，至今乡音未改。目前，宁波旅居海外的华侨、华裔和港澳同胞有7 . 3 万人，遍布香港
、澳门、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等5 0 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世界各地也
涌现了一批善于经营的“宁波帮”企业家。包玉刚( 镇海人) ，原在上海一家银行工作，到香港后继续经
营银行和航运，1 9 5 5 年以7 7 万美元购买8 2 0 0 吨旧油船1 只起家，开创航运事业，经过2 0 多年
的努力，至1 9 8 0 年3 月，已有船舶2 0 2 艘，2 0 5 3 万吨，在世界各大港埠设有2 0 余家子公司或
代理公司，包玉刚成为当时世界上拥有船只最多、吨位最高的“船王”。香港1 0 大首富中“宁波帮”占
了3 个。
商会———冒险———乡情：历久不衰的秘诀
“宁波帮”之所以能历久不衰，力压群雄，成为上海诸商帮的巨擘，它有以下3 个主要特点。
一是，上海总商会是控制上海金融贸易和影响全国商业的商人团体，“宁波帮”能获得较快发展，称
雄商界，一个重要因素是上海自有商会组织以来，基本上由“宁波帮”掌握着上海商会的实权。他们还通
过银业、钱业两公会，控制和影响上海工商界各业公会。1 9 0 2 年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成立，首任总理是
慈溪人严信厚，1 9 0 4 年改称上海商务总会，严又继任会长。从1 9 0 2 年—1 9 4 6 年的4 0 余年期
间，“宁波帮”中的一批头面人物在上海商会中任职的有：朱葆三( 定海人) 、周晋镳( 慈溪人) 、虞洽
卿( 镇海人) 、秦润卿( 慈溪人) 、宋汉章( 余姚人) 、李厚佑( 镇海人) 、傅筱庵( 镇海人) 、袁履登
( 鄞县人) 、俞佐庭( 镇海人) 、励树雄( 镇海人) 、方椒伯( 镇海人) 、金润庠( 镇海人) 、盛丕华(
镇海人) 等人。“宁波帮”中这些人物能在较长的时间里控制上海商会，反映了“宁波帮”在上海商界的
地位。另一方面，“宁波帮”在上海经济界拥有相当权力的商会中任职，保护了宁波商帮的利益，促进了
“宁波帮”在上海的经济发展。
二是，“宁波帮”所以能闻名于世，这与宁波商人富有开拓冒险精神有关。如“宁波帮”原来掌握着
沙船业，镇海的李也亭、慈溪的董耿轩家族都是以沙船业起家发财。鸦片战争后，轮船兴起，宁波商帮仍
抓住航运这个优势，发展轮船业，虞洽卿、方椒伯、袁履登等兴办宁绍轮船公司，虞洽卿独资办三北轮埠
公司，敢于同外轮竞争。三北公司总吨位达9 万吨，为当时我国三大民营轮船公司之一。上海的钱庄业，
“宁波帮”势力最大，9 个主要钱业资本家家族集团，“宁波帮”就占6 个。但后来感到钱庄久居外资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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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宁波历史
行的附庸地位不妥，1 8 9 7 年由严信厚、叶澄衷发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虞洽
卿、李云书等筹办了四明银行。后来实力较强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以及
垦业银行等都由“宁波帮”所掌握，实现了从落后的钱庄业到先进的银行业的转变。镇海人方液仙，不愿
继承方氏家族祖业，吃现成饭，而去搞化学工业，父亲反对，不给资金，母亲和舅舅给的钱全部赔光，都
没有动摇他搞化学工业的决心，从而创办了中国化学工业社。从经营的行业上看，“宁波帮”经营了许多
新兴的行业，如经销五金、颜料、洋油、洋布、西药等畅销货。还有许多宁波商人从事进出口贸易。这一
切都反映了宁波商人能审时度势，及时开拓新的领域，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三是，宁波商人重乡情乡谊，同乡扶助观念特别强，能风雨同舟，共同抵御经营风险。如宁波商人合
资创办的宁绍轮船公司，与英商太古公司和法华合资的东方公司抗衡。当时票价斗争十分激烈，宁绍轮一
开航，就在船上挂牌“立永洋5 角”，以示永不涨价。同时减免货运费，这样一来大家争着去乘宁绍轮，
使太古轮乘客锐减，有时甚至放空。资本实力雄厚的太古公司，把票价从1 元降到3 角，以图压垮宁绍轮
，大批旅客又涌向太古轮。资本微薄的宁绍轮入不敷出，难以维持。紧急关头，宁波商帮的方樵岑、朱葆
三、秦润卿等组织了航运史上罕有的“航业维持会”，集资1 0 余万元。给宁绍公司每票补贴2 角，使宁
绍公司也能以每票3 角的低廉价格与太古公司竞争。同时，虞洽卿还发动同乡会会员，让货物尽量交付宁
绍公司承运，使宁绍公司和外轮竞争中取得胜利。宁波人还有“爱乡而又不恋故土”的特点。宁波人外出
经商自古有之，一般男孩到十四五岁，家中就挽亲托眷找人介绍职业，到外地商店、工厂当学徒，否则就
会被人视为没有出息而遭受非议。男子背井离乡出门到外地，父母也不因恋子之情而加以阻拦。学徒3 年
备受艰苦，故在外经商、务工多有所成就。许多“宁波帮”的著名人物，如虞洽卿、叶澄衷、秦润卿、盛
丕华、金润庠等，都由亲戚、同乡介绍当学徒而发迹致富。
民谚说：无宁不成市，阿拉（我）宁波人做生意头子活络，不管是千里路，不管是万里远，只要有市面，
都有宁波人。
在上世纪，在中国，有十大商帮，而这
十大商帮中，“宁波帮”是一大劲旅。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人做过一次调查，旅居上海的外来移民中
，以广东人和浙江宁波人最多。在这些移民中出现的有
影响的工商界人物，广东帮占一成，其他各帮占二成，而宁波帮占了七成！宁波帮在工商业、金融业等领
域不但影响了江浙、上海的进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影响
了中国工商业、金融业的进程。 被称之为“宁波帮”的，是一个什
么样的“地域群体”呢？岁月的风尘肯定已经湮没了太多的历史细节，但有一个数字仍足以引起人们长思
。1920年，上海公共租界共有华人68万，而其中宁波
人竟占40万人之多。以上海作为一个最大的集散地，宁波人，宁波帮，这群从小闻惯了海风腥味的人们，
这一传统儒学教化之下的新兴商帮，带着商人的精明开阖
却不失书生的道德操守，完成了从传统商业到现代商业的转型，真正在中国的近代经济舞台中脱颖而出。
一
在海外的宁波帮中，包玉刚是一位有号召力的人物。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
北京会见了一位香港来的客人，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世界船王”包玉刚。
1984年8月1日，邓小平说过一句对后来影响深远的话：“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
在邓小平的讲话鼓舞下，包玉刚行动起来了，他无偿捐资1000万美元建了一座饭店。对此，他没有别的要
求，只要求用他父亲的名字命名“兆龙饭店”。邓小平为饭店题写了店名，这在邓小平一生众多的题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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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宁波历史
，为一家饭店题写店名并不多见，足见邓小平对此事的看重。
而在众多的捐款中，也许人们记忆最为深刻的是他为家乡宁波捐资兴建宁波大学。
1984年月12月19日，是个大吉大利的好日子。这一天，中英两国正式签订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也
就在这一天的晚上，包玉刚与当时的宁波市长耿典华签订了筹建宁波大学的正式协议。这真是历史的巧合
。
1985年10月29日，宁波大学破土动工，仅用了13个月，新建的宁波大学就迎来了她的开学典礼。
邓小平的重要讲话，包玉刚的率先垂范，这对海外宁波帮不啻是巨大震动。赵安中、曹光彪、李达三、顾
国华、汤于翰、黄庆苗、朱绣山等一大批海外“宁波帮”纷纷捐资，包氏家族也继续出资捐建宁波大学。
一个在故乡办学的热潮，在海外的宁波帮中蔚然成风。
今天，当人们走进宁波大学的校园，你会发现这座优美的校园称得上是“捐资助学博物馆”。每一幢楼都
诉说着宁波帮人士对“百年树人”的深刻认识；铭刻着宁波帮人士对家乡的赤子情怀。“要真正富裕起来
、强大起来，就靠教育，就靠人才”，这正是他们的共同认识。
宁波大学的成长，宁波帮的慷慨助学，
激发了更多的宁波有识人士办教育的热情。宁波万里教育集团又走出了一条中外合作办学的新路子。
2004年4月15日，浙江万里学院与英国诺丁汉大学联合举办的宁波诺丁汉大学在宁波举行了奠基仪式，这
是中国第一所独立设置的中外合作大学，从此中国的
学子们可以在家门口直接“留学”世界名校了。 二
宁波人办教育是有传统的。它又与一位年轻的改革家王安石名字连在一起。正是他指给了宁波人又一条出
路。
1047年，也就是北宋庆历七年的秋天，27岁的年轻知县王安石从今江西临安风尘仆仆地踏上了宁波的土地
。
王安石是一位十分执著而务实的人，他把离衙门不远的一处破旧的庙宇改建为县学，并亲自从深山寻找到
五位知书识字的老先生出山执教。这五位人物，便是日后在浙东学术史上著名的“庆历五先生”。
宁波文化的种子播种发芽了。从此宁波有了作为学子科举考试的专门场所“考试院”。十余年后，当王安
石以参知政事的身份为宋王朝部署改革的时候，宁波的第一代进士也产生了。那些农人商民的孩子经过十
年寒窗开始成才，不久，即产生了宁波历史上的第一位状元。
这些原本安放在宁波孔庙里的历代的儒学碑，无不颂扬着王知县当初的开蒙之功。王安石的意义并不在于
使少数的民间子弟通过读书做官而从闭塞的小城走向全国，他的更为重要的影响恰恰在于他从此倡导了一
种价值取向，形成了一种耕读传家、商儒并生的传统。
宁波人士诸孟家说：“我太公就是对我们讲不能求官，只能求学，有学才可以以后经商。你没文化我跟你
做生意做不来的。就是以前毛泽东讲的没有文化的军队就是愚蠢的军队。我那祖宗也是这么讲，有文化我
们就能走遍天下，就可以经商。”
这以后宁波出了2432名进士、12
名状元，出了数万名举人和数十万名秀才童生，更为重要的是，王安石开创的那种“田家有子皆习书，士
儒无人不织麻”的社会氛围，那种尚文尚礼、崇信崇义的地
方文化精神，成为了一代代宁波人人格理想的精神支柱。这以后，从宁波走向全国的基本上就是两种人：
商人和学人。 所以，从19世纪末以来，包括包玉刚在内的众多宁波帮一直都盼着在自己的家乡有一座属
于自己的大学。但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他们美好的愿望始终未能实现。只有在新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年
代，包玉刚们的抱负才得以实现。
三
唐宋（618-1279）以来，宁波人向外拓展的目光开始转向中国漫长的海岸线。假舟楫之利的宁波商人，开
始与日本、高丽、东南亚沿海国家有了贸易往来。而与宁波毗邻的上海，更成为他们活动的主要区域。
当三北盐碱平原的第一批先行者渡过杭州湾来到上海的时候，黄浦江边还仅仅是一大片滩涂地，一个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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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宁波历史
的县城蜷缩在今天的南市。
三江汇流的宁波，是中国最早开放的贸
易口岸之一。开放带来的商业文明，使宁波人拥有了一种闯荡天下的勃勃雄心。耸立在宁波江滨老码头上
的雕塑，成了这座城市某段历史的注脚。它所表现的，正是
印记在一代代老宁波记忆里最常见的情景。当地的口语，向来把外出经商形象地称为“跑码头” 。 当时
民歌唱道：“大海泱泱，忘记爹娘。”早期的宁波商人，正是沿着一条“沙船之路”驶向了上海。
沙船是当时的南方最常见的一种商船，尽管这种只有三尺阔的平底木驳船，常常经不起海涛的颠簸，但与
走西口的山西人相比，“跑码头”的宁波商人，却似乎少了一些悲凉，多了一份放达。
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夕，已经有很多宁波商人走出故乡的四明山，来到隔海相望的上海。在那个交通并不
快捷的年代，乡音成了游子心中最温暖的慰藉。1797年，宁波人在上海的第一个同乡团体“四明公所”建
立了。
对于当时旅居外地的宁波人来说，组织
同乡团体不仅仅是出于一种自然的乡情纽带，更是出于一种生存的需要。1819年，宁波籍的号商和船主在
上海建立了“浙宁会馆”，而在上海干手艺活的宁波籍
下层民众，也本着“亲帮亲，邻帮邻”的互助精神，于1831年建立了“水木业公所”，会众基本上是泥、
木、石、雕、锯的匠人。以上两个同乡团体，前者是同
乡的互谊组织，而后者则是同乡的行业协会。 另一种更具特色的同乡性的行业，也在这时出现在宁波人
聚居的上海滩。裁缝，也就是成衣匠，这也是用沙船带过来的宁波手艺。不过宁波的成衣匠不是一些只会
使用剪刀的寻常工匠，他们有一个特定的名字，叫“红帮裁缝”。
宁波裁缝因为专门给当时被叫做红毛人
的外国人做西装，因此就被称作“红帮裁缝”。据说他们的祖师爷宁波人张尚义，是一个在横渡杭州湾时
翻船的幸存者。这位当年的宁波小裁缝因为抱住了一块破船
板，经过数天的漂泊竟得以到达日本的横滨。在言语不通、满目都是陌生人的异国他乡，他居然凭手艺找
到了自己的职业，为停泊在那里的俄国船员修补西装。心灵
手巧的张尚义很快成了西装裁剪的高手，多年以后，他的儿子张有松回到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西服店
——福昌西服店，并向宁波同乡广为传授手艺。 “红帮裁缝”作为一个群体，最早
是依托上海滩才得以扬名，以后他们的足迹逐渐遍布了大江南北。这些出身卑微的宁波裁缝，成了中国近
代服装改革的先驱，由他们所创造的中国服装史上的很多个
第一，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据史料记载，中国的第一套西服、第一套中山装，甚至第一部西服理论著
作，都是出自宁波人之手。 中山装的设计者王宏卿之子王汝珍
说：孙中山先生提出来了,（袋口）要用笔架形,那个时候我父亲问他,为什么要用笔架形，因为笔架形做
起来比较麻烦啊，圆的做起来简单啊，他说呢，这里有意
义的，什么意义呢？就是我们的革命要用知识分子，等衣裳全部做成以后，孙中山先生来了，（这种款式
）称为国服，具体名字就以中山先生命名就叫“中山服”。
宁波裁缝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垄断
了各地的西服制作业，日后上海南京路上涌现的最有名的西服号，几乎都是宁波人所开。后来的事实证明
，“红帮裁缝”的影响并没有随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而消
失，即使在1949年以后，毛泽东等新中国领导人身上的服装，几乎都是由“红帮裁缝”的传人巧手制作的
。 今天，这个中国东部的城市，仍是名副其实的服装之都，在国产的每十件服装中，就有一件是从这里
生产出来的。
四
随着宁波商人北渡上海，并从上海辐射
到北京、天津、汉口等各大城市，药材商的足迹也如海鸥逐浪般地流向四方。宁波商人经营的著名药铺，
如上海的童涵春、冯存仁、蔡同德，北京的同仁堂、天津的
达仁堂，都是这些城市的药业名店。今天我们仍可以看到这些百年老店的金字招牌，未见丝毫褪色。 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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